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异化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主题与历史定位

王刚

(西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采取了“实证主义”的分析态度，但他仍然以“异化逻辑”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框架，而“异化逻辑”的批判正是以自然的“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这表明他此时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尝试以“自然的人本学”来消除异化现象，实现人类解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成了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派”。马克思对人类本质的理解与费尔巴哈有本质的差别，他从人的“现实性”的经济生产活动中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着眼于社会性的人说明了他超越费尔巴哈是逻辑必然。

关键词：手稿；异化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题；历史定位

【中图分类号】：A1、B0

“异化”是否为马克思《手稿》中的唯一逻辑主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其一关系到《手稿》在马克思整个早期思想史中的定位，其二关系到马克思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的问题。在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伴随着《手稿》思想主题解读的差异，手稿本身的性质和定位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简称《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之间偏移。大致说来，如果强调《手稿》中的“异化逻辑”,则会在《法哲学批判》与费尔巴哈思想的意向上诠释《手稿》的性质；而如果强调《手稿》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第三笔记本的内容，则会把《手稿》的主题奠基于《形态》的思想境域之中。对于《手稿》本身来说，这种阐释的偏移和张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正是《手稿》作为一个过渡性文本的魅力所在。但是，对《手稿》评价中的这些争议也造成一个客观事实，即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和解读手稿时都会各有侧重，难以达成对《手稿》思想定位的共识。特别是在手稿写作时期，马克思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费尔巴哈派”？笔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表现出来的“异化逻辑”主线，代表了他试图从费尔巴哈的哲学寻找出路，而关于“劳动”、“私有财产”等相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分析，则显示了他与费尔巴哈在理论进路上的根本差别。

一、“异化现象”、“异化思想”与“异化的批判逻辑”

存在于《手稿》研究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是，前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最初将《手稿》第三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写作《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而发表。而后来另有一些学者则依据《手稿》本身的“异化思想逻辑”，将《手稿》的思想做近向于《法哲学批判》的解读。可见，关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性质和定位，在研究史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超出一般理论张力的“阐释偏移”。

（一）“异化现象”的发生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承认，自己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式，从揭示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来考察存在于“国民经济学”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发现“异化现象”和工人现实劳动的异化性质，是马克思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从国民经济学的分析中得出的。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首先指出，马克思通过第一笔记本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异化的“现实性”，构成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对黑格尔精神异化和自我意识异化“抽象性”批判的基础；从而也构成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批判的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发展到了“实证主义”的批判阶段。

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揭示，得益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从《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形式上看，它包含一个“三栏式”的分析结构和结尾。马克思在开始写作之前，先将一张信纸分列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项，然后进行单独的分析，最后得出了结尾章“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在这三栏式的国民经济学分析结构中，他认为“工资”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资本”和“利润”之间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而“地租”则一样由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来决定。这样的分析中，国民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地租、工资、资本、利润、竞争）等相互分离的要素，是作为研究的前提被首先确认的。因此，马克思说他的分析是按照“国民经济学自身的方式”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就被熔炼为“异化”。

他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它没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在《手稿》中异化意义的首次表述出现在“地产”分析的最后。他认为：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中世纪“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将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在前者土地仿佛还被看作领主无机的身体，领主是土地的主人，人是物的主人；而后者则表明“死的物”完成了对“活的人”的统治，人沦落为商品、货币、物的奴隶。在国民经济学的事实中，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工人对自己产品的关系是一个“异己的”关系。

（二）“异化思想”的来源

马克思所研究的“异化现象”是现实发生的，是区别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异化”或 “精神异化”的，这里突出了他实证研究态度所指向的异化“现实性”。而他自己的异化思想则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异化，这个异化用作“外化”的意义是思维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精神趋向现实的本性；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对它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指出了其唯心主义的本质，揭示了它的“对象性”是“非对象性”、“现实性”是“非现实性”的实质。而异化的第二个前提性预设则是费尔巴哈的“类哲学”思想，并且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地使用了这一思想。在这一思想下“异化”指的是对人先天自然本性的异化，是将人“非动物性”的一面降格为“动物”。在这里异化的本质是人抽象性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存在在现实的自然的“种”上，就是存在在抽象的先验的“类”上。

