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构建—以《西厢记》为例

“三纲五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构建—以《西厢记》为例

夏添

云南师范大学650500

摘要：“三纲五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处处可见，可以说是大部分故事的背景和基础。诚然，“三纲五常”中有我们要批判的部分，例如过于极端的“三纲”，但“五常”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和发扬。本文以《西厢记》为例，深度剖析“三纲五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构建。

在古代中国，男性地位一直高于女性，此男尊女卑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周朝(1050 a.C. -256 a.C)。《周易》中写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2013: 410)。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分支程朱理学出现于宋朝，并于之后的朝代不断发展且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程朱理学对于封建时期中国的重要性就如同基督教对于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一样。它的核心主张就是三纲五常，可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在家庭中妻子永远要服从于丈夫。这三条严格的准则甚至对皇家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民众的基本社会准则。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性善说”，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 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西厢记》诞生于元朝社会历史和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在文章结构和风格上颇具特色。它讲述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张生和莺莺这两个年轻人秘密维持着爱情，在还未取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就发生了关系。通过丫鬟红娘的帮助，两人最终在男主状元及第后顺利成婚。从《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女主莺莺的身上有着多重来自于封建礼教的枷锁。

从“三纲五常”发展出来的对女子的漠视页显而易见。在《尚书》中，后周武王抨击商纣王，“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在《诗经》中同样也有类似的将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女人的言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孔子也把女性和小人相提并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则怨”。因此，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不论哪个朝代有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来保证男性对女性有绝对的控制权。即便是在相对进步和开放的唐朝，也撰写了不少规章细数女性应有的行为举止，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唐朝著名的女才子宋若莘和宋若昭合著《女论语》。书中第一章就规定了：凡為女子，先學立身。且罗列了各种女性应有的仪态：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 喜莫大笑，怒莫高聲。莫窺外壁，莫出外庭 (Song, 2012: 101)。

《西厢记》中，莺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张生在普救寺初见莺莺，就被她的仪态所虏获：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I，p.10）

就如同唐代宋若莘所著，宋若昭作解的《女论语》中规定的一样：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

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

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

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可以看出，莺莺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女论语》中的要求，她深居简出，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似乎都按照模板来进行。

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侍女，从小耳濡目染，也对“三纲五常”熟稔于心。张生初见红娘时，就对她印象深刻。红娘的刻画不论在外貌还是行为举止上都十分讨喜。红娘第一次出场，作者通过张生的赞美来描绘她“大人家舉止端詳，全沒那半點輕狂。大師行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得當。”(I, p. 18).她首次登场所展现的端庄和优雅立刻俘获了读者。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红娘批评张生询问有关莺莺的信息以及劝他放弃接近莺莺的想法：

先生是讀書君子，孟子曰：“男主授受不親，禮也。”君子“瓜田不納履，李 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俺夫 人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内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 入中堂。向日鶯鶯潛出閨房，夫人窺之，召立鶯鶯於庭下，責之曰：“汝為女 子，告而出閨門，倘遇游客小僧私視，豈不自恥。”鶯謝而言曰：“今當改過從 新，毋敢再犯。”是他親女，尚然如此：何況以下侍妾乎？先生習先王之道， 尊 周公之礼，不干已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決 無干休。今後得問的問，不得問的休胡說！(I, p.20)

红娘引用孟子的话开头，之后继续用汉代《古君子行》里的一行诗和孔子的一句警言来劝谏张生，这些引用都是为了突出君子应有的符合“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德行和举止。在列出如此之多权威的论据之后，他提醒张生郑夫人的严厉，用莺莺和她母亲之间的小插曲为例，警醒和规劝张生不要再试图说这样的言论了。

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女在长辈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恭顺。例如红娘向张生讲述郑夫人批评莺莺行为不妥，莺莺立刻答道：“今當改过从新，毋敢再犯”。丝毫没有表现出抵触的情绪。

