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