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年人抑郁症状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靳金龙

广元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广元市628000

摘要：目的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社区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改善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提供相关参考。方法 运用“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Scale,GDS）”对西安市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90名老人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年龄、有无子女对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的抑郁程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收入来源的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的抑郁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子女不同探望次数、有无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能否自理对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的抑郁程度的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的抑郁情绪状况与其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探望次数、有无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能否自理、收入来源有关。建议改善老人社区文化氛围,鼓励子女增加探望次数，尊重他们的尊教信仰，加强日常生活护理， 特别是培养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促进老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同时，加强对其子女老年抑郁知识的宣教，让子女们认识到抑郁对老人健康的影响以及如何去改善抑郁情绪状况, 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

关键词：抑郁 ，社区老人，影响因素

Investigation on depression of the aged in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cent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Methods The Geriatric Scale (GDS) was used to sample 90 elderly people in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center of xi 'an city. Result Age, children on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center old man the influence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different gender, marital status, income of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ld man at the centre of the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ith or without children to visit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daily life can provide for oneself to the old man's depression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center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depression of old people in Ba Qiao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center is related to their gender, marital status, children's visit times, whether they have religious belief, whether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n daily life and their income sourc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lderly community culture atmosphere, encourage children to increase visit frequency, respect their religion, strengthen daily life care, especially train to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and hobbies,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ld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knowledg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let the children to recognize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for the elderly health and how to improve depress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ld people in later life.

KEY WORDS: Depression, Community elderly, Influencing factors

1前 言

1.1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1999年，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都在逐年递增。国家统计局最新资科显示，截止2016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0%^[1]。预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将继续增加，到2026年时，老年人口规模大约达到3.1亿人;2036年时，老年人口规模再增加1亿.达到4.1亿人;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规模将会达到4.7亿人，这基本上是21世纪中的峰值，约占全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2.5%^[2]。根据国际惯例，上述比例达到10%以上，即意味着跨入老龄化社会^[3]。因此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中国老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中，较为多见的是情感障碍，其中主要是抑郁症状和抑郁情绪。抑郁症为老年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可导致严重的情绪痛苦、躯体功能逐渐衰退并增加死亡危险^[4]。数据表明，全世界约有3%的人患严重抑郁症，10%-15% 患有轻度抑郁症^[5]，而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比例更高。因此本文对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作出调查分析，为改善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提供相关参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表明：国内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在15%以上^[6]，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张明园等报道国内正常人群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在15. 1%-22. 5%之间^[7]。抑郁状况是一种有关生物、环境、认知因素和心理压力的综合问题^[8]，孟琛等在北京老年人中的调查结果显示13. 7%老人有明确的抑郁症状^[9]。抑郁在老年人中的高发性有多方面原因，如身体健康下降、威胁性生活事件等都能加重老年人的抑郁，婚姻、性别等人口学变量对于抑郁的影响尚存争议^[10,11]。上海市进行调查发现，8. 3%的老年人有抑郁障碍^[12]。陈静^[13]、杨本付^[14]、吴蓉^[15]，等分别调查武汉、济宁及贵州省都匀市老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35%, 29. 39%和50. 47%，其差异可能与各地区的人口组成、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有关。

国外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关于老年抑郁发生率的报告结果在10%-23%之间^[16]， Comstock等人对Washington的1672名及Kansas城1173名居民的调查显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18% ,20%^[17]；澳大利亚社区研究显示^[18]，重性抑郁症患病率为7.5% 。

1.3研究目的及目标

研究目的：分析出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老年人抑郁情绪状况，引起社会对老人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

研究目标：

（1）分析出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老年人抑郁现状。

（2）探索出改善老人抑郁状况的措施。

1.4关键词及定义

空巢老人：空巢老人是指没有子女或虽有子女但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年龄都在60周岁及以上。这些老人具体又包括两种：一是只有一位老人独自生活；二是老夫妇二人一起生活。

抑郁情绪：抑郁是指负性情感增强的表现，患者自觉情绪低沉，整日忧心忡忡，对自我才智能力估计过低，对周围困难估计过高。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2019年5月在西安市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内的年龄≥65岁、在当地居住≥5年、无认知障碍的90位老人为调查对象。

