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哲学的关系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

陈瑞瑞

（青岛大学 370212 ）

1. 从哲学角度看翻译

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对翻译本质的哲学认知甚至也可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思考，他在《修辞学》一书中针对不同民族间语言的转换（即翻译）就有过哲学的阐释，“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约定，但内心的经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不仅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哲学上最高的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的方面。翻译是以客观存在为标准而进行的思维活动。因此，翻译思维和翻译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即如何处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的形成。西方译学的奠基人霍尔姆斯在哲学家亨普顿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经验科学，并指出译学研究涉及两大主要目标：一是按照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翻译即翻译作品的现象进行描写；二是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预测和解释的普遍原则。

如果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立场来看，一切自然规律和真理都属于客观规律，与个人主观意志无关。比如，柏拉图强调意义具有普遍性，且在经过语言传递前后都具有安全性。即一个事实（实际意义）在跨过语言边界后，其本身意义依旧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并未因为受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丝毫的扭曲。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我们无法通过不同的语言版本来理解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思想，正如外国人无法通过中文以外的语言形式完全接受中国的“之乎者也”。因此，柏拉图在阐述这一哲学思想时并未从翻译层面加以考虑。如果从认知的立场来看，正如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人通过自身感受器官感知世界，只能认识到非常主观的事物表象，而不能接触到世界的本质。这样看来，语言客观传输意义的作用被严重低估甚至抹杀，语言本身对概念或意义的形成或构建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如果从言语行动学立场来看，一切规律和真理都在于语义界定。其代表人物弗雷格对于“思想和知识”的理解如下：它既不是客观外界的事物（否定形而上学），也不是我们内心世界的表象（否定认知立场），而是我们人类可以共同把握的对象，这里的“共同把握的对象”即语义界定。尼采作为反叛柏拉图思想的旗帜性人物，对语言做出了新的定义。他辩称，语言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如果意义或概念脱离了语言环境便不复存在，更谈不上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语言作为约定俗成的一个体系，通过它产生的每个概念都会留下人为的痕迹，甚至它会把不等同的东西通过语言符号人为地等同起来。

因此翻译不完全是客观活动，但更不完全是主观活动，从哲学上讲可以定义为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客观活动，而且是精神活动。

2. 翻译中的哲学思维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国家，有许多翻译学家或者是哲学家对翻译基于哲学角度进行了多次的思考和讨论。比如我国研究学者贺麟先生，在谈论翻译与哲学的关系时，提出所谓的翻译就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这种活动中包括了译者的理解、体会以及翻译等多方面内容，翻译的结果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流的结果，译文与原本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的语言与语意的关系，既有一定的联系又存在一定的想象空间。达到哲学高度的翻译作品通常是综合性比较强的作品，而且出发点都是基本的根本性的，客观成分占主要部分。总结起来可以说，翻译观反映的是翻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是指导翻译者进行翻译活动主要思想，而翻译观是带有哲学意义的。这也就要求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翻译者要具备唯物辩证思想，在翻译活动中要注意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平衡也是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

翻译的思维方式是翻译的深层机制，翻译过程体现了思维的选择与创造，其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沟通人类文化与语言的桥梁。因此，很多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构建是通过研究语言与翻译来实现的。哲学中讲求辩证性的思维，强调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哲学思维运用到翻译中意在提醒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的促使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朝着统一，也就是朝着译文最理想的效果努力。所谓翻译哲学实际上是从翻译角度来讲的，在人类翻译发展历史中，人们通过日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对翻译行为的一般情况的认识，人们把这种

认识称为翻译观，而翻译哲学就是更加系统化和完善的翻译观。翻译哲学不是单纯的翻译行为加上哲学思想，翻译行为是需要哲学思想的，从本质上讲，对于翻译中的哲学思考主要体现在翻译者将某种哲学理论运用到某个翻译过程中。

翻译活动中还有许多方面涉及到哲学思想，最早对于重本还是重质的争论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翻译活动中的直译与意译、创造性与忠实性、异化与归化等问题，都是常见的二元对立问题，如何将这些看似对立的问题统一起来，就需要利用哲学思想来考虑。总而言之，利用哲学思想来处理翻译活动中的问题，以求实现翻译活动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平衡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哲学中的辩证思想能够很好地引导翻译者对待自身创作与尊重原作之间的关系，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行为，需要我们认清其内在的科学规律和本质，灵活地运用哲学思想来看待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才能翻译出高水平的作品。

3. 哲学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影响

翻译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问题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

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的“文化转向”使二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从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上给翻译以形而上的思考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我们看到翻译活动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就需要以跨学科为切入点来规范其研究范式与概念范畴。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翻译是涉及到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思维活动它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再现。从哲学角度看语言及思维的共性为翻译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例如，皮姆（Anthony Pym）的 《哲学与翻译》中提到，众多哲学家都使用翻译作为个案研究或者作为讨论更笼统的应用性议题的隐语。

苏格拉底讲的是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启迪人的思路，使之产生自我认识。因此，哲学的建构，首先意味着是对回归的途径的思考。由此看来，翻译之用大矣，而哲学点明了这样的作用：居间思考的哲学家，可能首先就是应该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有足够可能对世上最为

珍贵的信息加以传递进而启迪他人哲思的那种人；更准确地说，哲学家，也就是最为原始或原初的翻译家。

伽达默尔及其哲学解释对西方翻译理论也有着重要影响。其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主要是针对同一文化下理解者(主体)和理解客体的。然而，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三原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同样具有诸多启示。首先理解的历史性肯定翻译中的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所导致的偏见和误读是“合法的”。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和偏见。正如勒菲弗尔所言，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收到各种主管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其次，伽达默尔关于两种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确切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性质，且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不可避免性。由于历史性的约東，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难以重合，文化过滤现象在所难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应努力领悟作者的本意。第三，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的论述有助于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每个人而言，文本都是一种开放性解构，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文本而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因此重译本作品可视作是不同时代译者不同创造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译尤其是文学名著的重译是值得提倡的。最后，伽达默尔的对话模式理论提高了译者的地位，标志着翻译的对话时代的开始。以往的译论认为，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原作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竭力捕捉原作者的意义，而对原作者的意义的忠实则成为译者最大的愿望。但这种绝对忠实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思维的影响，而在文本的翻译完成后，读者所面对的只有文本本身。

4. 小结

毫无疑问，翻译与哲学的关系是由翻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翻译既是具体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思考。德里达说过：“我们所研究的翻译问题，也恰好是通向研究哲学问题之路。”显而易见，对于许多哲学家而言，讨论翻译本身也就是探讨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或许我们无法用几个词汇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以哲学思维来审视翻译活动或者借助翻译来思考哲学命题时，我们就能发现哲学如何推动翻译学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如何加强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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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瑞瑞（1997—），女，汉，山东青岛，硕士，青岛大学，研究方向：哲学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