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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现代网络空间已俨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网络环境健康与否直接关乎广大网民的切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近年来,带来负面效应的网络公众传播事件不在少数,这其中就包括发生在2021年5月,引发全网热议的“成都49中学坠楼事件”。文章通过梳理事件分析出此次舆情出现的诱因复杂、影响恶劣。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网络空间治理是当下时代所需面对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网络舆情;网络媒体;公共事件传播;成都49中事件
2021年5月,成都49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坠楼身亡,事发后,包括主流官方媒体、网络流量经济体、网民及事发学校和相关部门在内的各方群体进入网络舆论场域发布立场与观点,新闻事件倚靠强大的互联网技术传播,一时间众声喧哗,网络秩序混乱,引发连锁反应。
一、新媒时代网络舆论表达背景
随着媒体技术发展,电子网络媒体逐渐成为舆论表达、信息传递的重要阵地,并逐步取代以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四大媒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主要途径[1]。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网民规模从6.88亿增长至9.89亿,而其中手机网民规模更是高达9.86亿,移动网络用户占全部网民的99.7%,而其中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也已达到7.43亿[2],印证了网络空间已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关乎整个社会及所有网民的切身利益。
新闻借助高度发达的网络平台高速传播,尤其是近些年来,网络新闻获取渠道发生巨变,新技术、算法层见迭出,网络平台多元化走向,互联网发展最初的新闻门户网站以存在延时的网络论坛等逐渐被社交元素更为突出,群众参与度更高,具备明显娱乐属性的新媒体平台所取代,这其中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豆瓣等,都是当下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平台。在此背景下,网友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碎片化、更具娱乐特性,参与信息传播的不同利益群体也更加广泛和多样,不需花费上一小时,发生在线下的事件便可迅速引发全国关注与讨论,来自多方的声音也被更直接的表达。媒介的革新总是在朝着便利群众生活、反应民情、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去的,但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与负面影响,以及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时代需求的管理体系。
近年来,造成负面影响的网络公众新闻事件不在少数,如2017年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反转,以及2021年“成都49中学坠楼事件”等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不得不审视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及舆论表达中所显现的诸多问题。早在2013年开展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互联网清朗起来”等要求,中国网络治理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之一。
二、“成都四十九中学”事件回顾
2021年5月9日傍晚,成都49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坠楼身亡,5月10日其母通过微博向网友公布儿子坠楼消息,并对校方的应对方式提出质疑,怀疑事件另有隐情,希望通过网友的关注获得支持。随即消息被在包括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在内的各类媒体上迅速转发讨论,各网络商业媒体也随即针对事件进行报道或解读。网友谴责学校及相关部门存在应对不力、救护不及时、隐瞒细节等问题,部分明星及拥有粉丝基础的自媒体人也公开发布个人立场,更有网络画手针对网络传言创作画作甚至公开售卖,而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趁此机会散播谣言恶意煽动网友情绪,网络上一时间出现了“学校故意拖延事件删除监控”“孩子遗体已被火化”“事件与化学老师有关”等谣言,对事发学校及有关部门声讨之声不绝于耳。5月11日相关教育部门及事发学校发布通报文件,但其内容未得到公众的认可。直到5月13日,公安机关公布了案件的调查结果认定事故学生系坠楼身亡,多方媒体也将包括监控视频在内的全面的、详细的调查材料公布与众,这场持续数日舆论事件阶段性的告上了一个段落。
回看此次舆论事件,从各相关信息引发全网愤怒、谣言四起到官方公布真相、水落石出,仅仅发生在不足五天的时间里,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网络舆论的错位与快速反转、虚假新闻传播、网络信任危机、网民情绪失控等问题都显现出来。事件起初由线下发生,经网络迅速发酵并引发连锁负面效应,舆情继而反向作用于线下,社会生活与互联网形成完整闭环,充分表现出了现代网络空间已融入现实生活,健康网络环境的构建至关重要。
三、舆论表达中的问题分析
(一)网络媒体职业素养低下,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部分商业媒体对新闻传播效益的标准把控不严格、职业素养有待提高。根据国家规定,各类媒体均需在保障履行社会职责的前提下追寻经济利益,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许多商业媒体却存在过度追寻经济利益,弱化社会效益的情况。信息经由网络平台高速、碎片化式地传播,许多网络媒体追寻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新闻报到看重时效性与关注度,在没有深度查明真相的情况下,对碎片化、不完整的信息进行加工,迅速推送。针对本次事件,多家网络媒体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发布新闻,对“救护车是否及时赶到”,“学校是否匆忙处置遗体”等问题在未主动证实且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发表新闻稿件,且多使用诸如“隐瞒”“拖延”“另有隐情”等具有争议、吸引眼球、刺激阅读的字眼,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舆论走向。