2.2研究工具/方法

2.2.1 调查工具

采用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及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进行调查。（1）GDS以30个条目代表老年抑郁的核心，包含以下症状：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消极评价。每个条目都是以选择题形式作答，要求受试者选择“是”或“否”。30个条目中10条用反序计分（选择“否”表示抑郁存在），20条用正序计分（选择“是”表示抑郁存在）。每项表示抑郁的选择得1分。评分标准为：0-10分为正常，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凡GDS在11分及以上者，为有抑郁症状。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94。聚合效度：Brink等(1982)报道GDS与SDS、HRSD的相关系数均为0.82。Yesavage等(1983)发表了在三个抑郁轻重不等的样本中进行GDS、SDS和HRSD的对比研究资料。在判断无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病人时，GDS优于BDI。除去轻抑郁病人后，如以多学科精神病学诊断为标准，则GDS的假阳性与假阴性率均低于BDI。与临床评价相比，GDS较之BDI和SDS符合率更高，至少在老年人中如此，提示GDS较一般自评量表更适于老年人。

（2）自制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来源、有无子女、生活自理情况、子女探望次数、有无宗教信仰等一般情况。

2.2.2调查方法

采用社区现场调查的法，对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研究的原因后，按照知情同意、自愿、保密以及相关伦理原则，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选择符合本次调查标准的社区老人填写调查表，GDS量表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根据对象的主诉进行现场评定。

2.3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 软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 果

3.1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况的发生率

灞桥社区老人抑郁情况本次调查发现：无抑郁情绪的空巢老人9人，轻度抑郁情绪的空巢老人32人，中重度抑郁情绪的空巢老人49人，具体结果见表1。

3.2草滩社区老年的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9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90份，有效率100%。调查发现西安市灞桥区90名社区老人，平均年龄为（72.79±6.671）。其中男性45人（50%），女性45人（50%）；婚姻状况：已婚51人（56.7%），离婚4人（4.4%），丧偶32人（35.6%），未婚3人（3.3%）；有子女的86人（95.6%），无子女的4人（4.4%）；日常生活能自理的81人（90%），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9人（10%）；有宗教信仰的22人（24.4%），无宗教信仰的68人（75.6%）；子女每半月探望一次的有50人（55.6%），子女每月探望一次的有12人（13.3%），子女每半年探望一次的有13人（14.4%），子女一年及以上探望一次的有12人（13.3%），无子女探望的老人有3人（3.3%）；老人的经济来源中退休金的有19人（21.1%）,社会救助的有13人（14.4%），子女给的有27人（30%），退休金和子女给的有17人（18.9%），在职的有14人（15.6%）,具体结果见表2

3.3空巢老人抑郁情绪与各因素关系

（1）对不同年龄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对空巢老人抑郁情绪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3。

表3不同年龄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比较结果

（2）对不同性别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82，p=0.007，p<0.05）。男性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秩均值为852.23，女性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秩均值为905.45，因而女性空巢老人的抑郁程度较男性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更加严重, 具体结果见表4。

表4不同性别的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分析结果

（3）对不同婚姻状况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与空巢老人抑郁情绪之间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5。

表5不同婚姻状况的空巢老人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4）对不同探望次数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探望次数与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之间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6,。

表6不同探望次数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5）对是否有尊教信仰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有宗教信仰的社区空巢老人与无宗教信仰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结果见表7。

表7有无宗教信仰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6）对生活能否自理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自理能力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结果见表8。

表8不同自理能力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7）对不同收入来源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来源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结果见表9。

表9不同收入来源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8）对有无子女的社区空巢老人抑郁情绪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有子女的空巢老人与无子女的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10。

表10有无子女的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分析结果

4 讨 论

4.1关于年龄对老年人抑郁程度影响的讨论

抑郁情绪的病因目前还尚不明确,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及有无子女亦参与其中。本调查老年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与国内外的一些报道基本一致,老年期抑郁症患病率正日趋上升。

本次研究发现老人年龄对于抑郁程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因次调查样本量过小加之调查范围局限于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有一定地域差异性故与一些学者研究结果不同。一旦进入老年期老人的身心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从不服老到承认自己身体的日渐老化和心理智力的逐渐衰退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此期间老人不断接受和适应自身的改变，从心态和行为方面不知不觉的适应着自己年龄增加而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这样会让心理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从而降低了年龄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在调研中我们汲取教训，提出增加样本量及扩大调研范围通过更细致的调查深入了解老人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心态的新设想，今后将在问卷调查的细致与否、贴近生活事实与否；调查过程详尽与否等等方面作出更大的探索与改变。

