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对自由主义的执着思考

谢泳对自由主义的执着思考

邹日鹏

礼泉实验中学邹日鹏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思想和处世态度，无论是它的诞生地西方还是作为“移民区”的东方，都很难为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西方，它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而在伦理道德上则更多地主张个人主义，要求以一种理智的，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在东方，它却在更大程度上有不规范的嫌疑。当这种思潮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土壤上移入中国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时，它所产生的辉煌只如同昙花一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显示了它的兴旺之势，但后来却沉寂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没能创造出自己的真正独立的哲学”【1】。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精神、思想的归宿和支柱。所以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惨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浮出水面”，但这一次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在讨论和争议，并没有付诸多少实践。在当时，自由主义风声迭起，大批学者文人众声喧哗。而被称为“草原部落”黑马之一的当代学者谢泳的声音是其中独特而有力量的一种，他的每一点看法和思想的火花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近年来，谢泳一直醉心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思想家的深邃，将遗忘唤醒，为自由招魂，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行重塑，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寻根。思考自由主义，反思一个时代，用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以此举起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心与责任的大旗。

一

1983年谢泳从山西榆次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毕业后，先后做过校报编辑和《批评家》杂志编辑。《批评家》杂志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高潮中出现的众多文学杂志之一，这正和了谢泳的口味，他自己开始进行文学研究。他最初的研究包括张爱玲和鲁迅，但后来又感觉不适合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谢泳的研究方向开始转为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报告文学，并在几年后的90年代初自费结集出版了一本研究成果的小册子——《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

从这本小册子开始，谢泳很快投入到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中，开始了他的“由关注一个人、一本周刊到一所大学，想从言论自由到大学独立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毕业于英语专业的谢泳为何痴心于此？他苦心孤诣、费尽心思地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因何在？最初动力何在？在其《书生私见》的扉页“我说·说我”中谢泳写道：“由于父亲是个右派，所以想要了解反右情况，在当年众多的右派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储安平，因为他是中国言论界的代表，以办刊始，又以办刊终”【2】。看来他是有右派情结的，但他的研究动因并非仅仅只来自作为右派子女的情结与伤痕。在其《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笔者发现谢泳对故纸堆感兴趣，衷情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除了来自童年有右派子女的情结与伤痕之外，更是因为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他说：“我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是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3】”

他为学界所称道的“一个人、一本周刊到一所大学”的研究路线由此开始了。而无论是一个人（储安平）、一本周刊（《观察》）还是一所大学（西南联大）的研究都无不围绕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展开，无不在思考着中国的自由主义。他在故纸堆中翻拣，发掘资源，透过岁月的迷雾，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寻根”。集中体现了胡适之、储安平、费孝通、陈寅恪、罗隆基、傅斯年等等一大批以自由主义个性著称的学者的生命印迹和不屈的风骨。“储安平强烈传播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谢泳这位个性独特的知识分子，使他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特立而健全的文化人格”【4】。他在极力地呼唤着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人格魅力。通过对历史片段的分析思考并累加结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脉络竟也清晰可见了。

引用史料来阐发观点是谢泳的一个长处。谢泳的文章，大都不长，其中又往往穿插大量史料，通过历史的前后对比分析而得出结论，总结观点。他在《杂书过眼录》后记中说：“我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人，写文章也只能是追求明白和简单。我写文章喜欢用稀见的材料，能概括但不能分析，或者只有粗疏的分析。……我比较自信的是能发现一些新材料或者说能看出新材料的意义”【5】。说他“能概括但不能分析，或者只有粗疏的分析”，这是他过分自谦的说法。他的文章无处不体现着一种分析思考的深刻与到位。他以旧书信、日记、年谱、回忆录等为基本材料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处处留心，并加之以理性的分析、判断、推理，不漏过一点一滴的史实。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语）。对每一件事、每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都要从历史资料中追寻原因和证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他在《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我所用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简单的实证的方法”【6】。即以史实作为根据。也正因为如此，谢泳才得以在充满迷雾的历史中走近那些前辈学人，与其进行心灵的对话，他思考自由主义，反思历史，追问知识分子灵魂，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命运展现在我们眼前——谢泳以1949年为转折点，叙述了前后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史,并从中分析总结,对中国自由主义进行深刻的思考。

