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水浒文化精神渗透进山东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深深影响了山东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特别是与山东现当代红色革命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有着复杂的互动过程。其中，《水浒传》写作手法、风格对山东现当代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水浒人物形象与山东现当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有极大的比较意义，山东现当代文学中的红色基因与水浒文化精神也有明显的互动关系。红色革命文化与水浒文化基因综合影响下的山东文学发展史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革命文学；山东文学；红色文化；水浒文化；《水浒传》
以山东人为主要人物、以山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中国四大传统文学名著之一《水浒传》，自成书以来，在不断产生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反复演绎，“水泊梁山”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形象已经成为山东地域人格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成为一种文化本能，渗透于作者与读者的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接受，特别是与现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有着复杂的互动过程并融合交织在一起。20世纪与21世纪初期的山东文学书写自然要承担起建构新的山东地域文化形象的重任，而红色文学基因视域下水浒文化精神与山东现当代文学经验的关系问题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与研究。
一、从《水浒传》到山东现当代文学：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正因为这样，传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它永远处于被制作的状态，指向可能的世界。以山东人为主要人物、以山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中国四大传统文学名著之一《水浒传》，其精神就是指向当下与未来的，其精神穿越了时空深深影响了山东人的性格特征与山东文学的发展流变。20世纪与21世纪初期的山东文学书写自然承担起了建构新的山东地域文化形象的重任，而《水浒传》及其衍生的文化与山东现当代文学经验的关系，特别是与山东红色革命文学经验的关系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与研究。
然而，遍查中国知网，还未发现有研究山东文学红色基因问题的文章问世，我们只能得到研究水浒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博硕士论文与期刊论文20多篇，其中研究水浒文化与山东现当代文学关系的文章不到10篇，这些文章大多从英雄主义叙事的角度分析《水浒传》对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文学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影响，个别文章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水浒传》想象出的一个与黑暗现实世界相对的乌托邦世界“水泊梁山”与现当代文学中“新中国”、“延安”、“高密东北乡”的契合，还有研究者从个别侧面提出了《水浒传》对当代作家如张炜、莫言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拓荒的阶段，更有益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因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分设、不同学者研究方法的隔阂而长期搁置。
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红色文化梳理渐次展开的今天，山东文学中红色文学基因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凸显。本课题力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为政府及其文艺主管部门制定文艺政策提供借鉴。
二、水浒文化精神在山东现当代文学中的传承与发展整体观
地域文化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地域文学是文化形象的审美镜像。水浒文化即是山东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叱咤风云、豪情满怀的梁山好汉虽然已经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久远的年代，但有关记忆却没有随风而去，相反，它们却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反复演绎着。这说明，“水泊梁山”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形象已经成为山东地域人格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渗透于作者与读者的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深深地影响了作者和读者的创作和接受，成为一种文化本能。《水浒传》中的忠义、爱国精神品格、对理想乐土的追求与独特的英雄叙事策略，深深影响了山东近百年英雄叙事作品的发展路径。山东现当代作家的革命情怀也是中国文学成就中最重要、最亮丽的部分之一。不同类型、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山东作家有着程度不同的水浒情结或水浒气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对革命理想也有着不同的接受程度，对革命实践有着不同的参与程度，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山东现当代文学创作与传播、批评及读者的接受，革命文学作家对水浒文化等传统文化也有着反向影响，二者在山东这个特殊地域的互动与融合发展对山东人当代精神品格起到了重要模塑作用。
其间，最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应该是《水浒传》主题，如江湖与庙堂意识的裂变与对理想乐土的追求等，这些在山东现当代文学中有很深刻的体现。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儒学的故乡，孔子塑造了山东齐鲁文化的基本灵魂，使得齐鲁文化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民族性。孔子格局远大，他在主要生活地的鲁西南的山水间塑造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中国传统的出世入世观和远大境界，身处陋室即是胸怀天下，这种境界汇聚到古代文学名著《水浒传》中，又通过《水浒传》更深更广地影响到今天的山东普通民众与山东文学艺术创作者、阅读者。
