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代际流动性——基于城乡的对比分析

我国居民代际流动性——基于城乡的对比分析

顾晨 成超 王瑶瑶 戴书语 陈梦莹

摘要：代际流动性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因素之一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话题，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会给社会造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研究我国的代际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CHIP2013数据库，综合了多方面因素对我国代际流动性进行研究，还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代际流动性作对比分析，最终研究发现我国总体代际收入弹性仍然较高，且城市居民收入及教育方面的代际弹性大于农村居民，而在健康和职业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代际弹性相当。

关键词：代际流动性 城乡对比 代际传递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有关代际流动性的问题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代际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平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衡量代际流动性的指标是代际之间──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弹性或者相关性。如果代际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相关性越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越低，或者说纵向不平等程度越严重。汪小芹（2018）^[1]在研究我国社会代际流动性时提出：代际流动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子代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由其家庭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子代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父代的因素决定的，那么这将会导致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产生“读书无用”等一系列的消极情绪，进而造成一定意义上人力资本的流失。

其次，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往往会引发阶级固化的问题，加剧贫富两极化，从而形成“富裕的家庭愈加富裕，而贫穷的家庭也愈加贫穷”的局面，致使“富二代”和“穷二代”问题层出不穷，“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悲剧不断重演。因此，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使得贫富家庭的子女无法获得同等的经济机会，这显然有悖于我国所倡导的“机会公平”理念。除此之外，还会进一步加深阶级固化的程度，使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对社会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提高代际流动性对我国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有的关于代际流动性的国内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围绕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展开论述分析的。而较早关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学者是王海港（2005）^[2]采用的是单年收入估计出我国1988与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是0.384和0.424。许多学者跟随其后，继续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但由于采用的数据和回归估计方法不同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尽相同。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代际流动性偏低，社会阶层固化严重，Yuan^[3]基于1989~2009年的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CHNS)，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得到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5~0.6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代际流动性比较稳定，而且呈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何石军和黄桂田^[4]使用CHNS 1989 ~2009数据，采用优化估计的方法研究发现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49、0.35、0.46，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体上呈下降趋势。

目前，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有很多(李力行和周广肃，2015^[5]； Currie and Vijverberg,2013^[6]; Zhong,2013^[7]; Meng and Zhao,2013^[8])，但大多主要是从收入的角度展开论述，并没有广义地针对整体代际流动性进行研究分析，所以就目前来讲，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研究尚未有定论。

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以往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层面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到对于居民的代际流动性的普遍研究，具体包括代际收入流动性、代际教育流动性、代际职业流动性和代际健康流动性，并且将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与农村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对比的探讨。在结果分析中，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2013）的数据库，分析各省的收入、教育、健康和职业等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机制。

二、数据介绍

为了研究代际传递，本文数据主要来自CHIP2013微观数据库。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库主要是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选取的是2013年的数据。为契合本文研究的问题——代际传递，所以需要形成一个只包含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有效数据库。对此，我们采取以下方法：

首先，保留研究过程中需要的变量信息，并将其重新命名，形成一个初始数据库。其次，将数据进行初步的筛选：第一，为了分析代际流动性问题，我们剔除与户主存在其他关系的人员的相关信息，仅保留户主、配偶以及子女三部分。以受访者与户主的关系为依据，本文通过性别以及与户主的关系将父、母、子、女的数据分开并各自命名。考虑到同一个家庭可能会存在多个子女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年龄最大的子女作为配对对象。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不仅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避免了使用过早的收入数据可能引起的误差，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受教育年限较多导致工作开始比较晚而引起的缺乏收入数据的问题。紧接着将分散后的父、母、子、女的数据根据家庭编码将进行配对，从而形成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库。第二，根据子代信息对数据进行清理：(1)考虑到一般子女在20岁之前并没有结束教育且没有正常收入，所以删除子女年龄在20岁以下的样本。由于父代一般至少比子女多15岁，所以删除父代年龄低于35岁的样本。且父代年龄超过60岁后一般处于退休状态，因此删除父代年龄超过60岁的样本。(2)剔除在2013年后出生的样本，主要是由于这一类样本在调查时并未达到入学年龄。(3)根据健康、教育、职业变量的描述性分布图，剔除异常值。