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之后大批留守大陆或者是在49年之后又返回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倒了下去”。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想报效祖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为在新的环境下可以大有一番作为，可在50年代初的不久，几乎所有人突然发生了“转向”。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了学术天赋，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却极少有学术成果产生，如王瑶、周一良等人；很多人在1949年之前一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著称，以敢言政府之弊政，言社会之弊病著称。但在50年后的不久，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这些追求与信仰，开始沉默了，开始放弃自己以前的硬骨气节，改口说一些违心的话了，甚至开始否定自己以前的许多言论和学术著作。也许他们对真话的沉默正如加缪所说：“沉默不是不说话，恰恰相反，沉默是有话要说”。但在解放后的社会环境下，在那样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中，根本不存在一个言说的途径。谢泳以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心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一切，并无不发出哀惋叹息之声，又无不在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50年以后的知识分子何以至此？往日的人格魅力和知识分子的风采为何丧失殆尽？谢泳在困惑！谢泳在反思！谢泳在追问！谢泳在思考！

在分析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谢泳站在历史的角度，首先分析了大批知识分子留守或者重返大陆的原因。他以吴世昌（1962年从英国举家回国，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放弃了两个女儿在牛津大学上学的机会）等人为例，分析得出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促使知识分子留守或返回大陆，这个结论似也合理。但当他在1997年年底读到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之后，突然感觉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他从书的出版时间和当时信息的流通渠道等方面分析认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更多是受英国费边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三四十年代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是从拉斯基讲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费孝通等，还有吴恩裕，干脆就是他的学生”【7】。面对知识分子50年代后的“转向”问题，谢泳着重从两方面入手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50——70年代这二十几年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浪高过一浪，国内知识分子的政策较为苛刻；二是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精神病变”。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第一点产生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阴森而奇特的的现象，不能不‘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以极‘左’为特征的知识分子政策”【8】。

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这20多年间，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批判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共达六七次之多，知识分子在如此频繁的“重拳”打击之下根本抬不起头，也根本没有抬头的机会。虽说有些批判运动是以批判个人而进行的（如对俞平伯的批判），但涉及的范围和所牵连的人却远远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更不是他们所能承受得起的，这种运动往往达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尽管不是所有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的行为选择和规范，起到了有力的制约、控制作用”【9】。文学史中的这句话用在此做解释更为恰当不过。这种情况可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知识分子在内心中并不想如此猥琐地做人，做一个敢都不敢想的自己最为厌恶的人——放弃自己的尊严与操守甚至人格。但残酷的现实又使他们不得不于此，因为他们还想“保全性命于乱世”。在《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中，谢泳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切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10】。知识分子的内心时常处在一种收缩状态、戒备状态之下，对来自外界的压力根本没有抵御的能力。由此也就产生了普遍的“精神病变”。正如朱学勤所言：“在政治高压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被剥夺了，他的人格也随之分裂了”【11】。

到此并不为止，谢泳并不甘心，因为他怀疑知识分子“转向”的真诚程度，“有多少出自真诚，又有多少出自无奈！”【12】他由此而进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他们进行“心灵的探寻”，灵魂的拷问。以历史的态度对他们的前后表现进行对比分析，谢泳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把“转向”当成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他们是无奈的一群。在此，谢泳通过深刻剖析而理解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他的态度是宽容的，这是他的态度，也是自由主义所独有的一种处世方式。谢泳通过以史立论的实证的方法思考自由主义，而在他所运用的大量史料中也透露出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二

谢泳在《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中说：“我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13】。的确，谢泳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自由主义，但他对自由主义却有一种独特的认识。在他的文字中没有海耶克之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自由主义的人和事却充溢在他的每一行文字当中，他就是从这些人和事之中理解和认识自由主义的，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言行及社会氛围对中国自由主义进行理解和诠释，重新发掘并倡导一种中国学人的自由主义传统。

