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视角下政治外宣翻译语境重构—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改写理论视角下政治外宣翻译语境重构—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张向阳[1],王丹凤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同时也受到外界的误解甚至“污名化”，因此政治外宣翻译变得日益重要。本文从改写理论出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双语文本为例, 探讨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对政治外宣翻译的操纵，以期为提高政治外宣翻译质量、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政治外宣文本；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语境重构

本文语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是典型的政治外宣文献，其英译本受到全球广泛关注，是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原文本包含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特色政治体系的术语以及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如成语、俗语、典故、古诗词等，因此译者需要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准确传达其思想文化内容以及精神内核，并最终使目的语读者接受。本文分析译者如何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操纵下对政治文本进行重构，以期对政治外宣翻译质量的提升具有参考性。

1.外宣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重构

勒菲弗尔在《文化构建》一书中表明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在特定时期内特定社会能接受的观点和态度的概念网络，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触到文本赞助人（Lefevere, 2001: 48）。译者的意识形态往往受到赞助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译者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即个人意识形态，也会对译文产生影响。“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因此译者翻译时会尽力避免源语意识形态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译作还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影响。

1.1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文本语境重构

勒菲弗尓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指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中发挥作用，他们对自身和自身文化的理解方式是可能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Lefevere, 2004:14）。因此，译者会在其个人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本进行改写。

例1：打铁还需自身硬。

译文一：A good blacksmith forges good tools.

译文二：It takes good iron to make good products.

这句俗语在《治国理政》（第一卷）英文版中之所以出现了两种译文，是由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译文一把自身理解为铁匠，所以用了“blacksmith”一词，译文二把自身理解为材料，所以用了“products”一词，我国资深翻译家王明杰对此指出在翻译第二卷时，译者再次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比如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县委书记应当成为作风建设的打铁匠等，最终定稿小组成员认为，“自身”是指党或党员本身，把“自身”译为“铁匠”更符合原意，因此，在《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译者把这句话译为“be a good blacksmith in forging good tools”（王明杰，2020）。同一句话却有不同的译本，可见受到译者意识形态的操纵，译者对自身文化理解不同因而对译本进行了不同的改写。

1.2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文本语境重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而成，其翻译团队是从事外宣工作的专家学者，他们肩负着传播中国特色主义政治文化的责任，他们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政治外宣翻译工作的。因此，译者必定会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进行政治外宣翻译重构。

例2: 两岸关系

译文: cross-Straits relations

对于一些政治敏感词汇，译者必须坚持中方政治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避免目的语读者误解曲解原文。台湾问题是涉及到中国统一的敏感政治话题，因此译者在翻译其相关词汇时务必要忠实于原文，体现出原文中隐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两岸关系”的译文，译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把“cross” 和 “Straits” 结合，cross作动词有“穿越、越过、横过”之意，straits 指海峡，两者结合表达了“海峡两岸”之意，强调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岛的地理位置上的关系，强调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个整体，而非选择意译“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s land and Taiwan”，后者可能会导致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一个中国的事实。因此，译者翻译政治外宣文本时会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采取适应的翻译方法，最终实现捍卫我国根本利益的目的。

1.3译入语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文本语境重构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指出翻译之所以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因为它们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会生活，这种方式可能被认为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因此译作会被目的语国家排斥（

Lefevere, 2004: 14）。因此译作还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影响，当译作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译者会对译作进行改写以弱化冲突、使译文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最终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

例3：据笔者统计，祖国一词在原文中一共出现了23次，对应的译文有motherland, country, the country, our country, the home country, your homeland, China, one’s country, my country,等，其中motherland一词只出现了两次，country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是由于motherland一词在英美读者心目中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轻易不用（王明杰，2020）。反之，频繁地使用该词会使读者丧失阅读兴趣。因此，译者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译入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灵活翻译祖国一词，没有频繁使用motherland，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

2 外宣翻译中的诗学重构

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指出主流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指文学技巧、体裁、修辞、原型人物、情景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二是指文学观念，即文学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或应该起到的作用（Lefevere, 2004）。他还指出译者往往试图根据自己文化的诗学来改写原文，仅仅是为了满足新读者的需求以及确保译文能够被真正地阅读（Lefevere, 2004: 26）。因此，译者翻译时会在诗学的范畴内对原文本进行改写，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习总书记通过引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名言、四字成语、古诗词等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现实问题，这些内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政治内涵，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译者恰当的翻译改写原文，实现译文外宣效果的最大化。

2.1儒家名言的语境重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出现了一些儒家经典中的名言，这些名言为文言文，行文简练，注重典故，因此译者翻译时需考虑到原文和译文的体裁、风格等文学要素；政治文本中的典籍引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译者翻译时还需考虑文学在我国社会系统中的功能，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政治内涵。

