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

樊旭东

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一直以来，我国的基层社会有其独特的生态面貌，由于经济、文化等多种限制因素，法治资源远远不足。而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增长，如何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一个重大命题。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根植中华文明的本土法治资源，在对基层社会的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与新时代治理理念紧紧契合。这是一条经过了现实检验的路径，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乡土文化

一、“枫桥经验”概述

“枫桥经验”既包括上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在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而形成的经验和有效做法，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枫桥镇及各地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的枫桥新经验。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沿已经逐渐拓展成为在社会治安、基层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一种具有“枫桥经验”特质的综合性社会治理经验。

“枫桥经验”的优势包括以下方面：

1. 发动群众，促进人民共治共享。要建立共治共享的公民社会，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公民社会需要更多的人民参与到社会事务之中，而非单纯作为被管理的客体。而“枫桥经验”依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既降低了治理难度，也提高了人民的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2. 植根基层社会，效率更高。当前，基层治理工作艰巨复杂，又存在任务重、人员少的问题，所以仅靠少量的编制人员是难以高效处理问题的。而“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都植根于基层社会，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够更大的调动法治资源，能实现更加高效的进行社会治理。

3.党的正确领导。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始终以党为主要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以足够的毅力与耐心，完善各项工作，逐步提高基层建设水平。“枫桥经验”的推广能使得党在基层社会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基层建设各项的顺利进行。

4.源头治理。“枫桥经验”始终强调要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即“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及时发现并解决矛盾，使矛盾纠纷在萌芽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化解，从而防止矛盾的不断激化，使治理成本最小化。

二、基层社会治理与“枫桥经验”的关系

（一）“枫桥经验”诞生于基层治理

“枫桥经验”诞生于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诞生于基层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基层治理经验。基层的本土法治文化传统催生了“枫桥经验”的诞生。我国基层社会的运行常态就有自己的自治性，在几千年来的传统中，民众有着传统的“厌诉”、“息诉”文化，对于纠纷与矛盾更加倾向于调解与民主协商。在我国价值传统中，隐含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内涵，凡事讲以理服人、秩序当先。通过追求实体正义，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因此“枫桥经验”有深厚的基层治理基础。

（二）“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创新发展

“枫桥经验”是植根于我国国情创新发展中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稀少的案源和低廉的费用让基层社区的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经济发展不如大城市，文化素质还不够高，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这导致基层社会的法治资源远远不足，而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增长，“枫桥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单一、片面的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规范秩序、应对风险的管理方式。而社会治理强调的则是政府、社会团体、群众上下互动，多方协同，各社会主体平等参与平衡各方利益，依法实现对社会事务的规范、管理最终实现化解矛盾、社会进步、减缩代价的目标。可见社会治理是是一种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前者是“断面式”的治标不治本，而后者则是全方位的既治标又治本。这种社会实践就促进了“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

三、“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无法建立在移植西方国家法律的基础上，而是必须吸收其“本土资源”，也就是中国历史和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那些非正式法律制度。“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立足于我国国情，是我国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宝贵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资源。在中央提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背景下，立足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有着深远意义。我们应当对这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探索，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水平。对此，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

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依靠群众，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艰巨复杂，而基层又存在人员少的问题。所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想做得更好，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携手共建共治共享和谐社会。另一方面，一切为了群众。要切实关注人民利益，关注民情，改善民生，一切群众的事情都要认真对待。要深刻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提高群众的社会积极性，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运用科技，与时俱进

在现代社会，应当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利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成功开发应用的科技手段，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例如，在基层社区治安防控这个重要方面，应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应用到对违法犯罪、危险事态的预警预防上，使老百姓出入放心，生活安心。

（三）大力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1.加强自治建设。我国具有实行多年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且有着悠久的小共同体自治传统，这些丰富的本土资源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紧密依靠当地群众进行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在实践中，需要落实基层民主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抓好这一基层治理的根本要点，推动村规民约的制定，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建设。

2.加强德治建设。德治是通过道德教化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实现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的一种治理方式，它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和灵魂。通过有效的核心价值观认同、优秀文化的感染和道德教化能取得比法律更好的治理效果。

3.加强法治建设。自治、德治的基础是法治，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健全法治作保障。要引导民众遵法守法，信法用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切实推动法律服务下沉，为基层自治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法治实施和法治监督等法治体系，使基层各项公共事务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四）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1.党组织建设。“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是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目前，基层党组织面临军心涣散、积极性不强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思想、组织、作风等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工作，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2.政府基层组织建设。政府基层组织目前存在着人员少、任务重、素质不高、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对此应当增加基层社区投入，适当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待遇；以及加强政策补助，让更多优秀人才投入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此外还可适当增加有关职能单位的社会工作者与基层社区建设合作，增强社区的治理能力。

3.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基层社会治理事务繁杂，仅靠政府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工作，针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缺乏专业性社会组织的问题，可通过指导和培训进行培育孵化。在资金扶持上，可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金额的公益创投基金。在技术服务上，可帮助建立公益资源网络。在人才建设上，应不断建立完善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各类激励制度，使更多的专业人才积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四、结语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依法治国不仅是“法律之治”而是“良法善治”。面对情况复杂而有缺少法律服务的基层社区，我们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治理模式。良法善治应当是兼顾情、理、法，综合采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社会规范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而“枫桥经验”能做到让群众满意，统筹协调、妥善地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是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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