然后，将经过筛选后的数据再进行变量的处理：将职业变量按其所属类型进行赋值处理，将健康重新赋值以保证后续计算系数为正值。本文父代各项数据的构成采用父亲与母亲各项数据的均值，若一方的数据缺失则选用另一方的数据，从而形成父代与子代的数据，具体的变量信息如下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最后，我们对这些有效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其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教育弹性、代际健康弹性以及代际职业弹性。由于不同职业种类差别较大，无法使用一个固定的年龄标准来筛选样本，为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来克服年龄因素对代际传递的影响。

三、结果分析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对各种类型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其一是针对中国各省的代际流动性做一个整体的探讨分析；其二则以代际流动性为变量指标，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两类，采用对比分析法进行详细研究，并得出最终结论。

首先是第一部分，由于在初期数据搜集过程中，各省的CHIP数据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对于部分省份的数据调查有所欠缺，所以在不影响相关数据研究的前提下，本文根据所提供的微观数据，计算得出14个省份的代际流动弹性，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各省的代际流动

（一）代际收入流动性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子代的收入状况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代的收入状况，通常通过研究弹性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而代际收入流动性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胜利遗传等。通过对上表的分析可以看出，云南省、北京市和四川省的代际收入弹性都处于0.35以上，相比其他省份而言弹性较大，也就意味着在这三个省份中，父代的经济收入对子代的经济收入影响较大，另外山西省、辽宁省和河南省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相反，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苏省的代际流动弹性比较小，父母的经济地位对子女的经济地位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固化问题，在某些省份中父母的社会地位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社会地位，社会下层阶级由于认识到这种结果，对于工作的热情会下降，从而工作效率降低，收入也在下降，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下层阶级想要流动到上层阶级就存在较大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日益凸显，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将处于一种不流动的固化状态，且与机会均等原则相违背，不利于公平竞争，更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代际教育流动性

在研究代际传递时，通常关注收入的不公平是否传递给下一代，而教育的代际传导是收入代际传导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教育又是人力资本中最为基础的一环，也影响着例如健康、职业等等的其他人力资本，甚至对上述讨论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力。同样，从表2中可以看到，辽宁省、山西省和河南省的代际教育弹性都比较大，这也说明了这些省份的子代受教育程度受父代教育程度影响较大，尤其是辽宁省，代际教育弹性已经超过了0.5，达到了0.65，而被称之为“教育大省”的江苏省的代际教育弹性比较低，另外安徽省的弹性也比较低，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这两个省的教育普及工作做得比较好，子代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局限于父代的受教育程度。

此外，当代际教育流动性提高时，即子代的受教育程度相比父代有所提高，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收入也相比父代有所增加，这也就正向影响了代际收入流动性，例如江苏省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就政策含义而言，由于教育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上一代的教育对下一代的教育会产生正面影响，诸如高等教育扩招这种能够提高全民受教育年限的政策会对下一代的教育产生影响，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外生冲击，则降低了当时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后代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代际健康流动性

从表格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相较于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教育弹性，代际健康弹性的数值比较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子代的健康程度很大程度上由父代决定。例如江苏省、北京市、河南省和广东省的代际健康弹性就比较大，说明这几个省份的父代与子代的健康状况比较相似，从而父代越健康，他们所能工作的年限越久，为子代提供的资本投入越多，子代的各项水平都能提高。

