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要介绍了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基本状况，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其缘起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克隆了美国传播通讯监管的模式。作者得出结论，这种克隆模式是效率较高并且风险较低的变革措施．而NCC在台湾的发展却也存在着很多变数，需要社会政治生态的使性变革。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7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