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信息对群体形成的助推以及长期影响

媒介信息对群体形成的助推以及长期影响

曹安琪

澳门科技大学 （ 999078）

格伯纳所创立的涵化理论模型研究了媒介（电视）对于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各个由客观因素导致的特征分化的个体因为接收的媒介相似受到的影响也大致相似，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形成群体后的思维惯性或是群体局限性又使得他们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从而将起初细微的影响放大成他们的群体属性。

在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暴力横行的风口浪尖，格伯纳隐约意识到信息传播和暴力产生的隐秘联系，在各方面都在改革的动荡时代，信息传播系统势必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这都是必然，不可否认的是格伯纳也是受控于政府），格伯纳认为文化指标对集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脑对接受的媒介信息进行处理后做出了和之前可能截然不同的是非判断，结合自身阶级属性以及人生经历，人性两级也开始剧烈分化，懦弱的更加懦弱，原本有暴力倾向的人选择了暴力手段来发泄情绪。格伯纳认为由于媒介信息的介入，在分配制度不公平的时代，主观想法变得没有能力再主观下去，客观的行为意识在主宰陷入迷茫困境中的人们，政府想要倡导的价值观很可能隐藏在媒介信息中正一点一点传达给主观意识薄弱的人们，由此集体意识也就越来越明显，大家都乐于抱团享受群体思想所带来的思考便利。格伯纳同时也在思考着主流问题，何为主流其实也一直是人类群君时代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社会思考中大家都明白小众流派并非就与真理相悖。阶层固化也是格伯纳所忧虑的问题，他所做的研究也表明，暴力事件中有着明显的跨阶级现象，媒介信息（格伯纳主要研究在电视）不同于财富，各阶级人群都有资格拥有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这唯一沟通的桥梁却在不经意之中成为了讨伐不同阶级的利刃。这些涵化理论的初级模型也只是格伯纳懵懵懂懂地向读者传达了自己的发现，但确实影响深远的。

近期上映的R级片《小丑》在北美引发的热议（美国群众目睹了自影片上映以来突然高涨的枪击案件后给华纳兄弟施压要求下架该影片）也许是媒体影响较为典型的案例，片中小丑在成为真正血腥的小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不安定因素活跃的美国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煽动性，这种媒介信息的传播在北美有着尤为突出的剧烈反响不得不说与美国的枪支自由脱不了干系，当部分群体有能力也有念头要把曾经所琢磨的犯罪活动付诸行动，那必定是需要一个爆发点和助推力的，谁也无法断定，他们的集体爆发不是由于影片过于露骨的煽动底层人民反抗的隐藏主旨，不管导演与制片人或是整个美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真实想法何在，这一系列的极具特殊意义的暴力展示都给美国民众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灾难。而转换视角，纵观该影片上映的地区，除美国外，并没有激起更大浪花的案例可以研究，这也许就应该引人思考，媒介信息对于人们的影响是否并不是成整块状分布，而是成星状分布的，简单来说，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群体中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群体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已经在日积月累中产生了固定的差异，可以质疑这种差异本就已经在不同信息接收地点进行了分类，但是就客观来说，大人们的确不会在看了《熊来了》等在动画片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后而给自己造成某些不理性的伤害，这也就是他们的能力与思考深度已经和儿童这样的群体产生了本质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拥有枪支的美国民众有可能会在看完《小丑》后实施不理智的具有更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而与此同时生活在澳门的居民并不会产生类似想法或是暴力行为不具有可行性。

人类从来不是一种大杂居的群居动物，年龄，地域，阶级，种族等的差异，各种或与生俱来或后天形成的差异都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具有同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可以说，不同的媒介接收端导致了人类永远无法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能力。就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的态度来说“在欧美社会政治生活中，信口开河成为政客们赢得民意的一种方式，在这过程中，他们非但不会因为谎言被揭露受到公众的诘难而惭愧，反而因此可以大获政治红利。”[…」¹这种社会现象是欧美社会特有的夸张信任，这是基于他们的历史因素以及开放文化，不能说这样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至少不会大规模发生，这就是媒介信息的不同导致的差异，就格伯纳的研究理论而言，主流文化都是以群体形式呈现出来的，不能保证这一群体接收信息的渠道完全相同，但是至少说来，他们的大方向基本相同，意识形态也几乎相同。由地域差异类比到阶级差异，我注意到格伯纳在研究电视暴力在群体中影响的时候也明显地区分了类别，其中最为特殊的便是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尖锐矛盾，上文提到阶级之间最为便利也最易达到的沟通方式就是接收电视电影新闻等媒介信息，他们的阶层差异导致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理解问题的角度也截然不同，这又是由于他们各自阶层独有的另一渠道的信息接收，包括他们对于日常三餐，服饰娱乐，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追求以及在已有的世界观中建立的另一个世界观都使他们甚至对暴力都产生了不同的解读，这也可以用格伯纳的涵化理论进行佐证，电视等媒介对人们产生着各方面的影响，那么不同的媒介必定会对他们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何三个阶层会形成有形无形的对立与仇恨，宏观上来看，这三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名为“新美国组织”智库组织的一次活动发言中，提出的美国与中国的争端不同于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冲突，声称：“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这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信息不同而导致的。

统一信息渠道也不一定可以让整个人类思想同化，排除大脑构造本身就在孕育过程中产生了明显差异，受众接受的或是注意到的未注意到的任何信息来源都有可能改变其思维习惯。就比如说，全世界都在同一时间放映同一部电影，然而你恰好没有看，你的伙伴看了，这样说来，很显然你的伙伴就和你的思想产生了或细微或巨大的差异，这也可以类比到年龄群体的概念，不同年龄层接收到的信息量肯定截然不同，所以他们的思考深度也会产生差异，代沟由此形成。所以忘年交也必定是两方互相迁就，不然格伯纳提出的共鸣效应也就没有根据了。

综上所述，各个群体之所以会被称之为群体，必然是有着差不多的媒介信息来源，并愿意与群体中的人们产生思想的共鸣，大群体中也包含了小群体，地域，年龄，阶层的思想差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媒介信息的不完全交汇导致的，这也是基于涵化理论出现的现实问题。

摘自“后真相政治”背景下假新闻增多探因——基于涵化理论研究[…]

作者 张文娟 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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