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视角下的李约瑟问题研究

晚明视角 下的李约瑟问 题研究

苟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      610031

摘要：“李约瑟难题”作为中国科技史和中西比较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提出之日起，就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倾注了极大地热情，试图另辟蹊径、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和解答。本文尝试通过晚明历史经济科技的分析，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明末；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以及思考李约瑟难题的意义

1954年，李约瑟在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连串问题，十年后又在其出版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中凝练为两个问题：

1.现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华文明中萌发，而只在欧洲产生？

2.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自然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为何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的多。

此即为后来被人称为“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的一般提法。实际上，近代以来，甚至在“李约瑟问题”还未被提出以前，已有诸多仁人志士，知识精英讨论过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们这个民族展开了宏大的救亡图存的行动，同时不断的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一种交织着近代以来之屈辱与自古以来之自豪的双重情感，驱动着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科学技术与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在全球化程度极高的今天，科技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指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李约瑟问题展开再思考，再讨论。

正如弗洛里斯•科恩所言“在20世纪学术史上，没有哪一个朴素问题能够引发如此壮观的成果¹”。我们不必也无法对“李约瑟问题”给出精确的、举世公认的标准回答，我们只需要在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得出对于未来社会科技、文化、制度发展一些有用的内容或是启发，就算是有所创建。

二、晚明基本情况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晚明（或称明亡清兴）这一时期的考察，对李约瑟问题进行一些的思考与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与科技发展有一下特点：

（一）、晚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明初海禁—朝贡体系逐渐失效，中国与西方开始频繁接触。

明王朝甫一建立，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海外各国交往，贸易等。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颁布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²洪武三十年再次颁令：“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³朱棣登基后，仍然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禁令视为祖宗法度，仍然执行着严格的海禁，朱棣在即位之初，便下诏书：“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一般人误以为这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代表着海禁政策已经取消，实际则不然，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目的在于“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庞大的三宝太监船队七下西洋，并不意味着民间船只也可以自由出海。

与海禁政策向配合的是朝贡体系。朱棣甫一登基，就对派往日本、东南亚、印度的使节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金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王赓武先生对此条史料评价道：“朱棣沿用了明太祖的政策，把所有的贸易都看作进攻体系的一部分。”⁴也就是说，在海禁的同时，只留下朝贡体系作为对与贸易以及中国对于周边藩国施加影响力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朝贡与一般的贸易形式不同，它“强调所有对外关系都是臣民与君主的关系，强调所有的礼物都是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皇帝送出的礼物则被看做居高临下的皇帝赐给臣服的藩国的礼物。”⁵更重要的是，朝贡有着严格的限制，不仅时间、地点有限制，而且贸易的物品也有限制。不仅把武器列入违禁货物名单，史书与中药材以及纺织品同时也列入违禁货物名单。

从本质上来说，朝贡在中国历史悠久，明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历朝历代的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姿态俯视周边国家，把他们作为甘心臣服的藩属国。维系这一关系的纽带就是该国国王定期派使节朝贡，并且接受明朝皇帝册封。因而，朝贡带来的经济利润是次要的，中国方面的出超是常态，通过朝贡关系，确立东亚的“礼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而，在明代晚期，明朝政府的统治力开始逐渐衰弱，以及海禁—朝贡体系背后所抑制的强烈的贸易需求，倒是走私贸易开始横行，走私贸易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的常态，晚明中央政府业已无力管辖。日本等海外诸国所需商品，通过沿海城市的走私源源不断的运入，海禁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漳州府等地海禁开放，贸易开始合法化，并设立海关（时称督饷馆），对进出口货物收取关税。李庆新先生认为：从“隆庆元年准贩东西二洋”开始，外贸税收为明朝后期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⁶在此基础上，明朝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二)、全球化贸易浪潮与晚明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

