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红色音乐家”聂耳——左翼音乐运动与救亡歌咏的开拓者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红色音乐家”聂耳——左翼音乐运动与救亡歌咏的开拓者

  ,魏,艳[1]陈少武[2]

 1.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2.辽宁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2

摘  要：聂耳是中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家，左翼音乐运动的先驱，其在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聂耳通过组织“新音乐研究会”等革命音乐社团，参与左翼电影和进步戏剧活动，探索并创作了革命歌曲，这些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众性，在抗日战争时代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聂耳的音乐活动及音乐创作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红色音乐家 聂耳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左翼音乐运动 救亡歌咏

聂耳（1912-1935）是中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家，左翼音乐运动的先驱，开创了革命群众歌曲，被誉为“人民音乐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聂耳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聂耳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实践活动相互影响，在探索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聂耳为左翼电影和进步戏剧配乐和创作歌曲，他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以及《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以较高的艺术水准及鲜明的时代主题和大众风格，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聂耳的歌曲广泛流传，发挥了宣传抗战和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对我国音乐创作和音乐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表现出极强的艺术生命力。

一、聂耳与左翼音乐运动

聂耳生于云南昆明，幼年便展现出了较高的音乐天赋，曾担任求实小学乐队指挥，能够演奏三弦、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中学时代，聂耳思想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热衷于参加各项文艺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为了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聂耳甚至加入地方军队成为一名学生军。由于同情革命者，受到云南反动当局的注意，后被迫离开故乡云南到上海工作。

1930年，聂耳来到上海，在一家杂货店担任职员。他关心革命形势和民族命运，加入“反帝大同盟”，这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经常组织一些反帝爱国进步活动。1931年，失业后的聂耳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看到“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的招生广告，这所由音乐家黎锦晖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合办的学校，主要培养电影歌舞人才，聂耳以他较好的音乐基础，考入这个“歌舞班”并担任乐队小提琴手，从此，聂耳开启了电影艺术和较为专业的音乐学习。聂耳跟随黎锦晖学习歌曲创作，跟随歌舞班的小提琴手学习小提琴，异常刻苦地练习小提琴演奏。多才多艺的聂耳，是各种联欢活动的明星，他善于模仿和表演，被誉为“聂耳博士”。歌舞学校的生活使聂耳一度关注“个人艺术”和成为专业音乐家的理想，与此同时，酷爱思考的聂耳在日记中记录着提高思想觉悟的过程及其重要性。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的命运进入历史重要关头，抗战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也激发了聂耳巨大的爱国热情，不断推动他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察、思考和觉悟。这一时期，聂耳与左翼戏剧家田汉结识，参加了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开始思考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化。因对反对黎锦晖的商业歌舞音乐，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撰写和发表了几篇文艺短论，在《中国歌舞短论》中，聂耳尖锐地批判了黎锦晖及其成人歌舞音乐，受到了歌舞班同仁的排挤，导致他不得不脱离“明月歌舞剧社”。此后，他选择到北平发展。

聂耳是北平左翼音乐组织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1932年10月,聂耳到达北平后，在同乡好友张天虚、陆万美等影响下，开始参加北平左翼文艺活动，认识了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许可等人。在北平戏剧界，聂耳受邀为《戏剧新闻》、《戏剧与电影》等写稿，参加剧联的排练和演出活动。此后，因为专业能力突出，聂耳在参与筹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成立后，组织了一些群众音乐活动和进步音乐演出。聂耳参与了“芭莉芭剧社”在清华大学礼堂的演出，以及抗议日本侵略东北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集会等。在北平左联的文艺活动为聂耳此后的革命音乐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北平漂泊数月，考虑到上海的艺术环境更为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聂耳决定重返上海。在艺术界的好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聂耳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工作，兼管服装等“剧务”，在左翼剧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3年春,经田汉、夏衍等人介绍,聂耳在联华公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聂耳与田汉也开始了艺术创作上的合作。在左翼剧联领导人田汉发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之后，以聂耳为首，加入了该社下设的“音乐小组”，主要成员还有任光、安娥、张曙等人，这个具有左翼音乐性质的音乐社团，主要的活动是了解和学习苏联革命歌曲，在这些歌曲没有广泛传入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来学习。同一时期，聂耳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以进一步探索和创造出更多具备时代性、大众性的音乐作品。1934年,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内成立了一个音乐小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这是聂耳参与和组织的又一个左翼音乐社团，随着左翼电影戏剧活动的开展，这个