（四）代际职业流动性

代际间的职业继承与流动，体现了长辈所从事的职业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涉及职业选择、社会流动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一般而言，代际职业流动性往往与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增强，那么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表2中可以看出重庆市、河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的代际职业弹性比较高，说明这些省份的子代与父代的职业选择存在着相似的结果；例如当父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他会倾向于给予子代和自己相似高水平的教育机会和职业投资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得子女的职业选择和自己的职业处于同一领域，因此代际职业弹性较大。相似的，如果父代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比较低，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入自然比较低，从而子代的职业选择受限，与父代处于同一层次的职业水平，代际职业的流动性也就不高。

但在某些情形下，代际职业流动性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变化不一致的现象，比如重庆市的代际职业弹性为0.58，在14个省份中居弹性第一，而与此对应的重庆市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3，低于省份代际收入弹性平均值0.26，可以见得，代际职业弹性与代际收入弹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密切相关的，具体相关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城市与农村的差异较大，因此，第二部分针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弹性进行展示，如表3、表4所示：

从以下两个表的对比来看，大部分农村居民的代际流动弹性比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弹性要低，即农村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要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

城市居民的子代收入水平受父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较大，即子代的经济地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父母，而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较低，收入状况更加不如城市居民，所以给予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也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农村居民的子代经济地位未能有所提高，即取决于父代的经济地位；第二就是子代的收入水平高于父代的收入水平，代际流动性有所提高，这两种结果，表格中都有所涉及。

进一步探讨，教育、健康和职业在代际流动性中的影响意义。一般意义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于代际收入的影响比较大，同样，从表3和表4两个表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的代际教育弹性要大于农村居民的代际教育弹性，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居民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能为子代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机会，从而父代的教育水平在子代中得以传递，而农村居民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比较低，随着义务教育政策的普及，使得子代的受教育水平不局限于父代的受教育水平，从而农村居民的代际教育流动性高于城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就职业而言，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代际职业弹性比较相似，父代的职业地位影响着子代的职业地位，虽然农村的子代会通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就业状况，但仍然会受到父代的一些牵制。就健康状况而言，城市居民的代际健康弹性比农村居民的要高，不仅有遗传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更高，不仅自身对于健康状况更加重视，对于子代的健康方面也会增加更多的资本投入，而农村居民往往不能满足这一点。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代际收入流动性会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教育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职业的影响程度更大，健康的影响程度相比较前两者而言比较少。

表3 各省城市居民代际弹性

表4 各省农村居民代际弹性

四、结论与启示

社会代际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借助CHIP2013的微观数据库对于全国一些省份的代际流动性情况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城市与农村的对比来进一步揭示代际流动性的传递机制。

第一、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仍然比较高，所以仍然存在着纵向不平等的问题，子代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父代的社会地位，至于教育、健康和职业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代际收入流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代往往职业地位越高，收入水平更高，从而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状况，对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投入越多，因此子代的生活水平越高，最终处于的经济地位也就越高。

第二、从城市和农村代际弹性的对比来看，城市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教育弹性都高于农村居民的代际弹性，这也就说明了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高低决定了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又影响着子女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城市阶层的一种固化，但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居民子代受教育程度提高，这样促使农村居民的子代能有机会向上层阶级流动。

另外，职业地位和健康水平从农村与城市的对比来看，农村和城市的代际职业弹性相似，但农村的代际健康弹性小于城市的，这意味着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子代的职业选择会在较大程度上受到父代的影响，而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会受其父代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几个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对于现有的教育机制进行完善，并且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禀赋，对于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进一步加大，加强学费减免政策的实施力度，让更多贫困农村居民的子代得到教育机会，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性。

第二，建立更加公平的就业平台。对于劳动力市场上很多出身与农村的就业人员来说，尽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他们能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有很多城市家庭的子女通过父代的社会关系以及职业地位很容易获得一份高薪的工作，这对于低收入的农村子代来说并不公平，所以促进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公平和完善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努力完善的工作。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加完备的医疗保障制度。对于贫困的农村地区进行医疗补贴和免费的医疗体检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代际健康流动性，最终增强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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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eng,X., G.Zhao.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Education.Working Paper,2013.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作者简介：

顾晨，女，江苏扬州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20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032707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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