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的匹配与地方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的匹配与地方经济增长

周奕彤

（中南大学商学院 410006）

摘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学界并没有什么争议，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便于根据战略规划进行宏观调控。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分权被发现对经济有抑制作用，而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不仅对经济规模的增长有推动作用，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有裨益，而且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金融分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则相对复杂，中央显性的集权有效遏制了地方性风险的累积，无论对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质量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对金融分权的匹配与地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地方经济增长

引言

在已有基础上概括性提出：金融分权是不同层级政府间和政府与地方间就金融资源的分配权和控制权进行划分的一系列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安排。并将其划分为金融分权Ⅰ和金融分权Ⅱ两个维度。较于财政分权，有关金融分权的研究明显滞后。在中央—地方的权力博弈中，我国大致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制搭配。财政分权的内在逻辑是：地方政府在管理当地事务方面具有信息优势，如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了解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从而提供相应服务等。

1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

1.1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的机制

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被普遍认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予以财政补助也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方式。财政权力主要体现为财权和事权，分税制改革后形成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态势，导致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官员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会将“攫取之手”伸向财政预算外的经济资源，而这正是近年地方债务激增和土地财政化等现象的背后原因。债务激增会增加信用风险，而土地财政化则将政府与房地产行业高度绑定，造成房市泡沫的同时，也承担着泡沫破裂导致的一损俱损的风险。

1.2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的机制

金融分权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相对复杂，一方面金融分权过高会导致通胀和经济过热，加大宏观经济波动，也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分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通过提高银行制度的绩效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2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匹配与经济增长

分权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争夺更多资金资源以促进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资源在央地间分配相对固定，地方政府需设法从预算外寻求更多金融资源，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说财政和金融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互补作用，地方财政与金融分权的匹配关系，则可能影响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纵向与中央政府竞争，形成金融分权Ⅰ，横向与市场竞争，形成金融分权Ⅱ，金融资源于横纵之间的搭配关系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同样值得探讨。

2.1金融分权Ⅰ与财政分权匹配影响经济的机制

“金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自已（金融压抑）承担着某些财政功能”，这句话揭示了中国式分权下金融分权与财政分权的根本关系。面对“分税制”导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地方政府借债、土地财政等行为酝酿了金融风险。一种解决思路是硬化预算约束，禁止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卖地求财，完全靠中央转移支付解决财事权不匹配问题，但事实证明行不通。

2.2金融分权Ⅰ与金融分权Ⅱ匹配影响经济的机制

金融资源丰富或匮乏时分别该如何配置？是交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金融分权Ⅰ和分权Ⅱ的匹配即反映上述问题。高匹配度下，金融资源丰富由市场主导，或是金融资源匮乏由政府主导。市场主导配置金融资源是把双刃剑，高回报与高风险共存，在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资金需求也往往比较旺盛，在监管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成交容易野蛮生长，此时由市场主导配置则更可能偏向积累金融风险，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而当金融资源相对匮乏时，政府能利用的金融资源有限，难以通过投资推动国有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地方政府可能会寻求发债、土地招租等方式缓解眼下财政危机而忽略潜在风险。

3在大量微观层面的研究

发现目标的制定通过优化资源投放、激励个体提高技能等途径，进而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产生较为显著的作用。沿此逻辑，政府所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应当会映射于微观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层面。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简单地套用微观主体的目标管理行为至国家层面，是否可能会引致变量偏误？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进程中，其政治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激励体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4中观层面讨论

近年来囿于产业结构欠优化等问题，国内出现虚拟与实体经济失衡现象，实体经济融资饥渴无法破解，而资金大量涌入收益相对较高的金融部门，提升了金融系统性风险。而基于更为微观的视角，可以发现企业金融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使得非金融企业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领域，企业将逐渐偏离主营业务，进而引致“空心化”。不少学者对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秉持批判态度，指出需要积极治理过度金融化。那么，势必需要探讨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是什么，这其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助推了企业金融化？厘清这些问题都显得尤为必要。

5目标制定方面

中国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国外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地方政府激励结构，中国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在具体政策实施上与西方国家相比别具特色。因此，为更好解读可能存在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有必要将地方政府激励结构纳入考量。当前已有的文献对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在晋升中处于较为有利地位，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在任期内尽可能提高辖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难推论，官员激励机制将对当地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和辖区企业生产产生影响。二是考虑地方政府的干预，根据地方政府干预程度不同，其对地区经济和企业发展产生作用的程度亦会有所差异。三是将地方政府运作效率纳入考量。不同运作效率的地方政府，其对企业金融化可能产生抑制或者助推的差异化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后续部分，将从以上三个方向出发，创新性地审视政府激励结构如何对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系产生影响，并为理解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多管齐下有针对性地缓解非国有、高科技和小规模企业的信贷约束，激发其经营活力，以期更好治理其过度短期金融化的现象。

结束语

我国地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不同地区间市场化进程差异较大，地方政府政策对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也较大。地方政府设定地区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投资驱动方式实现既定目标的完成，对不同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不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推动地区资源配置，影响企业投资，要实现这一路径完成政策目标，依赖于一系列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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