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下基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新时期下基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李婧源,俞,悦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环境宣传教育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性工作。随着广大群众生态文明意识的持续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当前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而基层环境宣传教育部门是环境宣传工作的最前沿，距离群众最近，做好基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基于此，本文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 新时期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总结分析，重点对做好新时期经开区环境宣传教育的对策与建议进行了思考与阐述，以便更好地开展基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关键词：经开区；环境宣传教育；机遇与挑战；对策与建议

1 当前经开区环境宣传教育的现状

处于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大背景下，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为指导，大力推动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近年来，经开区充分利用报纸、网络、有线广播电视融媒体，做好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发布生态环境保护重要信息，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生态文化宣传、环保法律教育等活动，努力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掀起“六五”环境日宣传新高潮，走进企业、学校和社区，生态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实现了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新突破。

2 新时期下环境宣传教育的新机遇

作为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担负着凝聚共识、引导动员、助力发展的重任，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事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在顶层设计上为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明确了道路、指明了方向[2]。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保法》中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从而在国家法律层面较明确指出了政府部门在环境宣传教育中的工作职责和要求。

正如中国环保泰斗曲格平同志所言：“我国的环境保护靠宣传起家，今后还要靠环境宣传去发展。”[3]随着顶层设计的健全，环保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同时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都对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因此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迎来了最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挑战。

3 当前经开区环境宣传教育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经开区坚决贯彻上级部门决策部署，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强化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持续推进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新媒体宣传，广泛动员公众参与，传播生态价值理念。例行新闻发布、六五环境日宣传、环保设施开放、新媒体建设等制度和平台从无到有，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经开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做法、经验及其意义和成效不言而喻，但是工作方式、范围、路径、效果还值得反思和改进，目前还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环境宣教存在组织障碍。

目前，经开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主要依托区内生态环境分局，由2名工作人员兼职负责宣教工作，纵向上受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指导、布置工作，下衔接各街道办事处；横向上与区内组织宣传部门、社会事业、经济发展等部门保持合作。一方面，经开区基本没有与政府以外的环境宣传教育组织载体建立起联系交流，也未和本地环境公益组织进行过互动，导致在组织开展大型环保宣传活动时难以形成合力，影响活动受众面积的扩大和活动质量的提高，没有形成社会各种组织人人参与环境宣传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资金配备不足则是环保宣传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目前环保宣传工作并没有专项经费，而是根据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从其他费用当中划拨，予以定向补助。根据目前财政情况，经费十分紧缺，根本无法达到《全国环保系统环境宣传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标准》中东部地区县级市和县不低于30万元的专项经费基本保障标准。

3.2 环境宣传阵地建设效果不佳。

为了做好环境宣教工作，经开区在市区级及省级、国家级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平台等多个宣传载体上实时更新生态环境信息、宣发本地生态环境亮点工作和创新做法。但是，对不同的宣传载体，宣传内容上没有侧重点，没有考虑受众的阅读体验，极大影响宣传效果。例如，微信平台是目前各类媒体载体里最能扩大宣传覆盖面的，人们愿意选择长期接受一个公众号推送信息的原因是信息受用，当推送的信息有趣、有用，也就是能够触动到人们的情感体验，那么信息输入就会变得容易，因此公众号选择推送生态环境部门工作动态的信息的意义不大，群众不会想去了解与自己无关的内容。反之，微信平台推送的信息应该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培育公民环境意识和环保行为的，或者是有趣好玩的环保知识、环保热点，生态环境部门工作动态大可以放在局务网等官方网站中，便于上级部门、相关单位查阅工作的最新动态，也方便群众查询相关事项。