音乐小组开始通过创作左翼电影歌曲传播进步思想。上述几个音乐社团的主要成员基本相近，聂耳是其中的组织者或主要成员。[1]

这一时期，聂耳积极投身革命文艺工作，通过组建和参与“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进步音乐社团，探讨革命化、大众化的新音乐，开始为左翼电影创作配乐作曲，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等。1934年，聂耳进入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担任音乐部副主任，这一年是他的“音乐年”[2]，音乐作品高产丰富。聂耳为多部左翼电影、戏剧创作了《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此外，聂耳利用在唱片公司的便利条件，录制了一些音乐唱片。成立“森森国乐队”，创编和指挥演出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乐合奏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依托百代公司这个媒介和平台，聂耳在推广左翼电影歌曲和进步音乐方面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他和任光主持举办“ 百代新声会” , 播放和推广新录制的进步歌曲唱片，聂耳还组织了“联华声乐团”、“电通歌咏队”等歌咏团体，演唱左翼电影歌曲[3]。

作为左翼音乐的开拓者，聂耳通过发表音乐评论文章，肯定了大众化新音乐及其发展前途，为革命音乐指明了方向。[4]1935年１月，聂耳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了综合性的音乐评论《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他对任光开创的第一首无产阶级歌曲《渔光曲》，以及一系列左翼电影歌曲进行了高度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主的沿海城市音乐文化，充斥着低俗的成人歌舞音乐和爱情歌曲，这些庸俗的市民艺术潮流，受到文化界的抵制和批评。对此，聂耳明确地指出，左翼电影歌曲的产生，预示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他坚信，具有时代性、大众性的“新音乐”将继续发展，当时其他低俗的流行歌曲，即将走向末路。

1935年，聂耳的歌曲通过电影和唱片、歌咏活动等方式传播，迅速传遍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迫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聂耳东渡日本，准备赴苏联深造。被迫离开上海后，聂耳在日本继续修订了《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歌曲。1935年7月，聂耳在神奈川县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英年早逝。

二、聂耳的音乐创作

聂耳的音乐创作主要与他开展左翼音乐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参与和发起“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音乐组织，为进步电影、戏曲创作了大量的电影配乐、插曲与主题歌，对中国大众歌曲和革命歌曲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在音乐体裁上包含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等。

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塑造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聂耳为左翼电影《母性之光》创作的《开矿歌》，旋律激昂慷慨，形象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气质，开创了我国工人歌曲和革命歌曲的先声。聂耳又创作了一系列的工人题材歌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这些工人歌曲，节奏分明，音乐形象生动，蕴涵着一种自信自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气质和抗争精神。通过这些歌曲，聂耳开创性地塑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形象，以及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时代使命。

群众歌曲是聂耳音乐创作中最有影响的部分。聂耳的群众歌曲在题材上反映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体现我国抗日战争的时代内涵，歌曲多采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结构精炼，旋律铿锵有力，朴素明朗，充满了革命战斗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群众音乐基础较为薄弱，聂耳创作的群众歌曲音乐语言简洁质朴，曲调流畅易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各类演出、群众歌咏和集会中，《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群众歌曲都是必唱曲目，发挥了宣传抗战、鼓舞人心、锻造民族魂的重要作用。《义勇军进行曲》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写于1935年，是为电影《风云儿女》所做的主题曲，词作者田汉。它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发出齐心抗敌的号召，歌曲随着电影播放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甚至传播到至偏远的山村，奏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强音。[5]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6]

抒情歌曲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多为社会底层的女性题材，旋律优美抒情。《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塑造了不同社会职业女性的形象，歌词采用第一人称，音乐具有很强的倾诉性和叙事性，感情真挚、旋律动人，赋予了不同的抒情风格。《梅娘曲》音乐细腻，结构富有逻辑性，塑造了知识女性丰富的情感世界；《塞外村女》吸收了民间歌曲音调，风格朴实；《铁蹄下的歌女》较多的使用了具有民歌风格的装饰音，表达了歌女的哀怨悱恻和愤恨不平。在这些女性题材的歌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蹄下的歌女》。它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歌曲主题突出，旋律富于歌唱性，节奏变化丰富，音乐性格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生动地刻画了歌女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戏剧性，至今仍发挥着极大的艺术魅力和历史回响。

