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研究

公共场所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研究

田雨佳

西南民族大学 610200

1 公共场所

城市的外部公共场所曾经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地点。按照劳伦斯·哈普林的理解，城市是一连串复杂事件的组合体，而这些事件上演的一个重要舞台是城市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里，有些活动是传统的或有组织的，但更多更大量的是零星和自发的日常行为。所以公共场所不仅提供了最基本的城市功能，比如交通等，而且包括了许多其它的各种使用，从而体现了城市生活，它们广泛多样，微妙细致，照顾到居民的各种需求，是城市中最具人情气息的部分之一。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可发现，城市的公共场所是每一个社会曾经创造的最自然、最灵活、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最广大、最随意的、供人们与社会及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场所”。

归根结底，我们对城市的体验是，而且总是，牵涉到人际联系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和地点的综合体验。正是公共场所中的体验使你的身心与之融合，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你是“在这里”。这是一个自发的生活舞台，是你看人和被看的场所；一个充当表演人“做你自己的事”的场所；是放松和散步、饮茶和小吃、节日和庆典、交易和仪式、娱乐和嬉戏的场所；是你与文化和历史建立联系感觉的场所；是在这里留下了欢乐和创造性体验的场所；是朋友、邻居以及陌生人相会的场所；是发表观点和传播新闻的场所。

城市空间除了满足阳光、空气、绿地及其它基本的城市功能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共场所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提供支持。这些用途连同交通一起，象“粘结剂”一样把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公共场所有大小的不同，又有类型学上点、线、面状的不同，适合于不同的活动之需。它们形成了整个城市的调子，建立了城市的品质和特色，是建立城市形象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共场所也可以说是放大了的社会形式，维系着交通和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使得公共场所作为集体单位，历史地为社会提供了一面非常准确的镜子。

2 人际交往

在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研究生活方式时，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综合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胆突破对个人的传统的普通心理学研究，引进了“交往”这一范畴。他们认为这一范畴的内容最为丰富，反映着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及其心理特点的形成。

由于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城市和农村，人们之间相互影响、交往和活动的方式也不同。虽然相比于城市来说，乡村是“孤立和分散”的，但对每一个村庄来讲，由于人口和面积的有限，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直接的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也有译作“原始关系”）。这大约可算作人类关系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联系形式了。耳濡目染，朝夕相处，最为密切，最为真实，而且几乎代表了小型社区中的全部关系。

提供这种原始式接触机会的重要地点就是公共场所。与西方相比，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开放空间相对不发达，尤其是广场的概念淡薄。村镇中的所谓广场不过是一些结合交通、贸易、宗教活动之需的空地。尽管如此，它们和传统街巷空间一起，经过精心的梳理和点睛，便成为富有情趣的场所环境。这些地方往往体现着漫长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居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日常生活中常去的地方。品茶、闲聊、谈天说地、交换新闻，成为一天内几乎不可缺少的内容。

基于首属关系之上，人们生活在感情亲密的状态中，在心理上将自己和别人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表述这种整体状态的最简单的形式大约就是言语中的“我们”，这种说法中包含有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意识，“我们”就是这种情感和意识的自然表现。

3 社会控制

共同生活和共同目的的亲密状态，不仅使人们之间相互扶持，同时也建立了明确的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顺应着个人的影响和公共情感对社会产生控制。这样的社会控制建立在本能与自发的基础上，它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从乡村淳朴善良的民风上便可窥其效力之一斑。

因此，可以这么说，公共场所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控制具有重大的意义。现代城市的发展似乎从反面证实了这个观点。

1969年弗朗索瓦·肖埃在《现代城市：19世纪的城市规划》中就指出，由于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交流方式被在整个19世纪中不断得到完善的崭新的方式所代替，铁路、报纸和电报将逐渐替代空间作为信息手段。时至今日，信息社会的到来又用更加先进的手段再一次应验了肖埃的预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劳动，而且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闲暇时间，其中包括交往的形式和时间。电话、电视、报纸、网络的广泛存在成为公众交往的媒介，过分依赖这些信息手段使得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消极而单调，各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闭门索居，很少与人来往。柯林·罗在为罗伯特·克里尔的《都市空间》作序时曾感叹：社会变得原子化，人与人之间也变疏远了。

人们不再依赖，事实上也没有可供依赖的公共场所来进行日常频繁的接触。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即面对面的首属关系。列宁格勒大学的社会学家们称这种次级关系为造成大量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形式主义的关系。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为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许多人在城市中毗邻而居多年却互不相识，居民间缺乏亲密的关系，互不关心。社会控制的道德力量削弱，城市中的犯罪、自杀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所有这一切不能说与人际关系的冷漠毫无关系。这种变化趋势与城市环境中人与人交往方式的变化，与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的趋势并行不悖。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加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性，一再呼吁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借以恢复乡村式首属团体的亲密，将此作为解决某些城市社会问题的途径之一。

4 余论

城市公共场所为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依赖提供了机会，相互交往和依赖对人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近年来许多心理学家的工作都强调了人性的这个方面，特别是恩内斯特·贝克在《意义的生和死》(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和《死的否定》(The Denial of Death)中验证了社会互助体系给个人提供的意义和稳定感的重要性。贝克指出，现代生活的特征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渴望，表现在城市中是个体空间的强化和公共场所的丧失，而在个体化进程中的孤独化现象又是生物本能上最大的恐惧之一。这就不由使人产生疑问，现代城市对公共场所的漠视，是否忽略了对人身心健康的关怀？

参考文献：

1. [前苏]苏斯洛夫,列别杰夫主编. 大城市的社会发展问题. 张真宁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2. [美]R·E·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 宋峻岭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6.

3. [美]劳伦斯·哈普林著. 城市. 许坤荣译. (台湾)尚林出版社, 1984.

4. 项秉仁. 城镇形体环境和文化内涵的传播. 建筑学报, 1988(12).

作者简介：田雨佳（1999.9—），女，汉族，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邮编：本科 研究方向：建筑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编号18ZDA16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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