4.2关于老年女性相较老年男性更易抑郁问题的讨论

本调查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社区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的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82，p=0.007，p<0.05）。男性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秩均值为852.23，女性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秩均值为905.45，因而女性空巢老人的抑郁程度较男性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更加严重。在相同年龄段内，女性的抑郁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考虑可能由于一方面，女性到了老年期，生理上体内雌激素的下降导致老人失去了激素的保护，这一时期，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老人多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所引起的，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这都增加了老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里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妻子，母亲，女儿等，还承担着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老年期，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身体素质也急剧下降，在家中所承担事物的能力减退，老人心里产生巨大的落差，再加上女性的性格特征，生为一个母亲，妻子，女儿，对生活中的事情考虑的比较多。相比较男性而言发生抑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4.3关于离婚、丧偶老人更易轻度抑郁，未婚、已婚老人更易中重度抑郁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离婚和丧偶的老人发生轻度抑郁的可能要高于已婚和未婚的老人，已婚和未婚老人发生中重度抑郁的可能要高于离婚和丧偶的老人，这与一些国内外研究结果不符，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过小和调查区域的局限性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孤寡老人的重视和建立一些社会保障措施，减少了老人抑郁情绪的产生。通过研究国内外的婚姻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假设,认为婚姻可能通过伴侣在生活中,发挥护理和支持的作用,并可能会增加他的家庭的社会支持度改善居民更多的支持资源,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的生活范围相对较小,接受所有方面的支持资源相对较少,配偶的社会支持在生活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各种原因导致的老年人没有配偶，缺少配偶的支持也会影响生活，从而增加抑郁症的患病率。

4.4关于子女探望次数越频繁老年人抑郁程度较低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探望次数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子女一年探望一次的老人患轻度抑郁的可能性相较高，无探望次数的老人患中重度抑郁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子女探望也是一种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和压力情景都普遍存在。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从而减轻心理反应。社会支持可分为实际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前者是指个体实际接受到的帮助和支持，而后者则强调的是个体对自己能够接受到的社会支持的期盼和评估，是个体内心存在的一种信念。只有得到各种社会支持个体才能够拥有较高的幸福感，这一结论老年人来说均有普遍意义。因为老年人生理与心理功能的衰退以及社会角色的改变，导致其社会活动减少，同时活动范围也有所缩小，从而老年人群体逐渐被社会边缘化，故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子女探望使老人获得较高的幸福感，从而降低了抑郁的患病率。

4.5 关于有宗教信仰的老人抑郁程度轻于无宗教信仰老人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老人抑郁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宗教信仰的老人抑郁程度明显轻于无宗教信仰的老人，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给老人带来心灵的慰藉，给人心灵安宁，宗教信仰本身可能不会直接引起精神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但于宗教相关的一些特征可能有祝于促进精神健康如：祈祷，学习，聆听，鼓励和来自鼓励式的演说，来自宗教团体的社会支持等，即使子女没有在身边，参加宗教活动也可以为个体提高一系列的信念，也可以帮助个体减轻压力，减少抑郁情绪的发生。

4.6关于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更易抑郁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日常生活能否自理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结果说明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更加容易抑郁。随着老人年龄增大，躯体情况越来越差，疾病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巨大压力，老人长期不能接受自己不能照顾好自己的事实，心情挫败，积郁成疾以此恶性循环加剧了老人抑郁。针对这个结果，要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体贴，了解他们的需求，不忽视细节。

4.7关于不同收入来源对老人抑郁情绪影响问题的讨论

本调查研究发现老人经济来源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 ,物质收入会影响人的心理感受, 年轻的时候, 人们出于对各种物质享受的追求, 会把经济收入看作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人们在进入老年生活后, 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他们很少消费, 认为应该把钱留给下一代或者是有不时之需时才用。不管收入来源于子女还是退休金甚至社会救助，只要满足了基本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所需, 老年人一般不会有进一步的奢求, 其抑郁情绪也就不会再受到收入来源的影响。