《水浒传》中，宋江杀阎婆惜事发，投奔居住在沧州横海郡的柴进。柴进是何人？他是大宋的前朝即后周皇帝的嫡派子孙，被称为“见世的孟尝君”。宋江与柴进一样，都是把身处庙堂与江湖的关系明了于心并付之行动。宋江刚到柴进家中，便遇到已在此地避祸并染病的武松，二人瞬间惺惺相惜，很快结拜为兄弟，这是水浒全剧故事中比较早的一次结拜，而且是水浒主角宋江与水浒故事中对民间影响最大的英雄武松之间的结拜，其意义非常重要，对后来的大聚义大结拜是一次点睛的伏笔。之后，历尽沧桑解决了孟州诸奸逃往青州的武松又遇到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做枪棒师父的宋江，二人再次分别时，宋江对武松说出了震撼全书的一席话，给武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入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1这就是说，宋江最终的理想，是忠于祖国，抵御外侮，成为功臣，青史留名，宋江也把自己的人生信条谆谆教诲给武松，并说明这是二人（也是后来的所有梁山好汉）日后能否共同走人生道路的标准，为后来的故事发展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后来宋江等水浒英雄受招安后，走上为国征战的道路，内惩方腊，外抗辽国，实践了深受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思想浸染的人生理想，武松、鲁智深等也成为最受山东人喜爱的水浒英雄形象。
时光转到当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山东籍著名作家莫言在其名作《红高粱家族》中，塑造了在山东东部墨水河边经营酒庄勤劳创业的九儿戴凤莲与坚强生活最后成为土匪头子的余占鳌形象，他们和当地的百姓一起，是一群地位卑微，然而聪慧、坚韧、乐观的山东人。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来到齐鲁大地的时候，吃高粱米长大的勇敢的墨水河畔人拿起简陋的武器，一枪一刀，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和侵略者展开了生死的搏斗，血染沙场。他们没有追求“封妻荫子”，也没有追求“青史留名”，他们只是自发又自觉地抗争，他们是保卫自己的祖国与家园。其实，宋江口中的“封妻荫子”，也不能作狭隘理解，他和大部分梁山好汉都不喜欢近女色，也不结婚生子，他们口中的“妻”“子”，若理解为民族人口繁衍、国家荣光强盛则更为妥当一些。从此意义上说，这就体现了越来越深刻的爱国主义，这就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齐鲁精神！
《红高粱家族》还只是一个“新历史”的文本，真正的革命历史小说《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山东红色小说文本，更是展示了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原籍河南的当代著名作家刘知侠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在山东工作，70年代曾任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他的《铁道游击队》是山东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叙述了党领导下的活跃在枣庄津浦铁路两侧与微山湖畔的一支游击队与日伪军坚强斗争的故事，弘扬了听党指挥、不怕牺牲、敢于亮剑、攻坚克难、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铁道游击队精神”，很好地诠释了山东人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水浒精神中的爱国忠义品格，与今天“革命为民”红色基因影响下的“文学鲁军”走在中国文学前列，是有深层原因及内在规律的。
三、《水浒传》写作手法、风格对山东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水浒传》不仅开拓了山东英雄叙事的新领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英雄叙事传统，深深影响了山东现当代英雄叙事作品的发展路径。《水浒传》的手法、结构与风格对山东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层影响。
为了塑造梁山好汉，《水浒传》采用了“官逼民反”、“神魔斗法”、“复仇”等叙事模式，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其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都在现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借鉴。
《水浒传》虽说是文人创作，作者署名为施耐庵与罗贯中，但其源头却是一种民间传说与传统戏曲故事，带有极其明显的民间形态，其影响也更方便地作用于民间。老百姓喜欢热闹打斗的故事场景与酣畅淋漓的复仇叙事，不管是《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还是《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亦或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杀嫂打蒋门神、杨志卖刀杀牛二、鲁达拳打镇关西、英雄们打祝家庄、闹东京、败高俅、征方腊、征辽国，莫不是如此，各种人物的个性特征也在激烈的对立冲突中展现出来。山东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本人就有不甘军阀倒行逆施的压迫而寻找革命道路的经历，其作品也是立足民间，描绘民间大地和下层民众的疾苦，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这和《水浒》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创作的《有的人》，采取对比的手法归纳概括了两种人生选择而带来的两种人生归宿的不同，赞扬了为民请命的人格的伟大。从现当代山东诗人的诗作中可见《水浒》叙事抒情模式的深刻影响，从现当代山东作家的小说中更是可见这种深入骨髓的影响。当代著名作家吴强虽然是江苏人，但长期生活在山东，是山东作家群中的一员，其长篇小说《红日》展示了解放战争时期环海战役中的重要节点，把我军和敌军的行军比赛、谋略比赛、意志比赛、精神比赛，用对比对立的方式陈列在读者眼前，我军指战员的正确判断、神速行军、果敢意志、不怕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都在与对敌军的描写的具有对立特点的冲突中展示出来。这样的叙事手法显示了中国文学的传承关系，当然，和古代的《水浒》人物叙事相比，以《红日》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因为有党的领导而具有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明确的斗争目的与恰当的斗争手段，时代引领着文学向前发展进步。
