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影响的分析

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影响的分析

潘跃达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摘要：财务资产配备情况的不同会造成其效能的差异，于是许多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居民年龄对其财务资产配备效能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居民年龄情况与其所在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但具体的作用程度随年龄阶段不同而略有差异。

关键词：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分析

一．模型分析

居民家庭当中投资后的预期收益，是此次研究当中的因变量。由于通过统计显示大量家庭并未投入金融项目，所以实际投资预期收益率为零，属于典型的截断数据。若对数据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则返回结果将出现很大差异，所以本文使用了截尾回归的模型。截尾回归模型大致分为二类，其一为0、1的因变量模型，其二模型为因变量取值受到限制的类型。基于本文的数据，可选用第二种模式，其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该公式当中，相关符号的含义如下：

在这个回归模型当中，会有三种选择情况。具体要选择哪一类，需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在本文研究当中，主要是研究年龄对居民选择金融产品后预期收益的影响，因而可选择：

由此可以得到边际效应函数为：

在此次研究中的因变量是选择金融产品之后的预期收益，首先将年龄设置为解释变量，搭建2A模型，随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口统计学特点作为控制变量，搭建出2B模型，然后再进一步增加家庭范围内的经济特点作为控制变量，搭建起2C模型。整体上看，考虑在掌握其余变数的基本上年龄对家庭居民预期利益的影响是否有改变。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将25岁以下年龄组设置为参照组，随后进行分类回归分析。在模型2A当中，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回归系数，整体上表现出的态势是：当年龄增加时，风险偏好呈现出“上升再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态势，但比较特别的是，60-64岁、65-69岁这2个年龄阶段，居民风险偏好系数分别在5%、10%水平上显著，而70-74岁、75岁以上这两个年龄阶段，其系数并不显著。此外的各个年龄阶段中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2A的伪R2为0.010，卡方值为202.7，在1%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2B当中，控制变量是新增加进来的人口统计学特点，这个时候的年龄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而身体健康程度等变量的系数却在5%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年龄对投资预期收益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在模式2B的基础上，继续增加了家庭经济性状变量得到模式2C。此时模式的伪R2继续增加为0.136，模式解读力也继续增加。模型回归数据显示，身体健康程度这个变量的影响系数在10%范围上显著，而其他变量的分析系数则在1%水平上显著，另外仅有年龄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与模型2A相同，呈现出“上升再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基本规律。

模型2C是较为理想的模型，除分析了不同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明确了边际效应的数据。同时将其边际效应整理为示意图，以便更清晰地展示其变化态势。当居民为25-29岁这个年龄阶段时，总的系数、边际效应值分别为1.182、0.190，说明与25岁年龄以下这个阶段相比，25-29岁居民对投资后收益的心理预期数有了增长到0.190的变动。随后，伴随着年龄的逐步增加，预期投资收益效应出现“M型”的趋势，即整体上表现为“先增后降、再增再降”的趋势，表明当年龄达到接近终点之时，对投资的预期回报也就随之下降不再会有上升。随后从性别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投资风险的预期收益明显较低，男性投资风险回归系数为0.654。

二．分析结果

综合模型2A、2B、2C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模型2C中我们能够发现，在其他变量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不同年龄阶段对资产配置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25-29岁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其他年龄阶段的则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是绝大多数均可接受的数据。25~29年龄层系数均为正值，表明了相对于25周岁以下年龄组，各个年龄阶段的居民拥有相对更高的资产配置效率。但与此同时，在回归结果中也可见，年龄这一个变量与居民配置金融资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是“M型”的趋势，具体是在40-44岁、55-59岁这两个年龄阶段出现峰值。40-44岁的峰值，表示居民这个年龄段时拥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有着较多途径来参加资产交易或配置，希望获得更多收益来增加家庭财产，而45-49岁的居民因家庭当中子女入学、老人赡养等影响而承受着较大的经济压力，这就使得居民在配置家庭资产时倾向于风险小收益低的访求，以达到资产稳定的效果。而当居民进入55-59岁时，由于劳动收入开始进入下坡路，出于资产增值的强烈愿望，加之此前经累积了大量的投资经验，可以更加合理地进行在金融市场投资配置资产，从而在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顶峰峰值。

第二，从性别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其回归值在1%范围上显著且为正值，这反映出男性主导下的家庭配置金融资产时，效率要比女性主导家庭的低。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受到女性思维更加谨慎的影响，使得在配置资产时出现追求效率的现象。

第三，从城乡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其回归值 为-6.210，且在1%明显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乡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益要远远小于城镇家庭。这很可能由于乡村家人对金融资产认知程度较低，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参与性也较少，在多数时候选择在银行存款作为首选，显然在这样的选择下，乡村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要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