再如，“六·五”世界环境日是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宣传活动的高潮部分，但是通过总结发现，经开区组织开展的活动，或是在公众场所设立宣传板、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或是举办演讲比赛、绘画比赛，或是组织文艺活动，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发表讲话。这些活动形式单一，缺乏新意，没有开发更丰富、更有内涵、更富有绿色文化底蕴的宣传教育活动形式。在内容上，很多信息停留在过去那种简单地讲述环保知识、发布环境质量、讨论汇报话题的教化式观念上，内容死板、宣传资料过于学术化、公众难以理解。

3.3 公众参与积极性较差。

这是当前经开区组织在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走访调研了解到，居民在谈论了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途径时，提到最多的是通过生态环境部门、街道、社区举办的宣传活动以及网络、报刊、电视、公益海报等媒体，几乎没有人提到相关部门组织的公益活动（如：参观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等），这表明了经开区居民在树立环保意识上仍然处于较被动的地位。

与公民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包括生态文明学校、环保示范企业、生态文明示范社区等）的主要目的，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宣传基地，让环境宣教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营造全方位环境宣教的大格局。但是，目前创建工作的一般开展程序是“申报-检查-授牌”，根据创建标准判断是否符合创建条件，再予以命名授牌，申报单位常常是在迎检前突击做好准备工作，临时宣传布置、炮制档案材料、汇报天花乱坠，其实检查者也都心照不宣，但根据创建指标确实符合标准，而且大部分存在这种投机取巧的形式主义现象，法不责众，也就只能无奈地通过检查，授牌了事。申报单位大部分受政绩性和利益性驱使，真正能够实现创建指标，立志于环境保护，能做到长期长效开展环境宣教的只有极少的数量，所以通过生态文明创建活动达到长效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

4 做好新时期基层环境宣传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4.1 加快环境宣教理念的转变是重点

近年来，公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呼声和诉求越来越高，环境质量的好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部门责任越来越大，环境监管、环境监测、环境审批、环境治理、污染减排等工作任务越来越重，特别是基层政府部门，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和压力，工作任务无比艰巨。在政治性任务的刺激下，领导对作为起家本领的环境宣教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是导致基层环境宣教工作滞后的重要原因。对此，亟需推进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环境理念的转变。例如，定时组织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生态环境培训课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环保大国及其他先进省份的环保宣教工作经验、成效作为内容进行宣传，提高地方主要领导推进环保工作的认识与决心，同时拓宽地方主要领导的执政思路。

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发挥环保宣教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使工作人员了解开展环保工作，特别是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对地方环境作出的贡献，既为地方民众谋求了福利，更是完善了自身所处环境。只有环保工作人员主动发挥能动性，将好奇心、求知欲、敬业力都倾注于环境宣教工作上，真正花大精力做实、做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公民环境意识才有不断提高的希望。

4.2 坚持做大做强品牌项目

一是创新环境宣传教育的形式和渠道。一方面，由于环境保护宣传对象有多层次、广泛化的特点，客观上就要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形式必须坚持多样性。必须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人群，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形式，既要有针对各级党政干部、环保工作者、各有关部门、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学生等层次人员的环境保护知识和环保法规教育培训，又要有针对全社会的以广播电视宣传媒体为手段的宣传形式。既要有文字图片等传统的宣传手段，又要有音像多媒体等现代化宣传手段。可以采取开办专栏、印发宣传手册，环保知识咨询、利用世界环境日走上街头设立宣传点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思想解放，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方式也应当及时更新，在宣传方面增加新意，采取创新性的宣传方式，多开展公众感兴趣的活动，吸引公众注意力，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创意，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认可。

二是重视环境宣教内容，以质取胜。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都不能忽视宣教内容对宣教效果的决定性。内容的精良与否、是否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至关重要。相较而言，环境宣教的专业性相对较强，需要生态环境部门在开展宣教活动、发布宣教信息时，充分考虑到宣教内容与公众的亲疏程度，是否能快速简单准确地被公众接受和理解。因此，在传播时，就应该寻求将专业晦涩的知识转换为与公众生产、生活、消费息息相关的信息后，再进行传播。大堆大堆的讲话、条文、文件、通知很容易造成人们的漠然心态。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环保宣传教育时不妨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细小的、富有情节性、故事性的内容来进行传播，宣传教育要达到引导公众重视环保的目的，而公众在接受道理的同时也在做着利益的权衡，值不值得做，有没有意义，要将虚幻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相关的信息内容传达给受众，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