4.8关于有无子女对老人抑郁程度影响的讨论

本研究结果说明有无子女对老人抑郁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和国内外很多研究不相符合，可能因为样本量不足，调查范围过小等原因导致。研究表明草滩社区老年抑郁情绪可受性别、年龄、文化、婚姻、居住情况、社会支持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无子女因素影响较小。老人抑郁状况主要受外部刺激因素和自身心理调节因素影响。随着时代进步发展，老年人更注重自身生活状态的提高，不再局限于过去为子女奉献自己的思想观念。针对这一结果我们提出新的假设：相比上世纪老人在生活中更加关注自己身心健康状况而不是全身心投入到子女的照顾中。这一假设有待进一步研究。

5结论及建议

社区老人情绪受主观及客观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 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探望次数、有无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能否自理、收入来源对抑郁情绪影响显著，有效的社区心理干预可以缓解空巢老人抑郁症，增强其幸福感，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

建议：首先进行健康教育，对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进行简单体检和就医指导，并普及健康知识，改善其不良生活习惯。同时督促子女多关心老年人，多与其沟通，使老年人得到关怀。其次多组织团体活动，定期对社区老人进行集体心理治疗，加强老年人间互动性讨论，相互交流和学习，并相互鼓励，使老年人学会如何自行调整自己的情绪。再次采取行为放松法引导老年人进行放松，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娱乐活动，扩大社交圈，积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如老年秧歌、曲艺、钓鱼、下棋、养花等，通过分散注意力而减少孤独感。通过倾听老年人的倾述，使之充分宣泄情绪并及时进行疏导，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矫正不正确的认识，激发生活动力，帮助其恢复自我能力，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致 谢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向三年来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给予我帮助、指导、支持的师长，朋友、父母亲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参与这次配合调查的所有老人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论文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htp:/www.sars,gov.en/tisj2xtb/201702/20170228.1467424.huml.
[2]翟振武.陈什鞠.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档势、新特点及相应界老改贫[D.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27-35.:110-111.

[3]张小玲，老年痴呆病人的家庭护理及预防保健〔J}.护士进修杂志，1998, 13 (5) :19-20.

[4] Penninx BW, Geerlings SW, Deeg DJ，et. Minor and major depression and the risk ofdeath in older persons[J]. Arch ten Psychiatry, 1999, 56(10) :889-895.

[5] Bohlmeijer E. Smit F . Effects of reminiscence and life review on late-life

depression:a meta- analysis[J]. Int J Geriatr Psychiatry, 2003, 18(12) : 1088- 1094.

[6]李晓敏，韩布新.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随年代的变化趋势[J].中国老年学杂

志，2012, 32 (16):3496-3499.

[7]张明园，任福民，樊彬，等.正常人群中的抑郁症状的调查和CES-D的应用[J].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7, 20 (2):67-71.

[8]Yeh YG, Tsang HY, Lin PY, et al. Subtype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ong the elderly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remission[J].Am J Geriatr Psychiatry, 2011, 19 (11):923-931.

[9] Fuligni AJ. Authority, autonomy,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cohesion:A study of adolescents from Mexican, Chinese, Filipino, and European backgrounds [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l998,37(4):782-792

[10]Smetana JG.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adoleseents and Parents一Conceptio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Parenting Practices: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Child

Development, 2000, 71(6):1672-1686.

[11]汀向东，王希林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6,12:217-219.

[12]王家新.老年公寓中的抑郁症[J].上海精神医学，1993,5(1) :18-19.

[13]陈静，张黎明，高莉.武汉市城区老年人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 27 (3):275.

[14]杨本付，刘东光，邵光方.济宁市老年郁郁情绪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J].中国老年学杂志，1999, 19 (7):195-196.

[15]吴蓉，余跃生，陈海贞，等.都匀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05, 20(外科版):67-69.

[16]Tisak. Children' s Conceptions of Parental Authority[J].Child Development,1986, 57:166-176.

[17]Boyd JH,Weissman MM, Thompson WD, et al.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a community sample[J].Arch Gen Psychiatry, 19$2, 39 (10):1195-1200.

[18] Snowdon J,Lane F. The Botany surve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n elderly population [J]. Int J Geriatr Psychiatry,1995,10:349~358.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