除此之外，《水浒传》的白描手法、意识流手法、系列小说的结构对山东现当代文学有重大影响，《水浒传》豪放而沉郁的风格也对山东现当代文学有深层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梳理。
四、 水浒人物形象对山东现当代文学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水浒传》以山东地域为主要背景，塑造了外在勇力和内在品格完美结合的“梁山好汉”群体英雄形象，这些文学形象作为“原型”已经渗透到山东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在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我们可以拿《水浒传》中的主角宋江与《林海雪原》中最深入人心的英雄杨子荣进行对比研究。《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是山东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东北，把山东人的性格融入笔下的英雄人物形象中，而且杨子荣的原型也是真实存在的山东人，充分展示了山东人物的性格特征。宋江与杨子荣，两个人物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对国家热爱，对民族忠诚，对百姓关心，对朋友讲义气，但在深层上，或者说在量与质上，我们会发现他们还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是境界的高与低的区别。
《水浒传》中，宋江虽然后来上了梁山，但其心在朝廷，心中一直有最后受招安然后为国效忠的理想。他曾得到九天玄女的三卷“天书”，而且九天玄女指示他“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2，从此，“辅国安民”成为他的“忠”的手段和方式，对他来说，清除皇帝身边的贪官酷吏，赶走垂涎我们民族生存土地的外族入侵者，就是“忠”，而“忠”需要“义”的配合，靠一百单八将与梁山兵丁的集体抗争才能实现“辅国安民”的理想。那么，为什么要“忠”于皇帝？怎样才能让大家都和他一起“辅国安民”？他只能靠九天玄女这种神话了。
《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与宋江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爱国爱民，但又有明显不同。《林海雪原》中写道：“他咀嚼着，想着，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革命战士手里，把他们斩尽灭绝。”3杨子荣是党教育出来的英雄人物，拥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信念，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因此，他的“忠”也就化为“爱国”“爱民”，他和战友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社会时代背景的差异使宋江与杨子荣两人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而传统观念又对他们的人格产生了不同影响，不同社会时代对人物塑造也有不同要求，作者个人经历、创作意向与情感也会对人物形象产生影响。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当代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在英雄人物创作过程中既有对传统英雄人物形象中诸如“忠义”等传统的继承，也有超越了古典英雄人物的创新之处，正确的理论思想赋予了革命英雄人物更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境界。从以上比较中，我们也应该看出，外在勇力和内在品格完美结合的山东人的性格特征早已成为山东地域文化形象建构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水浒传》塑造的“梁山好汉”群体英雄形象，作为“原型”已经渗透到山东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王统照、杨振声、曲波、冯德英、峻青、王愿坚、萧平、苗长水、李存葆、莫言、尤凤伟、王金年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作家的水浒情结或水浒气质，都深深影响了山东现当代文学创作与传播、批评及接受。
山东当代著名作家李存葆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名作《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保家卫国的红色英雄群像，其中副连长靳开来的形象引起了广泛讨论。战争中极度缺水，面临全连渴死团灭的结果，副连长靳开来“违规”带领战士们搞来越南老百姓的几捆甘蔗，解决了全连战士“喝水”的问题，最后迎来了战斗的胜利，而他自己却在搞甘蔗回途的路上踩雷牺牲。这是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李逵式的鲁莽与忠勇结合的性格特征，靳开来又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感动与痛心，这是一位能够站在全局、站在更高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而又勇于牺牲的，为了祖国和人民宁愿背处分宁愿被误解的英雄，他明显高于李逵。我们可以说，靳开来式的人物形象的被热议，体现了当代山东作家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红色革命英雄形象被认知与被理解的过程，山东人应该被辩证地认识，山东人自己也应该反思、提高、再反思、再提高。
另外，革命文学作家对水浒文化等传统文化也有着反向影响，二者在山东这个特殊地域的融合发展，对山东人当代精神品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结语：红色革命文化与水浒文化基因综合影响下的山东文学研究有待强化
综上，“水泊梁山”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形象已经成为一种山东文化符号，渗透进山东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层面，与现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有着复杂的互动过程并融合交织在一起。学术界应该进一步研究红色基因视域下山东现当代文学中的水浒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力求得出规律的认识，为政府及其文艺主管部门制定文艺政策提供借鉴，引导山东作家的创作走向更辉煌的未来，让“文学鲁军”的爱国忠义品格与革命为民的红色基因永远走在中国文学的前列，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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