“异化现象”是现实发生的具有现实性；而异化的“对象”则是不具现实性的人的“类本质”。因此，假如没有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则亦不可能提及人的“异化现实”。^①马克思虽然通过异化现象的讨论，指出了工人现实性的“劳动”被抽象为生产要素-“范畴”的事实（其本质是将人排除在它的视野之外的，使人成为不存在的人的）；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只是把人作为“工人”（作为工具加以计算），使人之本质在这一预设中被消解的现实。但是，在“异化思想”上马克思对人的“劳动现实性”的强调，其批判目的却是人的尊严、价值与地位，是抽象性的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自然的“类”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奠基在马克思“异化思想”之下的，仍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主义的人本学”和“类哲学”——它只注意在“自然性”上将人与动物相区别，而作为“现实的人”其第一性质并不是“自然性”，是人处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的“社会性”。

总之，《手稿》中马克思从人所处的社会性质的领域，揭示了现有的国民经济学下造成的“异化事实”，然而他用来统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异化思想”，其底色却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主义的哲学。这种体现在“异化现象”和“异化思想”之间的理论异质性差异，也正是二者“人本思想”潜在差异的重要体现。但是，马克思此时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异化批判逻辑”的发力点，因此他并未注意到自己与费尔巴哈之间的“人”到底有着怎样的鸿沟。他在《手稿》中完全赞成费尔巴哈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认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三）“异化的批判逻辑”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发现具有实证性和现实性，但他异化的批判思想仍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为底色。因此，我们基于“异化的批判逻辑”去理解《手稿》，则可以看出手稿写作时期思想的不成熟性，将《手稿》整体做偏向于费尔巴哈和更早时期《法哲学批判》的解读。因为马克思从发现现实的“异化现象”到完成“异化的批判逻辑”，有一对关键而短暂的“关系颠倒”，这一“颠倒”可以说明马克思如何的靠近费尔巴哈。在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揭发了“异化现象”；从私有财产的运动结果得到了“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他马上说:“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换言之，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私有财产”引起了“异化劳动”，而是“异化劳动”造成了“私有财产”。这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颠倒”，在异化的批判逻辑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这一“颠倒”意味着马克思将以“异化逻辑”来统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选择以人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来批判现有的国民经济学。这也奠定了《手稿》第二和第三笔记本写作的总基调。其次，马克思在整个《手稿》中虽然以“私有财产”的相关关系分析为讨论的重点，讨论了“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和需要”等关系。但是他几乎没有直接批判“私有制”问题。因为在这一“颠倒”的关系下，私有财产只不过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它构不成造成异化的真正原因。那么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劳动。“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总结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私有财产是人自身劳动现实化的产物。

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哲学看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将“人”看作一切关系问题的主语，“私有财产”不过是人劳动的外化；而劳动的现实性又是人本质的对象性、人的现实化。劳动代表着人的本质能力，人的本质是人能劳动的自然的生命力。因此，后者才是关系问题的真正主语，而前者只是宾语；“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私有财产”只是异化的结果。而如果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分析所表面揭示的那样，将私有财产看作异化的原因，将私有财产看作异化劳动的结果才是颠倒了主体与客体、主语与谓语之间的真实逻辑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基于异化的批判逻辑，从这一关系的“颠倒”开始，亦证实了他以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思想”为基础和核心。《手稿》中第一笔记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所采取的“实证主义”原则，过渡到了更高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原则。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出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割裂，他的研究方法落后于他的研究对象。

二、“私有财产”、“劳动”与“人的本质”

尽管基于“异化批判的逻辑”突出了《手稿》中马克思所持的费尔巴哈立场，但是我们仍不能说马克思成了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派”。这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揭示具有“现实性”，使他的“异化”直接区别于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具有现实的“消极性”。其次，在《手稿》中“异化”的逻辑，虽然是以先验的类哲学为基础，且强调人的自然性过多而社会性太少；但是《手稿》中的“劳动思想”却是充满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劳动”理解为“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为人的现实性，理解为人的生命本质，理解为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在《手稿》中超越一切旧哲学的萌芽，都最终通过具有经济和人本双重意义的“劳动思想”体现出来。最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显示了他从一开始就与费尔巴哈处于不同的理论进路。并且这才是更为主要的方面。他关心人的“社会性”本质而非“自然性”本质。