德裔美国学者弗兰克讲道：“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他写的引起巨大反响的《白银资本》一书，副标题即以“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来命名，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1500-1800年，在他看来，这几个世纪中已经存在经济全球化。这与我们上上一个标题中所分析到的晚明隆庆年间开始解除海禁开展合法的海上贸易的时间点相吻合。弗兰克认为，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全世界的经济、贸易秩序以中国为核心的，各国商人，与中国贸易必须支付白银，即实际上的经济“朝贡”状态，因此产生的后果则是，中国由于丝绸，瓷器具有巨大的出口优势，任何一场双边贸易中都是顺差。⁷”弗兰克的结论是，16世纪-17世纪，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且并非一般货物，而是货币的形式。中国是这段时期全世界贸易的核心。

（三）、经济繁荣与东南沿海工业化

大量的外来白银，成为了了晚明“白银本位”货币政策的基础。中国各种手工业制品的出口，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早期城镇化的出现。对于手工业商品的大量需求也促使沿海地区农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表现在改稻为桑、改稻为棉等等，经济作物开始取代粮食成为沿海一代的主要农业产品。而与之配套的丝绸、棉布深加工则又带动了的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早期工业化的特征。以李伯重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研究后表明，晚明时期，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市镇发展，已经逐步迈向工业化。从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造业、日用百货页、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业、造船业等方面展开论证，得到的结论是，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发展迅猛，在总体经济规模中的所占比例稳步提高，十九世纪初，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工业占比已经大于农业占比，以同时期欧洲的标准衡量，江南的城镇不但完成了工业化，甚至有可能“过度工业化”⁸。当然，这里的工业化，不同于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的蒸汽动力工业化，而是指手工业，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夜，中国已然经历了早期工业化，甚至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过度工业化”，中国尤其是长三角洲的经济，并不比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落后。然而经济同样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却没有像英格兰一样随后发生近代工业革命，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制度，还是思想？

（四）、晚明启蒙思想潮流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近代历史上，经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能否实现技术突破或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之一。然而光有发达的经济还远远不够，我们都知道，在欧洲近代历史上，曾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扫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阴霾，也正因如此，科学以及工业革命的萌芽才逐渐在西欧尤其是英国显现。鲜为人知的是，十六世纪的中国，也就是晚明时期，也曾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

明代前期百废待兴，思想与学术都显得比较单调和沉闷。朱熹编纂的《四书》《五经》仍然是科举考试国家指定教材，朱子理学一时风头无两。杜维明认为，朱熹理学这种原本出于纯粹学术目的，洞察人性，格致自然，追求真理的学问，却成为了机械化、符号化的选拔性考试的标准答案，与朱熹本人的目的背道而驰。⁹因此，势必在社会秩序稳定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反弹。正德、嘉靖年间，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中晚期知识分子对朱子理学的反思与批判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形成了阳明心学这样的主张自我解放，突破礼教束缚的学说。

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贸易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贸易的同时，欧洲耶稣会的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义。为了更好兜售西方的宗教理论，传教士们附带着传播欧洲自文艺复兴后产生的的科技与文化。西学东渐，使晚明的中国文化与思潮带上了近代启蒙的特征。这一情况固然与耶稣会士坚持不懈的传教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晚明社会环境与心学对于儒家尤其是朱子理学思想革命有关。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思想越解放，就越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以外，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中国大环境让传教士们如鱼得水，虽然教徒的数量并不理想，但皈依者的质量却很高。徐光启、李之藻与杨廷筠这样的人士成为入教受洗中国教徒中官位最高者，也是学术成就最高者，号称天主教在华三柱石。尽管教义的宣传花去传教士许多心思，但更加吸引中国朝野的新知识显然是西方的科学知识”¹⁰。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很广泛，从天文、地理到数学、物理，从机械到测量、水利、解剖学，深深的吸引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利玛窦、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一批西方传教士的坚持不懈传播下与指导下，徐光启等人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称其：“不用为用，众用所基”这即是说明，几何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意义。《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讲到:“这本书大受中国人推崇，而且对于他们修订历法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很多人到利玛窦、徐光启那里求教几何学，在他们的指导下，“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掌握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体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

¹¹”

