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县级融媒体建设的若干思考

关于县级融媒体建设的若干思考

廖婷婷

库尔勒市融媒体中心

摘要：众所周知，媒体优势的核心主题就在于人才优势。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必然是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最基本出发点。那么，如何加快高质量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步伐，则必然需要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的力度，确保人才能够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笔者以县级融媒体建设试点为例，就县级融媒体建设情况作以浅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建设；措施

一、融合技术：基层媒体融合的技术路径要求

当下，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基层的融合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将要面对的绝不是当年关掉报纸改建广播或者电视这样简单的媒介技术更迭，而是历史流弊和话语权争夺复杂局面下的凤凰涅槃。

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商业媒体又发力下沉的情况下，如何快速更新县级融媒体的传播技术，这是基层融媒体建设中一个棘手的共性问题。朱春阳教授总结了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单兵扩散”和“云端共联”。所谓“单兵扩散”,就是县级融媒体在县级公共媒体和宣传资源的基础上完成自我整合，并尝试对外连接，这种路径的典型例子就是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云端共联”的路径则是县级融媒体通过接入上级平台的嵌套建设完成融合。

县级的媒体融合实践是一种超越过去线性媒体逻辑和思维的新尝试，同时大量的研究显示其也可以为县域治理打开新思路。技术路径不仅有助于基层融合实践的发展，也将会成为研究媒体融合的新动力。

二、融合关系：发掘县级“融媒”价值

由于基层媒体融合实践的崛起，一大批过去未曾预见的县级媒体传播案例和经验涌入人们的视野中来，形成了多种关系模式，分为“广电+报业”“基于融合原点的传播矩阵”“组建县域传媒集团”“借力省级媒体云平台模式”，这些案例都在说明单一融合标准已然不适用当下的媒体融合情境，各个县级融媒体中心需根据自身的媒体发展情况，寻求交互、共赢的融合关系。一方面，在平台战略成为互联网主流发展模式以后，不可避免“大平台嵌套小平台的模式正在成为主流”。“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湖南红网中央厨房”打造了“网、报、端、微、视、屏”六位一体的全媒体矩阵，其优秀媒介作品《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同江同湖 同舟共济》成功“出圈”,快速推送至其他市级、县级融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抗疫正能量，激发媒体实践的活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县级媒体也正在打破过去人们对县级媒体传播力的认知偏见，通过创新传播实践方法，实现传播效果的新突破，从而反向启发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经验。例如由长兴广播台电视台、县宣传信息中心、县委报道组、政府网新闻板块四个单位整合组建的全国第一家县级传媒集团——长兴传媒集团，其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不仅与广电的采访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了全媒体采访中心，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历练了一支技术雄厚的传播队伍，他们创新传播方式，不仅推出的“战疫助农”的线上直播活动；还制作《夜宵长兴》《早餐长兴》《年味长兴》等县域美食与人文类短视频，最大限度实现传播价值，形成文化思想的深度化融合。

三、融合功能：多元服务的本土化植入

“县制”是一个历史悠久且稳定的行政区划，自秦设立县以来，它就一直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而存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国家政权结构中，县级治理机构被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所以，比起中央、省、市三级媒体来说，县级媒体的节点功能更加突出。但是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原有的基层媒体的运行方式和组织结构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就是打破过去县级广播电视台单一的媒体功能而向复合型基层治理机构转型的重要一环。

在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努力打造技术融合基础设施，筑牢媒体产业基础，形成融合形态丰富、品质优良的数字新形式传播方式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以AR/VR、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新兴形式的传播方式不断出现，助力融合媒体的发展步伐的同时，也能提升县级媒体融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行因地制宜的县域探索性建设。在这一基础上，县级媒体需要向大众提供部分政府职能服务，形成媒体+政务的传播形式，服务政府基层治理的业务。例如为其提供新闻发布与宣传，参与服务评价和党团活动实践，实现政务服务功能。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县级融媒体在经济职能上需要准确引导当地经济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打造县级融媒体实践平台的优良口碑，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附加值，从而形成县域治理“绿色”生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意味着 ,县级融媒体工作需实时发布县域工作动态及政策信息，将新闻内容下发至社区，成为街道信息的传播媒体，形成区域性的主流舆论阵地。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中也明确了县级融媒体的四项主要功能：“媒体服务、党建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所以从顶层设计来看，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其意图和路径都非常清晰。但是具体到每个县级治理机构如何落实上述顶层设计，则呈现出“多棱镜式的多元创新实践”。曾培伦和毛天婵对全国71篇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效果受到“动力”“资源”和“愿景”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建设“动力”表现出顶层驱动明显而地方政策供给不足，特别是区县一把手参与度不高的特点；“资源”上反映出物理意义上平台建设投入很多，但是人员和制度整合不足；建设“愿景”上，打造“主流舆论阵地”被认为是首要功能，“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则认同度较低。

四、结语

本文认为只有将“县级融媒体”置于“媒体融合在中国的基层实践”框架下，才能厘清建设县级融媒体面临的复杂关系。县级融媒体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最后一公里”,这既表明了县级融媒体在中国媒体融合格局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媒体融合在中国的实践遵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同时，媒体融合在中国面临的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为媒体融合本身就是一个破坏性重建的过程，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因为要携带媒体融合实践在中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同时还要深度植入在地文化，完成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中央统一的顶层设计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媒体融合的基层实践，将会成为未来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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