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百老汇元素碰撞———音乐剧《西厢》述评

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百老汇元素碰撞———音乐剧《西厢》述评

丁宇航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从“董西厢”到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关于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一直是历代流传的经典，关于“西厢”的改编也层出不穷。“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中国原创音乐剧《西厢》以现代欧美音乐风格，结合京剧、昆曲、黄梅戏，中西合璧，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基础上，进行大胆的结构与重构，当下社会已不再是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社会，音乐剧《西厢》以摇滚为主要形式，从人文主义出发，将视野转向青年男女为突破重重“墙”的阻隔，极富摇滚精神。这种在创作形式与美学价值上的古今融合，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力量。

一、王实甫《西厢记》中人物的重塑与添加

音乐剧《西厢》改编自中国四大古典名剧之一、元代戏曲大家王实甫所著《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张生在普救寺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相遇，二人一见钟情而无计可施，经过重重困难，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与张生结合。剧演绎模式与中国传统戏曲程式，音乐剧《西厢》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

在这部音乐剧中承袭原作人物形象，崔莺莺是婉约的花间美人与刁蛮任性的相府小姐，张生是多才多艺成熟稳重，见到莺莺又略显轻拂的穷书生。老夫人言而无信，是个传统的封建家长形象。而红娘这个牵线人，虽为配角，却依旧笔墨众多，大胆泼辣，积极主动。相比原著，音乐剧《西厢》增添了“石狮子”形象，两个石狮子可爱幽默，作为讲述者串联了整部剧，同比音乐剧《贝隆夫人》中彻在剧中的作用——既是讲述者，也是旁观者，更是活跃整场气氛的关键。郭沫若创作《屈原》时，添加“婵娟”这个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这个独具魅力的女性所展示的，是屈原的另一个自我。不畏强权——南后的威胁，最终做出了牺牲。人物的添加在戏剧文本的目的在于传递创作者思想，增加剧本文学的故事性。然而，《西厢》重的石狮子作为叙述者身份，承袭了戏曲艺术的“副末开场”，于插科打诨中完善着故事情节，推动剧情发展。这不禁令我们想到《茶馆》中“鼠来宝”的角色，于每一幕开场前说书中，向我们介绍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黑暗现状。《西厢》在舞台叙事中运用的不仅仅在“石狮子”身上，还将“红墙”拟人化，红墙于舞蹈中摇身一变，化作一排穿着飘飘欲仙红色长衫的美女踩着高跷，将“景随情动”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张生阻拦在墙外，展现了两人爱情的重重阻隔，与主人公为了爱情自由而做出的种种斗争，又同时营造了符合中华美学的舞台美。墙的拟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张生莺莺的内心外化，在时态的转换和想象的迁移上，都必须有鲜明的舞台“塑形”才有意义，而塑形是舞台空间层面上的有序建构[3]。在面对各种“墙”的阻隔中，两人最终冲破迷雾，“杀出重围”。在爱情面对一次次风暴中，冲破阻力也同样是我们要诠释的摇滚精神。音乐剧《西厢》的人物形象从过去的痴男怨女到如今的现代化追求自由爱情的形象，无疑是一个成功的重塑典范。

二、传统戏曲的解构与重构

中国戏曲艺术充分吸收传统美学中注重写意的特点，而西方戏剧注重写实，音乐剧《西厢》则是结合写意与写实，刺激观众的神经。“写意”是黄佐临同志，在对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传统话剧进行比较之后对戏曲的实质所作的概括[4]，音乐剧《西厢》对于戏曲写意性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写意具体体现在道具布景，时空性与演员动作。这部剧借鉴了传统戏曲“一桌二椅”，整部剧布景简单却展现切换了多个场景。也运用了一些有特点的动作来表现舞台上不存在的事物与动作，例如——孙飞虎打仗那场的“千军万马”；张生为了见莺莺，翻越“红墙”；张生对莺莺感情受阻时，红娘作为牵线人去张生住处张生开门的无实物门……更重要的是镂空的汉字结构布景。写实性主要体现在“重大场面”上的客观真实再现，将观众关注的焦点，从情节转移到场面氛围上，在写意的表现中有写实的体验。虚拟性的舞台环境，交织演员写实的舞台动作，刺激观众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自身思考推进剧情发展。

