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 《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私人生活的兴起

浅析 《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私人生活的兴起

吴小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 上海 ， 201600

摘 要：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作者继《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之后研究下岬村的另外一部作品，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模式探究了下岬村个体化的兴起，本文将根据《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谈谈对下岬村私人生活兴起的认识。

关键词：《私人生活的变革》 个体

一、国家推动私人生活的兴起

国家政策的变化是推动当地道德世界、家庭结构、个人观念等变化的主要力量。作者在书中提到“村庄基层领导的变迁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化的最好标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也体现出国家政策在村民的价值观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全面的且强有力的。处于集体化时期的村民，由于对集体对村干部（国家政策的履行者）有着很强烈的信赖感与归属感，加之当时下岬村村民的文化程度集体偏低，村民从生活方式到日常言语，道德感到价值观无不受到集体的影响。下岬村几代村干部在任期间的价值观、领导作风导致村民对基层领导不同的态度便可以说明国家政策对村民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到了非集体化时期突然间的放权与随之而来的自由并没有给村民带来完完全全的解放，相反，村民们进入了道德价值观的困惑时期，“政府由原先那种事事插手的家长式统治向只管税收而不问民生的方向转变”，带来的是下岬人极大的思想混乱与困惑。村民们的转变是纠结的、突然的，村民们的思想、价值观并未随着经济生产制度、国家政策、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而转变，二者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可以说前者相较于后者的发展远远滞后，但是从农村长期的发展来看，前者却也深深的影响着后者的发展。在书中作者还提到随着集体化逐渐退出时代舞台，村民们的公共生活如开大会等各式政治运动也随之逐渐减少。村民们逐渐失去了公共生活的场所、仪式、激情、被迫转向极度的个人发展，这种被动式的个人发展是裹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的。公共生活的空白使得人们的私人生活被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等功利理念所填充，有些村民用基督教甚至邪教填充信仰真空，这样的个人发展是不健全的，由此，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滋生、阎云翔将其概括为“无公徳的个人”。

二、年轻人择偶婚恋观的变化

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考察了农村青年择偶的变化。作者对下岬村近500个案例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下岬村50年来爱情的发展史。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择偶的关键争议已经从过去的父母包办婚姻转为个人对爱情的体验”¹在传统的择偶过程中或者婚恋关系中大多是父母乡亲介绍或者由父母包办，年轻人自己掌握择偶婚恋对象的选择权不多。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加剧，年轻人逐渐从父母掌握婚恋主动权的局面中挣脱了出来，新一辈的年轻人在面对择偶、婚恋等问题时往往更加主动，也更加大胆开放，也逐渐开始将自我体验、自我幸福作为选择婚恋对象的主要因素。我们从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下岬人择偶变化中，看到的是一场爱情浪漫革命。个体本位受到强调与关注，个人对爱情体验的重要性上升。我认为书中第二章和第三章最能体现下岬村私人领域的变化：爱情逐渐在婚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婚前性生活也逐渐被社会接受；由父母包办、介绍对象到自由恋爱等。年青一代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伴随着的是父母权威的衰落，这是一个缓慢的斗争过程，一个由年轻人不断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作者在书中提出“在一些情况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是根本原因”，人们婚恋观的变化，环境影响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年轻人逐渐有了经济自主权或者在家庭中的隐形经济自主权（未来会分得一份家产），这让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在第三章中作者提到，“在90年代，非处女的姑娘在谈婚论嫁时不像过去那么落价，因为他们得到的彩礼一点都不少”.这是人们观念很大的一个转变，女性逐渐摆脱封建贞洁思想的束缚，开始有了身体的自我以及婚姻的自我，不再被时代完全被动的裹挟。人们对“爱”更加大胆露骨感性的表达以及这种表达的多样化与年轻一代恋爱婚姻对象标准的变化都昭示着下岬人已经踏在了现代化的轨道上。