然而事实上，莺莺对于母亲无时无刻的监视，是愤懑的，而她也只能在红娘面前偶尔抱怨。她对于崔府目前唯一的家长郑夫人表现出的是无条件的服从，对母亲的惧怕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第一本第三折中，莺莺思索着自言自语道“老夫人着紅娘問長老去了，這小賤人不來我行回話。(I, p.30) 在之后的篇章中莺莺再次重复了这个称谓。当红娘悄悄地将张生的信递给莺莺，莺莺不但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斥责红娘的行为，仅仅是为了不丢失她体面且骄傲的大小姐形象： “小賤人，這東西那裹將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这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曾慣 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个小賤人下截来”。(III，p. 104). 红娘听罢，立刻反驳道：“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III, P. 107-08) 听闻红娘要去向郑夫人揭发她和张生的关系，一向高傲的莺莺居然立刻陪笑脸，一口一个“好姐姐”地称呼红娘。

当郑夫人最终怀疑莺莺和张生已经发生关系时，莺莺顿时慌了神，丝毫没有表现出要为了爱情而抗争的勇气。为了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莺莺和张生接受了郑夫人所提的条件，这也是将这段不被接受的爱情关系进行转变的最好的办法。但当张生准备要进京赶考时，莺莺却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并不在乎能够做状元夫人，因为在爱情面前，其他都是“蝸角虛名，蠅頭微利” (IV, p. 153)。“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个并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IV, p. 152).，并不忘提醒，“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IV, p. 153).

我们不难看出，莺莺其实从头到尾都有自己的想法。从一开始她抱怨母亲对她看管得过于严格到最后她认为并不像张生进京赶考，只想和他长相思守，但这些想法她从未敢在郑夫人面前表露，甚至没有一点想要争取的想法。这就是因为“父为子纲”是莺莺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现在父亲不在了，母亲就是家族中最具权威的家长，不可忤逆。

《西厢记》中刻画的张生、莺莺乃至红娘，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德，因此不觉让读者新生好感，而作品中另一个理应儒雅的人物，却因违背了“仁义礼智信”而让读者厌恶。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处处体现了莺莺和红娘对郑恒的反感。在第一本第三折中，红娘明明已经知道莺莺早已许配给了郑恒，她还是表明了莺莺能够寻得一个好夫婿的期望，而莺莺也深以为然，并对着菩萨许愿：“心中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兩拜中“。(I,) 郑恒直到最后一本的第三折才出场，他欺骗莺莺说张生已经娶了京城高官家的小姐。接着王实甫通过郑恒和红娘的对话刻画了一个令人反感的形象。虽然郑恒来自于官宦之家，但口才却远不如红娘，他甚至还用了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十分粗鄙的词汇：“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个伴儅，抬上轎子，到下處脱了衣裳，趕將來還你一个婆娘。”(V, p.) 从红娘将郑恒与张生对比的一连串话语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红娘对这个不知礼义廉耻的伪君子的不屑和厌恶：

枉腌了他金屋銀屏，枉污了他錦衾繡裀。枉蠢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 香，枉村了他殢雨尤雲。(V, p.179)

[...] 清者為乾，濁者為坤，[...] 君瑞是君子清賢，鄭恒是小人濁民。(V, pp. 179-80). 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V, p. 180). 他憑師友君子務本，你倚父兄仗勢欺人。齏鹽日月不嫌貧，治百姓新民、傳聞。 這廝喬議論，有向順。(V, p. 181).

首先，作为莺莺的未婚夫，郑恒在崔府遇难时并没有出现；当得知张生状元及第之后，为了破坏他们的婚事，故意编造张生已经另娶他人的消息，毫不顾忌礼义廉耻；最后，在被红娘戳破谎言之后，大发雷霆，满嘴胡诌，完全没有一个大家公子的气度和担当。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在郑恒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体现。他简直是“三纲无常”的反面教材。

《西厢记》中虽赞美了爱情的美好，也赞叹男女主为了冲破封建枷锁的行为，但同时通过作者的笔触也赞美了履行“仁义礼智信”的人物。“三纲五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处处可见，可以说是大部分故事的背景和基础，诚然，“三纲五常”中有我们要批判的部分，例如过于极端的“三纲“，但“五常”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王实甫，《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西厢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0.

3. 周贻白,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