此外,部分网络自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缺乏自我约束。自媒体作为现阶段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时下传播范围最广,传播效果极强的媒介。自媒体的含义早期被美国著名研究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2003年联合发表的《自媒体研究报告》中描述为 “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而与其它类型的新媒体相比,自媒体表现出更高的自由度与个人主义精神[3]。 如今不同群体作为网络自媒体发布消息几乎不需跨越任何门槛,在人人都有平等的传播权利,能够自由分享新闻、表达观点的同时,一大批新兴的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却忽视了自身也作为新闻渠道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拥有庞大粉丝基数的网络红人、大V、各行业“知名人士”、演员歌手等或不计后果的发表个人观点,或为追逐流量不深究事实真相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次事件中发声的组织不在少数,我们不排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自媒体是怀着愤慨、同情的心情和希望帮助逝者家属,期盼事件真相大白的心态去发布观点的,但其中多数观点不是带有情绪化的表达,就是会将“瞒”“骗”等未经证实动作加诸在事发学校及相关部门上误导网友的解读。这些观点通过网络高速地、碎片化地不断累叠在网友面前,极易激发网友的不良情绪,这样的行文不仅无法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还会直接的影响网络环境。另外在本次舆论事件还出现了网络画手绘制讽刺画作消费公众事件,用图像为事件营造诡异、扑朔迷离的气氛,妖魔化校方,甚至通过网络公开售卖画作的情况,而事件真相公布之后,仅有个别画手进行致歉声明,自媒体内容生产缺乏“自律”与“他律”。
情绪驱使,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本次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显著的“后真相”属性。“后真相”一词是近年来因由网络新媒体时代传播特性而衍生出的新词语,《牛津词典》 的定义为“在形成和影响舆论方面,客观事实造成的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造成更大的影响”[4]。 本次事件的网络舆情正是呈现出群体极化、情绪化的特点。对坠楼事件主人及家属抱有同情心的部分网友在在各方消息的连番轰炸以及不同媒体有意无意的引导下,组装碎片式信息,曲解真实情况,认定未能及时公开全部细节的缘由是事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疏漏甚至是“阴谋”,继而情绪逐渐走向极端,在行动上就体现为通过网络声讨校方及相关部门。在情感驱动大于理智驱动的情况下,大量网友未能理解到事发学校及相关部门在进行事件调查、执行办事手续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未及时公布的事件细节也有可能出于对于逝者及家人的隐私保护问题的考量,公众需要给与部门一定时间权衡所应公布信息的尺度。
(三)虚假新闻传播容易,证伪困难
网络虚假新闻的制作与传播成本极低,在假新闻先入为主的被网友所接受后,再进行证伪与揭露真相的难度与成本就变得极大了[4]。虚假新闻的产生的源头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关于本次事件,其中一部分假新闻 可能缘由网民的个人行为,但不同个体杜撰假新闻的行为出发意图不尽相同,其中包括不明就里的群众以主观偏好和个人标准对事件进行“审判”,希望借由编造的虚假新闻引发大量关注对线下施加压力,也有道德水平、法律意识低下之人单纯借由假新闻扰乱网络秩序“看热闹”;其二,部分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新闻以碎片化形式在网络高速地、交叉地涌动,在传播途中极易被被加工或曲意解码,继而演变为不同版本的假新闻;另外存在不坏好意的组织故意发布虚假新闻煽动群众情绪,企图借由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动摇线下社会的稳定,从中获取自身利益。揭露假新闻所需要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远远高于制造一条假新闻,证伪的速度赶不及谣言,如何高从源头效阻断虚假新闻的传播,是网络空间治理活动中的一个重大挑战。
主流媒体对舆论把控和的引导不到位
在我国,官方主流媒体因守社会效益与规范操作,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上都具备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构建平衡、稳定舆论环境的重任。本次事件发生后,官方权威媒体对于对舆情走向缺乏正确、适当的引导,在安抚公众负面情绪,主动带领群众理性看待事件方面的的努力还不够,针对构建正确价值观念方面的工作开展不到位。
当然,除以上原因外,事发之后饱受群众所诟病的官方通报文件所映射出的校方及相关部门的危机管理能力较弱,媒体应对能力不足,通告文件中所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缺乏等问题,也是导致舆论错位的原因之一。
整体来看,此次新闻诱发负面舆论的因素呈现多元性、复杂性,而归根结底,是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符合时代规律的网络空间管理、舆情治理体系。旧的传播秩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网络传播特性,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网络传播乱象频出,问题频现且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5]。如何建立行业普遍认可的标准规范,明确监管整治办法提高媒体职业素养,完善相关工作协调机制,提高大众互联网法律知识普及率,结合高科技手段协同各方媒体共同维护健康网络环境是当下时代极为紧迫的议题。
参考文献:
[1]张欣.论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风险的特点及治理方法[J].传媒论坛,2021,4(12):23-24.
[2]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年全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1亿 占手机网民的75.2%[EB/OL].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210204/0949221351240.shtml,2021-02-04.
[3] 潘祥辉 . 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J]. 当代 传播,2011(06):25-27+30.
[4]张继婷.后真相时代自媒体舆情特征及规制[J].中国报业,2021(08):120-121.
[5]唐香渝.后真相时代网络传播危机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09):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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