（一）“私有财产”与“劳动”都是人的本质

在《手稿》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之所以可以“颠倒”，恰恰是因为“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是人通过“劳动”外化的自身的“主体本质”。这符合马克思“人本主义”上主体统一性的哲学，而非后来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立统一的哲学。在这里“私有财产”不过是“劳动”的宾词，它的意义本身是由人的劳动所赋予；而所谓“异化”就是人这个外化的本质（宾词）“私有财产”，反过来将人的真正本质（主词）“劳动”外在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调现实性差异的劳动异化，又被抽象的“颠倒”为主体对自身先验本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的劳动关系下，马克思直接指出工资本身就是“异化”的产物，是对人本质外在化的剥夺。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表现的是人的自然和社会特性的丧失；而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则使劳动成为“非现实性的”与牲畜等不相区别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劳动只是一个被抽象的“范畴”，不劳动的工人就是游荡于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而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看来，劳动对人不仅是谋生的劳动，它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劳动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使人自身二重化。人正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活动，才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我们敏感的把握到马克思《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命题下，其实是两种不同思想的奇妙组合。单看他的“异化逻辑”时，我们发现他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先验主义的自然人本；而看他的“劳动思想”时，他认为人的劳动是现实性的，人通过劳动成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劳动代表着人最基础、最本质的自然生命力。^②在他看来，劳动过程是工人将自己的生命附加于对象物的过程，因此劳动产品就代表着工人活着的生命。

（二）人是“社会性本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命题下，存在着一个“异化”的批判逻辑与“劳动思想”的裂隙，并且马克思认识到的“劳动”是属于新唯物主义哲学性质的。因此，就这一点来看，当研究者们强调《手稿》中的“异化”时，就会不自觉的将手稿做偏向于《法哲学批判》和费尔巴哈派的解读，因为异化批判中占有关键地位的那个“逻辑颠倒”，就是《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所使用的“主谓颠倒”手法。而强调“劳动”，或者确切的说是手稿中第三笔记本的思想，则会将《手稿》做偏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这不仅是因为手稿中论述“劳动”时，体现了对象性、现实性等术语和思想，更因为第三笔记本中还论述了分工、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等意义。但是，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是必然的，因为《手稿》的整体批判逻辑主要还是“异化逻辑”。

关注人的“社会性”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根本的不同，只有在这一差异性上才能说明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主义是必然的。而人的“社会性”根源就体现在人所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即现有的国民经济学中。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等人的关键。但是，如果要说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笔记本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已经意识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恐怕还是牵强的。我们不能把《手稿》对国民经济学采取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和研究，看成达到了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同一水平的思想。否则，就不会有手稿第一笔记本最后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颠倒，也不会有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范畴经济学”的直接反对。但是，就手稿本身来看，除去异化逻辑的因素干扰，马克思第一笔记本对国民经济事实的分析，则奠定了他在第三笔记本中对黑格尔思辨性质批判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忆，他说在《法哲学批判》中，他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也表示《手稿》的写作与《法哲学批判》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写作计划体系下的一部分。因此，通过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回忆，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最初在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中遇到了“物质利益”问题的难事，然后在《法哲学批判》中实现了“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关系“颠倒”，确定要解开市民社会的关键秘密在于政治经济学。因此在《手稿》的写作中，在“巴黎时期”他开始了第一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一直潜在的思想区别。费尔巴哈是通过宗教批判来恢复人的本质，而在他那里与宗教相对的是人的自然性。马克思则在《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所以，从马克思整体的理论进路上看，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是必然的；在《手稿》中他没有完全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成为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派”。虽然，他此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认为对费尔巴哈所展开的批判工作还有进一步推进的必要。但是，差异毕竟是存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曾偶然的讲出了这一点，他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可见关注社会性的人，才是马克思真正的“类思想”和“人本学”。从这条线索来看，马克思停留在费尔巴哈的结论上只会是一时的，跃过费尔巴哈却是必然的。因此，关于《手稿》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嬗变中的定位问题，也应该具体的来看。从《手稿》的写作时期来看，它与《法哲学批判》的时间相当接近，且有批判方法和认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将其看成《法哲学批判》的延伸。反之亦不能以《形态》中成熟的思想为标尺去解读。《手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群，它在批判黑格尔和超越费尔巴哈的思想“嬗变”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应当始终占有独立而关键的地位。

注释：

①马克思从“现实性”去批判黑格尔范畴的抽象性，因此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之“类本质”亦不具有现实性，亦是其批判对象。其次他讲人的自然性本质在于人与动物的区别，而马克思则从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关注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社会性”意蕴着人的“现实性”，这构成马克思对整个“抽象性”范畴哲学批判的基础。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注意到对费尔巴哈“类哲学”先天性抽象本质的批判，反而直接将其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框架。因此从《手稿》到《形态》，以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为哲学突破口，马克思必然要完成这一逻辑上的“颠倒”。

②就劳动是具有现实性的人的自然本质而言，两者的内在张力在于现实性和感性（sinnlichkeit），而这种奇妙的组合正是马克思“合理辩证法”的基本运思逻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黄学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核心主题、思想逻辑和基本意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6月。

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学2021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21SP02，本文系此项目最终成果。

王刚（1995-），男，汉族，四川省攀枝花市人，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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