三、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

在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中，最明显的是夫妻关系在家庭内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在家庭地位中的提升是伴随着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逐渐升高和父权逐渐的没落。夫妻关系的提升逐渐代替传统的父子关系的过程也是核心家庭兴起的过程，家庭逐渐成为“隐私”“个人”的避风港。父辈权力的衰落、亲密平等夫妻关系的兴起即是权利的一个纵向转移过程也是一个横向的转移过程----年轻一代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女人在家庭中也逐渐拥有了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家庭内部关系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也许是1949年以来私人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²。到了90年代，夫妻关系之间有了新的定位：双方关系更加亲密，感情更好，男人承认女人对家庭的贡献及妻子当家的权利，家庭暴力逐渐减少，丈夫愿意分担家务。私人生活的变化也体现在下岬村村民对房间的布局与改造装修上。在探讨家庭内部个人自主权利时，作者用下岬村房屋装修设计的变化清楚明了地揭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自主观念不断地增强这一变化。下岬村由“全家挤在一张床”的装修设计到有了客厅、浴室、卧室等设计，这足以说明经济发展对人们隐私观念的影响之大，起码会为人们的隐私提供现实基础。房屋装修的变化影响的是几代人的隐私：夫妻可以肆意亲密了、子女的个人空间得到了保护、家庭逐渐隔绝外部力量成为隐私基地，这些都促进了个人隐私观念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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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产分配支配方式的变化

在传统的下岬村里，一个大家庭里的父母或者更年长者往往掌握着一个家庭的财产主动权，父母有权利掌握年轻人的财产以及决定年轻人的财产如何分配。在作者考察的下岬村里，分家与彩礼是财产分配的最重要途径，作者通过对家庭财产分割的考察，突显了下岬村民道德意识的变化与个体的觉醒，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分解下岬村家庭组织合作结构的主要动力之一，伴随着的是父母家长逐渐失去掌控权力、威望和地位，父权逐渐衰落。首先年轻人“从父居”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人尤其是成年男子更加倾向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拥有自己的财产及对财产的掌握权利。年轻人与父母分家的意愿变得越来越明显，分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其次，新的分家模式也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分家模式，年轻人带走属于自己的财产，与原有的合作社式的大家庭分离。在嫁妆分配方面，年轻的新婚夫妇会提高心思提高彩礼与陪嫁的数量，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同时年轻人也对彩礼嫁妆有了更多的支配权。私人生活的转型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总是美好的画面----财产分配方式的变化带来父母与儿女的争吵甚至反目成仇。

随着分家的盛行，年轻人自主意识的提升，父权的逐渐衰落，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逐渐成为农村重点问题。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争取从传统的合作式大家庭中抽离出来，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老一辈父母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能力的衰减逐渐丧失了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农村中老无所养和虐待老人的案件频发。孝道的衰落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父权的逐渐衰落以及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家庭经济自主权开始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老一代人逐渐丧失了对整个家庭的经济掌握权。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劳动力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逐渐流行的分家导致老一代人丧失对年轻一代的控制权也丧失了大部分的经济掌控权，分家的后果往往是父母所剩无几，子女积极的享受了分家的权利却不积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由上一辈的父慈子孝到老人老无所依，这其中很大的因素是父母不再拥有经济决定权，当父母不再是家庭财富的掌控者，也就对子女没有任何用处了，这其中充满了对现实的考量。值得探讨的是，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都是儿子负责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但是也慢慢出现女儿给父母养老的现象了。作者在书中提到，在为晚年做准备时，父母一代日益重视与外嫁女儿保持良好的关系，许多父母也允许女儿留下她们自己在外面挣得钱，将这些钱作为给女儿的嫁妆或者用在女儿未来的小家庭上。在最近的几年，女儿回娘家次数频繁，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了。女儿之所以能够与娘家保持密切来往关系或者给自己的父母养老，这与女性地位的提升或者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的族权与父权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所以也慢慢有了“养女养老”的现象。

闫云翔以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对下岬农民的私人生活变革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描绘了下岬村时代变迁的图景，：父权的衰落、青年自主权的提升、爱情与亲密关系的发展、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加、隐私观念的兴起等，这些都凸显了下岬村村民的私人生活不断崛起。但是伴随着私人生活的兴起，无公德的个人、老无所养、公共生活的缺失等问题也开始成为焦点，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贺雪峰：《农村的半数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吴小艳 （1996，11），女，籍贯：陕西，学历：研究生，职务：学生，毕业院校：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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