聂耳在儿童歌曲创作上也取得了成就。大家耳熟能详的《卖报歌》就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儿童歌曲，由安娥作词。歌曲中描写的小报童也是聂耳生活中熟悉的孩子，歌曲采用符合儿童身份特点的音乐语言，通俗直白，成功地塑造了报童天真、活泼、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精神。除了这首儿歌以外，聂耳还创作了许多儿童歌曲，如《小野猫》、《雪花飞》 、《牧羊女》等。这些歌曲节奏活泼明快，旋律舒畅，篇幅短小，音乐朴实自然、亲切动人。

三、聂耳音乐创作的艺术特点

聂耳的歌曲创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革命性和群众性，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现实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工人、学生、歌女、报童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形象，抒发了他们对民族危亡的关心及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

聂耳开创了群众歌曲体裁，它成为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歌曲形式。聂耳的群众歌曲以反映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为题材，结构精炼，情绪激昂，风格明朗，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时代风格。《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歌曲体现了聂耳的歌曲在音乐结构上的创新，它们不再以方整性的歌曲结构为原则，而是吸收了外国歌曲的音乐手法，以短小动机或乐句作为核心音调贯穿发展，音乐富于动力性，形式和内涵结合完美。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聂耳的群众歌曲作为优秀的革命歌曲广泛传唱，产生了宣传抗战、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

在继承中外优秀音乐传统基础上,聂耳能够结合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受，在艺术构思上大胆创新。聂耳善于吸收民间音乐曲调，借鉴外国革命歌曲元素，《大路歌》、《打长江》等吸取了劳动号子的曲调；《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借鉴了外国革命音乐手法；《码头工人》、《新女性》是聂耳直接从生活体验、艺术把握和音乐呈现中综合创造出来的，它们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不可多得的红色音乐经典作品。

聂耳善于观察生活并总结凝练成符合音乐形象的音乐语言，他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抗争、愤怒、呐喊等情绪情感，通过音乐艺术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由此形成独具个性和富于时代气息的歌曲，这使得他的歌曲在形式上更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对外国音调和音乐手法进行了重新创造和发展。西方音乐一般采用的大小调七声音阶,其中，大调较为明朗乐观,小调暗淡忧伤。聂耳能够自由运用大小调音乐语言，《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运用大调音调，坚定、明朗。抒情歌曲等大调性音调的作品,创造性地修饰以小调，音乐表现丰富细腻，艺术效果动人。例如，《梅娘曲》以大调为主，但结尾部分适度揉进了小调性音调，歌曲优美感人。

结语

综上所述，聂耳成长于革命年代，开创了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革命音乐艺术。在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下，聂耳关心民族命运，努力学习进步文艺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引导，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红色音乐家。聂耳是第一个为无产阶级工人谱写歌曲的音乐家。[7]聂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文艺为武器，开创了革命音乐形式，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顽强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时代和音乐天赋，以及聂耳努力和选择，共同造就了革命音乐家聂耳。聂耳被誉为名副其实的“人民音乐家”，他的音乐活动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为人民”而进行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推动下，聂耳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成功地塑造了工人、学生、歌女、报童等，抒发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压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聂耳音乐作品中的这些形象塑造，是对抗战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如果说，赵元任的艺术歌曲体现了中国“五四”时期知识青年所追求的“个性解放”[8]，聂耳的群众歌曲所体现的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劳动群众和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聂耳的音乐创作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善于借鉴民族音乐素材与外国革命音乐语言，创新音乐艺术形式。聂耳的音乐奏响了“左翼音乐运动”的号角，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开拓了我国革命音乐的正确方向，对我国音乐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韩东.聂耳音乐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透视[J].艺术研究，2019(03):46-47.

[2]刘再生.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聂耳的歌曲创作[J].中国音乐教育，2014(03):54-56.

[3]向延生.时代的先驱民族的呐喊——纪念左翼音乐运动七十周年[J].人民音乐，2004(02):16-20.

[4]陈岳琴，车荔.聂耳对我国音乐的贡献[J].民族音乐，2014(03):11-13.

[5]许凤，朱天纬.聂耳的电影音乐创作[J].人民音乐，2012(09):50-53.

[6]刘守华.《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到国歌的漫长之路[J].档案春秋，2013(10):10-13.

[7]汪毓和.如何正确认识、评价聂耳及其音乐创作[J].民族音乐，2006(06):11-14.

[8]肖玥.赵元任声乐作品的民族性探讨[J].黄河之声，2017(04):1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救亡歌咏运动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意义研究”（项目编号：L19BJW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1.魏 艳（1974—），女，四川宜宾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2.陈少武（1983—），男，福建漳州人，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