第四，从学历水平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居民的学历水平越来越高时，所在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也随之越来越高。当一个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总是需要相应足够的金融专业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当居民的学历越来越高时，意味着其拥有越来越专业的知识，因而对投资有着越来越大把握的收益。

第五，从婚姻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其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1%范围上显著。这一数据结果说明对于已婚居民的家庭来讲，拥有比未婚居民家庭更高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主要是由于已婚居民的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夫妻双方共同协调配置方案，显然对于风险的预判、规避、解除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未婚居民的家庭。

第六，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变量来看，其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居民身体是否健康对其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正向影响。当居民的身体非常健康时，就有足够的精力、精神参与到金融资产的配置活动当中，对配置活动的相关细节也能相对把握到位，这使得配置效率更高。

第七，从家庭成员数量这个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对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起着负向影响作用。由于家庭成员总量的提高，会促进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一般情况下，多数家庭中成员较多，且多和长辈一同居住，这就需要承担更多赡养长辈的经济压力，使得配置金融资产的活动受到约束性影响。另外，家庭收入也会正向影响到配置效率，也就是说当居民人均收入走高时，相应地会有较多资金来从事金融资产的配置活动，也就提高了配置效率。

三．风险偏好中介效应分析

从3B模型的分析数据来看，年龄这一变量对居民家庭风险偏好的影响为负值，且在1%范围上显著，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 中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当居民年龄逐步增加时，其面对投资时的风险偏好正好处于降低趋势中。而模型3C则在模型3A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变量，分析数据显示居民面对投资时的风险偏好与其城乡变量下的配置效率存在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利用检测流程加以检测，可知在居民配置家庭金融资产的过程中中，投资风险偏好会以中介调节的角色影响到年龄对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模型3B中，25-29岁这个年龄段的居民在面对投资风险时的偏好要比25岁以下的居民低出0.164，随后各个年龄阶段的解释 与此相同。在模型3C中，年龄变量的 系数值要高于模型3A，这说明在脱离风险偏好这个变量以外，居民家庭中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会有明显提升。

从中可见投资风险偏好受到的中介效应与年龄这一个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律，当年龄增长时风险偏好也在增长。25-29岁这个年龄阶段居民的风险偏好受到的中介效应要明显高，可能是这一阶段的居民正在进入社会、婚姻等阶段，且对未来的人生发展还没在形成比较确定的规划，因而这个年龄段的居民相对保守谨慎。此后，当年龄在增长时，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随之出现了逐步提升的明显规律。当居民年龄逐步增加时，其对财产价值的追求也就会减少，拥有越来越明显的保护现有资产价值的想法，而越来越不愿意在获得利润的同时承担过多风险，因而也就面临着较低收益。

四．稳健性检验

（1）采取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C、2C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可以有效检测其稳健性。虽然因变量的作用不能忽视，但在最小二乘法下的回归结果 ，仍然会产生回归结果的偏差，因此，可以判断回归分析的数据变动规律与实际存在着统一性。在最小二乘法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与前文的研究结论具备统一性说明本文章返回研究结果具备稳定性，并没有由于回归方法的差异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研究成果。

（2）借鉴马妍（2018）在其研究中的思路，使用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变更为夏普比率，用来衡量居民所在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并再次带入到模型当中进行分析，其分析的最终结果与前述分析结果基本吻合。这说明采取不同指标来衡量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并不会影响到年龄对资产配置效率的作用。

（3）在全文研究中，缩短样本数据的年限，仅采取2020年的数据再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最终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前文相同，说明数据不同时并不对结论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影响。基于篇幅所限，不再详细列表说明。整体上说明，此次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获得了确保。

总结：本文研究发现社会年龄因素会通过影响居民的投资风险偏好因素来影响居民的财务资产配置效果，控制了投资风险偏好因素的影响之后居民的财务资产配置效果就会有所改善。而由于市民的资产风险偏好也会深受自身对金融认知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可加大推广金融服务常识，并加强对居民家庭进行金融服务普惠教育的力度

，以提升市民的理财素质。资产风险偏好的中介效用随着年纪的增长呈现出逐步提高的态势，这是比较不易扭转的现象，所以应该引导市民在年轻时期合理参与市场选择财富，提升资产分配效益，为将来的生活增添更多保障。

参考文献：

[1]刘艳.人口老龄化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J].管理观察,2020(21):2.

[2]苗文龙,周潮.人口老龄化,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效应[J].管理评论,2020,32(1):12.

[3]陈硕.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0(6):6.

作者：潘跃达；出生日期：1994年2月21日；性别：男；学历：本科；籍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在职研究生专业：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