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是风采斐然，谢泳在文中对其有大量的描述。首先“文人论政”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整体的一种风气。言政府弊政，言社会弊病，毫不隐讳而且直言露骨。在当时，言论出版的自由独立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出版业多为私人所承办，极少受到政府的干涉或根本就不受政府的干涉，这也是自由主义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基础，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就以此为阵地进行自由言论的发表，说不满，发愤懑。如1949年以前储安平的《观察》周刊就是这样一种刊物，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储安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与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14】。“文人论政”的另一方面体现就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如谢泳文中说到傅斯年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15】。再如张申府,在不该“呼吁和平”的时候，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他的《呼吁和平》一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胆识与勇气。谢泳对他的评价是:“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他的悲剧命运不在于他讲错了话，而在于他讲对了”【16】。面对权贵，面对不公的政府，面对个人良心敢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

当时的大学风气和教授风采也是谢泳在文中所崇敬的，那时的大学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民主气氛浓厚。“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到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17】。这就体现了当时大学的风气，也体现出当时大学教授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而且大学教授还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18】。另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与政治是分开的，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中这两者几乎是互不干涉的，不会因为政治取向政治观点有偏差而否定或者贬低其在学术上的观点或成就。谢泳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例：“50年代胡适在台湾对冯友兰是有看法,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19】。还有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情况，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其宽容的传统，并不因为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在学术上排除异己，而是以客观的态度进行评价和取舍。“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对待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取的那种方式，是不应当丢失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20】。

从谢泳对自由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谢泳所理解和认识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氛围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之中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氛围，政治学术上的宽容，容纳异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还有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言论自由及价值中立。虽然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和认识相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偏差，但这确是在中国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变异了的西方自由主义，因为它其中的很多思想与行为只能用自由主义来阐释。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谢泳对此的思考与理解是深刻而切实的。

三

谢泳对自由主义进行思考是为了反思历史，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那个物质贫乏但精神却极为富足的时代和那些为自由受过伤害以及为之付出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追寻中国地平线上曾经出现的辉煌，避免那样的历史悲剧的重演。与此同时，面对当下社会现状及知识分子现状，谢泳对自由主义的思考与理解以及他对自由主义这种执着精神的行为本身也都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的政治氛围逐渐解冻，政策逐渐宽松，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逐渐有所扩大。社会的整体环境有所改善，有所进步，但改善和进步的程度并没有达到社会民主自由的完全实现，它的实现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整体氛围还并不开放，还存在有许多的时代禁忌，言论出版等自由还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已，现在还没有而且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行使保障，农民工的工资问题还得一个国家的总理亲自过问、批示和解决；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竟然还会出现诸如“孙志刚案件”的悲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我们公民的每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权利的获得都需要一个“孙志刚”作出牺牲吗！

我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成为社会的良心乃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健全。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是健全的，每一个公民都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的话，那么就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承担什么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是处于高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层，他们的言论倒向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如果当代知识分子都能如同谢泳所言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言政府弊政，言社会弊病，能站在社会的天平上说公道话，并且形成一种知识分子传统的话，那么社会的秩序就会逐渐转好，这个社会就会真的如同大报小报上讲的健康、快速地发展。

第二，给处于迷失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面人格之镜，并开掘出一条自由主义之路。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知识分子再度退居边缘。“识分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个地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理性。【21】”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体制越来越健全，知识分子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不是进入正式的学院或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他们相对于社会的责任与良心是迷失的。那么，失去存在合理性、处于社会迷失中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权利服务于少数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22】。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谢泳通过对沉重历史的挖掘，重现那些前辈学人的风采，给当代知识分子一面人格之镜。当代知识分子应该以前辈学人的言行风度为典范，以前辈之影而正其身、正其行，当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23】。面对过去的知识分子言行风度，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应该如何做？谢泳从实际出发，为当代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自由主义之路——处于体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抛弃庙堂意识，从理念上选择民间，树立民间意识，与民众站在同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民间，才有可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才有可能积极、自由地怀疑和批判”【24】。只有这样，才能承接前辈知识分子所创造的辉煌历史。