例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译文：“If you can in one day renovate yourself, do so from day to day. Yea, let there be daily renovation.”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出自《大学》的第三章，它原本是商汤王刻在澡盆上的箴言，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地更新再更新”，商汤王用以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保持身心洁净，每日焕然一新。这句话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提醒后人要保持身心洁净，还要不断开拓创新。因此，习总书记通过引用这句话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了我国广大青年勇于创新，努力实现中国梦。首先，从形式上看，原文是文言文，因此鉴于我国文化的诗学译者在译文中使用了yes的古时用法yea。习主席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强调这句话对当今中国的意义，因此没有必要详细讲述与此相关的典故，同时考虑到英文崇尚简洁，这样使得译文简洁明了，更容易使译入语读者接受。

2.2 四字成语的重构

成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言简意赅，结构紧密，大多由四字组成。成语的意思往往隐含在字面意思之中，如何使译文在内容与形式上更贴近原文，就涉及到原文中包含的文学要素的转换，因此译者翻译时要兼顾两种语言转换时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文学要素。

例5：与人民同甘共苦

译文：share weal and woe with them

同甘共苦喻意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该成语出自《战国策·燕策一》，意指战国时期燕国的燕昭王在位期间与百姓患难与共，最终使燕国富强。首先，原文中成语生动简洁形象鲜明，还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译者翻译时既要考虑到原文的形式又要译出其隐含的喻意；译文“share weal and woe”不仅在形式上贴近原文，还使用了英文中押头韵的修辞手法，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原文的喻意，因此在我国文化的诗学的操纵下，译者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需求，提高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外宣效果。第二，原文中，习总书记通过引用成语典故委婉地表达了国家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但译文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该成语典故，因此省略该成语背后的故事更符合译入语国家文化的诗学。

2.3 古诗词的重构

中国诗歌与英美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差别显著。因此，译者翻译时需要充分了解与中西方诗歌相关的一系列文学要素，同时兼顾原文中诗歌本身含义之外的作用与意义，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例6：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译文：We must be as tenacious as bamboo, as described by Zheng Xie: “In the face of all blows, not bending low, it still stands fast. Whether from east, west, south or north the wind doth blast.”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出自清代诗人郑燮的《竹石》，诗人通过赞美竹子的顽强表达了自己不怕挫折的坚强品格，而习总书记意指我们在面对重重困难和利益诱惑时要经受住考验，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政治内涵丰富。因此，译者翻译时要考虑诗歌的形式、象征意义和使用的修辞手法，译者不仅要传达出诗歌原意还要表达出其蕴含的政治内涵。从形式上看，译文保留了一部分原文的形式，但原文和译文的韵律不同，原文是七言绝句，译者采取了押谐元韵，如“blows”和“low”, “fast” 和“blast”，这样做既没有忽略原诗的格律又能够更忠实地传达原诗的内涵。从内容上看，原诗采用了拟人的修辞和象征手法，译者在引号前使用了“as +形容词原级+as” 的结构，直接表达出了原诗以物喻人的表现手法，而且使用“bending” 和 “stand”等有灵词语描写竹子，保留了原诗的修辞手法。

3.赞助人影响下翻译中的语境重构

勒菲弗尔指出主要在文学系统外操纵翻译的另一个要素是赞助人，赞助人可理解为某种权势（个人或机构），它们会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创作和改写（Lefevere, 2004）。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政治外宣翻译工作，为此，承担出版该著作的赞助人中国外文局等机构革新了外宣翻译理念，明确了译介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诗学。周忠良在一文中指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采取了“编”“译”融合的办法以适应外宣需要。与以往出版领导人著作不同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在策划出版该书之初就确定了“外宣导向”原则，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编辑和翻译班子，成员包括从事内宣和外宣两方面工作的专家学者，从编辑、出版、翻译和对外传播等不同视角综合衡量决定该书主题安排、内容深度、章节划分和体例规范等，以满足外国读者的信息需求和阅读习惯。”（周忠良，2020）

4. 结语

由此可见，译者在改写理论“三要素”的操纵下对原文进行了语境重构。译者在其个人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入语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采取了一系列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在自身文化的诗学操纵下，对中国特色政治术语、习近平个人特色语言进行了语境重构，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顺应了受众的思维和习惯。最后，其英译本的出版发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赞助人国家政府和外文社的操纵，从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总之，改写理论对我国政治外宣翻译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我国学者可进一步对其展开研究，以提升政治外宣翻译的质量和传播效果。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走出去视域下翻译中的语境重构研究”(16BYY024）；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研修项目(201708430202)；2019年度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改项目（2019JGYB181）。

参考文献：

[1]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Bassnett, Susan＆Lefevere, And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8.

[3]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 2003, 24(5).

[4]王明杰. 高标准翻译出版领导人著作——以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J].中国翻译, 2020, 41(01): 36-41.

[5]周忠良.政治文献外译须兼顾准确性和接受度——外交部外语专家陈明明访谈录[J].中国翻译, 2020, 41(04): 92-100.

[6]朱义华.外宣翻译的新时代、新话语与新思路——黄友义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9, 40(01):1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