三、从音乐风格看中国戏曲与音乐剧融合的可能性

音乐剧《西厢》采取了一般音乐剧的两幕形式，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创作元杂剧《西厢记》，已突破了元杂剧剧本本身的“四折一楔子”的规范模式，安排唱北曲四大套，每套各有若干支曲子。四套曲子大抵与戏剧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段落相适应[1]，而是借鉴百老汇约定俗成的传统创作模式，采用了上下场。在第一幕中已经将两人的爱情故事全部介绍完毕，第二幕更多地融入了音乐剧摇滚以及更多现代的元素，玩转创意混搭，创造性加入了拟人化的石狮子和红墙，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一方面拉拢了和观众的观演距离，以促进音乐剧这个舶来品与中国观众的审美融合，另一方面使整个剧作妙趣横生。担任这部音乐剧的制作人是著名音乐人魏小童，他出生于京剧世家，给予这部音乐剧以独有的艺术魅力。中国戏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品格。[2]石狮子串联整部剧部分以及剧中孙飞虎张生等人物出场的rap嘻哈元素，碰撞身着唐装的其他剧中人物，尤其是红娘的戏曲声腔，形式不拘一格。 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现代戏剧交融的可能性，体现在起差异性与共性。总的来说，作为戏曲经典，能被改编、与其他元素融合传唱演出，就体现了它在中国民众中的认可度。因此，在中西合璧中，我们必须要先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进行改编创作。音乐剧《西厢》在此就是很好的典范，语言虽然结合了现代文学的诙谐幽默，却更多的发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多的展现了王实甫原著中的语言文化，剧目虽有改编，也依旧与原著贴近，没有添油加醋损坏原著人物形象。这样的呈现形式，不仅以新形式吸引了更多的现代观众，更是维系与传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四、主流话语对古典戏曲内容的影响

《西厢记》是久远不衰的中国古典戏剧，然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冲击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贯彻始终，人们逐渐将视野转向对于价值层面的追求上。追求现代理念，并不代表着抛弃传统。主流话语，对于现代音乐剧创作的重大影响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音乐剧《西厢》在传统戏曲高台教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文本的核心追求，将个性解放的理念展现得更加深刻。从当下去重新解读经典文学，是现代话剧音乐剧舞台上出现的最多一类演出内容，一方面，我们要继承本土的戏曲，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当下观众的审美理念。音乐剧《西厢》在原剧本的基础上，故事情节和角色性格逐渐丰满，将焦点放在女主角的身上将自由爱情的渴望，乃至不同的选择导致的结局[5]。在王实甫《西厢记》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团圆的结局，而大团圆，也是当时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在当下社会，“摇滚”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精神，音乐剧《西厢》对于传统戏曲剧本的解读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准确来说就是通过舞台上，这些全新的人物形象传递一种，为了自我与人生的幸福，勇敢的突破重围，向着宝贵的爱情与自由付出一切。

当下的中国音乐剧舞台依旧是西方所主导的，然而对于传统的戏曲，进行音乐剧形式的改编，我们更能看到音乐剧在中国市场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传统戏曲与百老汇音乐剧的碰撞在音乐剧《西厢》中发挥的淋漓尽致。整部音乐剧说，要传递的摇滚精神，自然是基于现代意识。反观中国戏剧传统，这部作品在审美特征（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副末开场”、高跷的使用，以及舞台上适当留白，让我们看到当下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和西方艺术交融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引用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

[2]李伟：《本体与价值：论当代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03期。

[3]汤逸佩：《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形式的演变》，上海戏剧学院研究所学位论文，2003年5月

[4]孙惠柱 龚伯安：《黄佐临的戏剧写意说》，《戏剧艺术》1983年04期。

[5]冯珮君：《进击的女性——音乐剧<摇滚·西厢>和<紫石街>中女主角的追爱之路》，《歌剧》2017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