总的来说，晚明士大夫阶层对西方科学并不抵触，反而采取接纳的态度。开始出现启蒙社会思潮，民权、平等思维开始为学者所重视。泰州学派为其中代表。在文学领域，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反映市民阶级人性解放、反映明末市民阶层生活百态的作品开始出现。科技上，晚明出现徐光启、宋天星等科技人才，翻译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首次在中国介绍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概念，并创作《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科技医学著作。李之藻还上书万历皇帝，详细条陈西洋法，强调向西洋学习，指出中国所不及者十四条，称要以西方为宗。更有后来方以至撰写《物理小识》，详细介绍西洋物理学成果，从他的言论来看，颇有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味。种种迹象表明，在晚明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只是，或是批判传统儒学，建立启蒙思想是一种普遍的状况。

三、思考与结论

通过上面三点的分析，我们看到，晚明时期，无论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思想层面、还是士大夫层面，似乎都有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喷薄欲出之感，至少是工业革命已经近在眼前，只要继续保持与西方交流通常，互通有无，那么，即便中国无有牛顿这般人物诞生，也可以按部就班，照猫画虎，科学技术方面不至于落后欧洲太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明清之际，尤其是清王朝建立以后，中国原本对西方科学接受起来“好奇而敏锐”的知识份子突然变得迂腐不堪、愚钝无比了呢？公元16世纪便接受了地球是球形的概念的中国人为何在鸦片战争时期，竟不知道英国所处何地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清代文字狱

清代是少数民族政权，传统的中国天下观发生了转变，以往只有天下与国民，天下与外邦的线性关系，而满清执政以后，由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天下观变成了天下与满族、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环形关系。民族矛盾成了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文化上的弱势现象，满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吹毛求疵，望文生义，以只言片语定罪，致人于死地，一朝更比一朝严酷，更为强词夺理，愈演愈烈的恐怖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最为忌讳的恰好就晚明至清初鼎革之际的历史，文人稍有涉及，便遭杀生之祸。如此行为导致在晚明期间优秀的、前卫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与言论无法的到流传与保存，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一批具有民本、民权、平等启蒙意识的晚明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成为了禁区，知识分子尚且退避三舍，一般老百姓更是无从知晓。直到清末内忧外患才再度被人所重视。

（二）、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开馆编书。与其说是编书，不如说是对于全国图书的一种审查。使得四库全书的编修成为明修实禁、寓禁于修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乾隆三十九年，清朝政府下令各地方政府查禁诋毁清政府的书刊。不但如此，凡事过去涉及所谓“蛮夷”即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内容都要禁毁。四库全书总计收书3461种，而禁书2855种，二者相差无几，对清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文献资料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和打击¹²。

与西方的科学交流同样中断。1607年，即明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即翻译完《几何原本》前六卷。而后九卷直到1857年，即鸦片战争带来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的17年，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译完。明代重要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均被被清王朝列为禁书。从晚明开始渐渐显露的科学曙光，自此逐渐熄灭。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建立不久的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数学原理》，文化高压政策下的清朝知识分子，无法继续关注西方最新科学成果，中西方科技水平差距因此越来越大。

（三）、朴学兴起

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与文字狱带来的压抑气氛，与新知识、新思想的禁毁使得清代的知识份子不得不投身到故纸堆里去，对古文进行整理、解释而远远的逃避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内容。主张自我解放，突破礼教束缚的阳明心学成为异端，而朱子理学则再一次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人人好古而不求新，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又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中华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前，再也无法与西方进行学术的沟通，科学也成为了清代皇帝的玩物而已。殊不知，所谓的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也成了封建帝国最后的余晖。

参考文献

[1]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张天卜译，2012年

[2]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3]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4]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5]周振鹤：《东海西海和而不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

[6]刘伟红，谈《四库全书》及其征集与禁毁，继续教育研究，2005（5）。

1 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张天卜译。2012年，第542页。

2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戊。

3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4 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44页。

5 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50页。

6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43页。

7 {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5页。

8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话（1550-1850）》，第16页。

9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页。

10 周振鹤：《东海西海和而不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1月17日

11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364-365页。

12 刘伟红，谈《四库全书》及其征集与禁毁，继续教育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