4.3 切实加强环境宣教队伍能力建设

想要全面提高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质量，必须要有人才支持，这就要求能够构建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选择环保敏感性强、热爱宣传教育工作、政治立场坚定、活动策划能力强的人员参与到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当中，做好根据自身力量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和借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间的关系，联合其他环保民间组织，调动环保志愿者参与环境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环保社团、环保组织、各级学校等渠道，构建长效配合机制。强化环境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高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者的环保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

与此同时，要切实全面落实《全国环保系统环境宣传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标准》要求，上下重视，解决各级环境宣传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机构设置、编制配置、岗位设置、经费保障，形成环境宣传教育人员培训提升机制，及时更新环境宣传教育相关设备，保障所投入的经费能够满足环境宣传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让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人员有保障、有着落、有能力、能安心、能专心，这样才能够全面提高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质量，切实发挥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作用。

4.4 坚持政府组织引导、社会多层次参与、做新做活工作局面

想要全面提高环境宣传教育质量，必须要全面创新公众参与机制，构建公众、政府、环保志愿者、企业间的交流、协同平台，形成以政府为向导、企业为载体、群众为主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格局。加强环境宣传教育信息公开性、透明性，通过构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形式，从而提高社会群众阅读的便利性。只有将客观事实原原本本的告知社会群众，才能够顺民心、集民智，发挥社会群众的智慧，构筑环保统一战线，让社会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当中去。此外，需要加强民间环保组织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环保组织的自律性，确保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能够有序发展。

在为环保宣教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方面，日本西宫市开展了一个叫做“地球观察俱乐部”的环境教育活动，本质上就是整合学校、家庭、社区、政府等不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群体资源，为西宫市全市孩子创设了一个大型集卡闯关游戏活动场景[4]。在这个游戏中，老师、社区店铺主、父母、政府工作人员等，都扮演了游戏中“NPC”的角色，给孩子发布任务，当孩子达成目标时，给予一定奖励。闯关任务阶段根据孩子年龄、学段划分，主要目的是引导孩子参加环保课程和活动、参观环境教育基地、购买绿色产品、体验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活动，每完成一项任务可以相应地在学校发布的“生态卡”上加盖“生态印章”。

鉴于此，笔者认为，日本政府、企业、民众“三位一体”的环境体系是日本环境宣教事业得以良性发展的主要根基。在这一体系中，政府起主导作用，通过立法约束企业，保证民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企业通过规范自身生产行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民众自觉配合法律法规减少自身对环境的负荷，并执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三者统一协作，使得整个环境宣教体系顺利运转，三者也在良性的运转中不断地巩固了环境保护对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不断地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了良好的环保行动氛围[5]。我们在培育公民环境意识的工作上，也应充分利用三者协作发展的优势，不断强化各方的环境意识。

5 结语：

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作为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在社会宣传、环境教育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经验，对经开区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基层环境宣教机制创新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以更好地推动基层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扎实蓬勃开展。

参考文献：

[1]邱启文. 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开创生态环境宣教工作新局面[J]. 环境保护, 2021, 49(22):4.

[2]王向阳. 新形势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J]. 绿色科技, 2015(8):2.

[3]孙美霞. 烟台海阳:把生态环境宣传刻在"骨子里"[J]. 环境教育, 2021(5):2.

[4]曾红鹰文/图, 乌恩, 张丽萍,等. 日本京都市环保活动中心环境教育功能设计[J]. 世界环境, 2020(6):4.

[5]王丰, 张纯厚. 日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其启示[J]. 日本研究, 20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