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书法艺术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书法艺术

陈平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四川与重庆地区的美术活动，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书法在唐代极为兴盛，本文从巴蜀出生、寓居巴蜀以及摩崖碑刻三个角度，勾勒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书法艺术的基本面貌与主要成就。

关键词:巴蜀；隋唐；美术；书法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类型，有关书法创作、评论、欣赏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重要篇章。中国书法艺术在两汉时期已经取得辉煌成就，不仅独立于绘画成为了单独的艺术门类，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趣味和评价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近四个世纪的发展，书法艺术在唐代达到高峰，人才辈出、杰作涌现，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极具吸引力的一页。唐代书法艺术繁盛的原因是多养的，不仅有当时统治者和社会上层阶级的大力提倡，还有科举选拔对书法的重视。唐人的书法艺术兼具规范与狂放的两极追求，一方面在书法的规范性上接近完美，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楷书为其代表；另一方面又在书法的创造性上竭力探索，以张旭、怀素的狂放草书为其代表。

一、隋唐时期生于巴蜀地区的书法家

由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组成的巴蜀地区自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书法美术活动，巴蜀书法在中国美术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讨论巴蜀地区在唐代书法史上地位有两种视角，第一是生长于巴蜀地区的书家，以武则天、李白为代表，第二是寓居过巴蜀并有创作的书家，以贯休、薛稷为代表。

出生于四川广元的武则天（624—705）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在她杰出的政治才能之外，同样也善于书法。武则天和大多数唐代帝王一样，酷爱书法，在其当政期间，提拔了不少擅长书法的士人，充分显示了唐代王室贵族对书法的热衷程度。武则天存世墨迹较多，除了《长安荐福寺题额》等之外，《升仙太子碑》是她最重要的书法代表作品。《升仙太子碑》用行草写成，碑高6.70米，宽1.55米，共有34行，武则天亲书包括碑额在内的2129字，薛稷题写上下款共33字，全碑总字数2162字。整个作品恢弘大气，独具风采，后世评论者认为这件作品兼具“山林气、书卷气、神仙气和清华气”[ 曾广，《中国妇女书法的一块丰碑——“升仙太子碑”》，《中国书法》，2004年第3期

陈平，男，汉族，籍贯：四川.江油。生于：1981-09，工作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单位省市：四川省绵阳市，单位邮编：621000，职称：副教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绘画、书法创作，教学实践。

]，被誉为中国女子书法的杰出代表。武则天还在保留东晋二王书法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她曾命人收集王氏家族的各类书法作品，用刻板拓印的方法，汇成一帖，后世称为《万岁通天帖》。在保存二王书迹、传播晋代书风方面，《万岁通天帖》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影响，此前人们常用勾摹的方式制帖，万岁通天帖首开刻板拓印制帖的先河，进一步扩大了重要书法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出生于四川绵阳的李白（701—762），不仅是被誉为“诗仙”而彪炳史册的大诗人，同时也是唐代有名的书法家，只不过因为其诗名太显赫，以至于他的书法成就被遮蔽了，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李白擅长楷隶和行草。他师从张旭，书风飘逸洒脱、新鲜秀丽，到宋代都尚有行书作品《太华峰》、《乘兴帖》，草书作品《咏酒诗》、《醉中帖》等流传于世，但可惜其书法作品没能象他的诗作那样保留下来，目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以行草写李白自己的诗作，共有五行25字，全书潇洒随心、笔意连贯，风格兼具雄浑与秀雅，是难得一见的书法佳作，帖前还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题写的“唐李太白上阳台”7字，该帖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李白还留下很多论书法的诗歌，其中以《草书歌行》、《王右军》、《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等为代表。在以怀素为主题的《草书歌行》中，李白用“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等传神的文字，写出怀素的书法创作状态，为后人了解怀素提供给了难得的一手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白所创作的这些论书诗已经成为后世研究唐代书法的宝贵资料。