选择民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到常识。谢泳说：“民间意识其实就是一点常识”【25】，但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常识被践踏。常识是最普通的知识，常识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就是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知识分子更应该回到这个层面上来，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为民请愿，为民说话，说公道话，说大多数人不能说或者不敢说的话。在当代这个社会像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非典”时期有个蒋严永，在“非典”严重传染的时候，向中央电视台、向凤凰卫视揭示这件事，但两台都不给他回应，他最后只能用国际舆论，向《时代周刊》揭示，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引起了党、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蒋严永是真正回到了常识，是中国人的恩人。再如吴敬琏先生反对把“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一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因为什么东西应该进入宪法，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常识，也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胆识与勇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句话：在一个关乎正义和良心的问题上，如果我不站出来说话的话，那么有一天这件事落到我的头上的时候，别人就不会站出来为我说话。回到常识，也并非让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做到像蒋严永、吴敬琏那样，当代知识分子只要能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坚守住就算不错了，人家说亩产二十万斤或三十万斤，但知识分子不能说，因为农民出身的都知道亩产只有几百斤。这是一种什么体制才会导致的后果？！

选择民间，立足民间，回到常识。这就是谢泳给当代知识分子所开掘的继承前辈的自由主义之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激流下，知识分子应该坚守住这个基本阵地，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责任和良心立足社会为百姓讨公道，为社会鸣不平，为社会、为百姓负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以过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楷模，继承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当代自由主义的艰难旅程的探索。

第三，谢泳以其身体力行为当代知识分子做活的“标本”。

谢泳一直以自由主义为己任进行研究、思考和探索。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学界，谢泳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代名词。说到自由主义，就自然会提到谢泳，好象自由主义没有谢泳就缺少点什么似的；提起谢泳，又必然会以自由主义为其始终。因为他不仅研究思考着自由主义，而且他研究思考的行为本身就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某种精神。

他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思考是执着的，数十年如一日进行着艰难的探索——从一个人、一本周刊到一所大学。在当代社会，一切向钱看的今天，绝大多数人为名为利而“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今天，在中国山西的一个城市，还有这样一位“平头者”思考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的确难能可贵，不得不令人敬服。他的这种执着思考自由主义的精神和研究的实证精神是值得当代每一位知识分子学习的。他的文风是“平稳舒缓”（贺雄飞语）的，说是自然质朴、平实朴素可谓无不恰到好处。读来如同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女，既有着自然清新之感，又不失其美的一面，不娇、不艳、不俗。这种行文风格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于任何一面，但又兼顾之，而价值中立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枝节。文章内容上在对待知识分子“转向”这一问题时，谢泳继承了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遗风，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懂得“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语）。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没有宽容何以容纳异己？没有宽容何以谈自由主义？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谢泳，从他精神世界的“别处”回到现实，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自由主义楷模，呼唤自由主义意识，无形中践行着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的精神从其自身开始付诸实践并传播，身体力行自由主义，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自由主义的“标本”。

谢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对自由主义进行执着深入的思考，从历史的层面，实证的角度来思考自由主义，证明着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浪潮中，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雷池月、李庆西（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李庆西《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但笔者从对谢泳及其文章的分析发现：谢泳所谓的自由主义与雷、李两位先生所谓之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看待同一问题却站在不同的角度，这样很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雷、李是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的，认为谢泳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儒者遗风”（李庆西语），与真正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差别，缺乏“一般自由主义者的公共视域和社会批判立场”【26】，但他们却闭口不提西方自由主义的生长环境。谢泳是站在中国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思考和谈论自由主义的，可以说，他所思考的是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谢泳所思考的是否是自由主义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更多地探讨谢泳的思考是否有意义。谢泳以其思考重现中国自由主义风度，给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面人格之镜，开掘出一条通往自由主义之路。为建立一个良好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知识分子传统而奋力奔走呼号，他以其身体力行思考着自由主义，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活生生的自由主义“标本”。他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值得我们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敬仰和学习的。思考谢泳的思考，思考谢泳，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言行？应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