二、隋唐时期寓居巴蜀地区的书法家

薛稷（649—713），字嗣通，山西省万荣县人，唐代书画家，曾任户部、工部等部尚书，获封晋国公，加太子少保，权重一时。他工于书法绘画，书法方面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称“初唐四大书法家”，《信行禅师碑》是其代表作；绘画方面，薛稷擅长人物、佛像、花鸟，尤其以画鹤闻名于世，有《啄苔鹤图》等作品传世。薛稷尤擅隶书、行书，他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作品“结体遒丽”、“媚好肤肉”，并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薛稷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时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瘦笔对柳公权、赵佶等人均有明显的影响，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薛稷在四川做官时也在川内成都、三台等多地留下墨迹，杜甫在四川三台寓居时曾有《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一诗，内有“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等句，可见薛稷作品在川内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浙江省兰溪市人，唐末五代时期著名画僧、诗僧。他在唐天复间入蜀，被前蜀主王建封为“禅月大师”，赐以紫衣。贯休书法精纯，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均有成就，尤以狂草闻名，时人以为与怀素可比，书风以奇崛著称，人称为“姜体”，其影响力由此可见。可惜的是贯休的书法作品虽然到宋代尚有流传并录入《宣和书谱》，但未能留存至今，不过贯休还有论书法的诗歌《观怀素草书歌》、《辩光大师草书歌》流传于世。

被誉为“楷书四大家”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也曾寓居四川数年，并在四川留下了他的代表作《鲜于氏离堆记》。760年8月，颜真卿被贬为蓬州（四川仪陇）长史，应成都兵曹鲜于昱之请，为其父鲜于仲通写下《鲜于氏离堆记》，宝应元年（762年）刻于新政（今四川南部县）离堆山崖下。该记以楷书写成，书风雄健、笔力深厚，内敛稳重、大气磅礴，已经显示出“颜体”的艺术风格与书写个性，是颜真卿的中年力作。此外，滕昌佑、韦庄、薛涛等唐代著名文人都在四川留下了生活和创作的痕迹。

三、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摩崖碑刻书法

隋代国运不长，没能形成鲜明的书法风格，但隋代的碑刻体现出南北朝时期隶书书风向唐代楷书书风转化的过渡性风格，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重庆奉节的《龙山公墓志碑》是隋代巴蜀地区书法的代表，刻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十二月四日，1859年由奉节县令张尚裕在修筑炮台时发现。该碑石为圆首方趺碑形，楷书写成，碑文13行，每行有20余字，结体严整有度、气度古朴自然，书风融合南北碑体，受到近代诸多书家的关注和赞赏，是隋代碑刻书法的重要作品。四川三台的楷书碑刻《梓州舍利塔下铭》、四川理县的行书崖刻《隋会州通道记》也是隋代巴蜀地区碑刻的代表作品。

唐代碑刻风气大盛，各地留存遗迹均多。成都武侯祠《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四川博物馆《鲜于氏里门碑》、青城山《青城山常道观敕并表》等都是巴蜀地区唐代碑刻的代表作品。现存于成都武侯祠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是国家一级文物，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碑身及碑帽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碑帽有云纹雕饰，碑文由柳公权的兄长柳公绰以楷书写成，共24行，1094字。此碑笔力遒劲、结体严整，历来备受书家喜爱，评价很高。因为此碑文稿由唐代名相裴度撰写、书法出自名家柳公绰、雕刻由名匠鲁建完成，故而人称“三绝碑”。现藏四川博物馆的《鲜于氏里门碑》出土于四川南部，立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碑文作者是韩愈叔父韩云卿，碑文书家是韩秀实，篆额由著名篆书名家李阳冰写成，均为名手。李阳冰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精美工整、刚健流利，享有盛誉。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甚至与李斯并称为“二李”。

现存都江堰青城山天师洞的《青城山常道观敕并表》，碑高112厘米，宽58厘米，刻于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该碑由玄宗皇帝敕书和宜州长史张敬忠的上表两个部分构成，其中正面的敕书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手书，全部文字行书写成，是唐玄宗存世不多的行书碑刻作品（另一行书碑刻为《金仙长公主神道碑》）。碑的阴面是张敬忠的上表文，正书写成，这种双碑合一的形制较为罕见，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案例，被编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现存于四川简阳人民公园内的《韦皋记功碑》也是巴蜀地区的唐代名碑，该碑由唐德宗李适撰文，当时的太子、后来的顺宗李诵书写，立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年），该碑文字现已湮没难辨，现有较为完整的拓片存于北京图书馆。

除前文提到的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之外，理县朴头山有《唐焦淑抗吐蕃摩崖石刻》也很重要，该碑刻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共70字，碑体深厚凝重，碑文雅正端庄，简单记录了时任维州刺史焦淑领军击退吐蕃来犯之敌的事迹，是唐朝和吐蕃在川西北地区一百多年军事冲突过程中唯一的文字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刻在四川乐山大佛侧壁，全文700余字，楷书为主，个别之处偶见行书，显示出成熟的唐代书法风格。

作者简介：

陈平，男，四川绵阳人，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