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交往活力分析——建筑类型与交往活力联系机制思考

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交往活力分析——建筑类型与交往活力联系机制思考

吕颖仪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广州510640）

【摘要】广州市历史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多数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此类型历史文化街区在保存街区历史风貌的同时，如建筑风貌、街区结构，也要面对保存和维持社区居民交往活力的要求，例如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求与发展。笔者选择位于荔湾区的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为调研对象，尝试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建筑形式保护与交往活力维持的联系机制与平衡点，从而分析街区活力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分析。

【关键词】昌华大街；交往活力；建筑类型；绅士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TU-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44（2017）04-0045-03

广州市历史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多数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此类型历史文化街区在保存街区历史风貌的同时，如建筑风貌、街区结构，也要面对保存和维持社区居民交往活力的要求，例如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保持活力是维护风貌的根本目的，维护风貌是保持活力的有机载体，前者是抽象的深层次的目标，后者是实际操作的手段之一，两者难分轻重主次。

荔湾区的昌华大街、耀华大街、逢源大街是广州历史文化街区中较好保存了总体街区环境和维持了居民活力的正面案例，笔者选择位于荔湾区的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为调研对象，尝试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建筑形式保护与交往活力维持的联系机制与平衡点，从而分析街区活力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分析。

1.调研范围

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西关的西南端，北至逢源中约，东至恩宁路，西南皆以昌华涌为界，总面积为6.05公顷，其中多宝路以南的核心保护范围4.82公顷，多宝路以北的建设控制地带为1.23公顷，昌华大街历史街区的物质文化较为丰富，居民交往状况良好，虽然老龄化较为强烈，但其原居民仍有一定的保有量，是活力犹存，发展较为适度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街区内有广州传统的竹筒屋、骑楼街、华侨空置的花园洋房和现代建设的混凝土住宅楼，建筑类型丰富，底层高密度的街区格局基本保存完整。

2.街区现状

调研范围内的街道框架北往南依次是多宝路、多宝街、多宝横街、昌华大街、昌华新街，西往东依次是昌华横街、昌华东街、昌华南街，整体风貌以近现代砖混住宅楼为主，参差分布其他类型建筑。除了荔枝湾涌三期工程复涌后，对沿河涌的街道与住宅存在少量影响外，调研范围内较好地保存了底层高密度的街区环境，建筑类型以近现代砖混住宅楼为主，参差分布着其他类型建筑，风貌一般，但确实较好地延续和维持了街区的居住氛围。

3.前期调研

在前期调研中，笔者首先关注了体现街区活力的影响要素分析，收集了如建筑物首层功能、历史文物建筑分布、交往类型分析、交往影响要素分布等信息，尝试分析街区现状存在的人车争道、建筑功能分布等问题。但是，笔者在进一步分析思考是认为，这些信息对交往活力的影响属于微观层面。原因一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来说，类似问题的改善对街区活力程度的影响并不能有决定性作用，而是必须综合发挥作用后进行分析，因而需要更专业的分析模型才能解答影响街区交往活力的要素的权重问题。原因二是前期分析的基础设施分布问题中了解到，昌华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与昌华苑社区范围不完全重合，昌华苑社区即居委会管辖的范围和基础设施配套的区域范围也不完全一致，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前提下分析基础设施分布的合理性是不合理的，纯粹针对该问题在街区内进行改造设计也是不合适的。

因此，笔者尝试寻找建筑类型与历史文化街区活力联系机制，历史文化街区首先从建筑类型上说肯定集中了较多有历史风貌的建筑类型，住宅建筑的形式既与生活方式对应，也和居住人群对应。其次，街区居住人群是街区活力的源泉，人群类型是街区交往活力的一个重要分析方面。因而现状存在（所有）建筑类型及其形式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街区居民组成的定性分析，而与维持街区交往活力联系起来，理解其中的联系机制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实施方式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梳理居民组成发展的过程，对街区历史认识也有帮助。

4.建筑类型与居民演化过程

调研范围内建筑物类型有近代花园洋房、近现代砖混住宅楼、传统竹筒屋、骑楼街、混凝土高层住宅楼五种。竹筒屋是最早出现的建筑物形式，它在清光绪年间已经存在，时值多宝大街修建时期[1]，沿街修建了窄面宽长进深的住宅，与当时西关地区以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商贸生活相关[2]；近代花园洋房出现在民国初期，也属于较早存在的建筑形式，中西结合的花园别墅洋房有门房、大花园，建筑二层至三层，大门宽度能允许汽车进入，门前街道宽度也是至今汽车可以行驶的。竹筒屋出现于街区建设时期，花园洋房出现在居住区形成时期，这两种建筑形式曾经为这个街区带来相当多的中等及高等收入人群，开始形成现状调研范围所在的街区。

另一种民国时期建筑物是近现代砖混住宅楼，大概修建于1929年多宝大街扩建为多宝路、1931年恩宁北路扩建为恩宁路、并在沿街修建骑楼街的时期，建筑物大概为三至四层，门前有小花园。近现代砖混住宅楼是现状街区主要的历史建筑类型，其中的居住人群主要是居住区形成后，受良好居住环境吸引的中等偏高收入的本地人群，至此街区的结构以及现存主要历史建筑形成时期结束，整个街区以中高收入人群的居民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原本居住于此的高收入人群迁往国外，造成了房屋空置直至现在，一些建筑物的拥有者变成了无法撤离的中低收入人群。而战后为解决住房需求，政府征收了空置房屋，一屋分为几户，整个街区涌入较多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少部分近现代砖混住宅回流的中等收入居民，一些行政部门直接征用为行政用房，整个街区的居住人群主体演化为中低收入本地人群，空置建筑物开始衰败，原本因环境优美而开发的住宅区[2]在这个时期转为了负面形象。

改革开放后以及旧城改造过程中，部分政府单位、工厂企业对接管的部分房屋地块进行了改建，街区中建了混凝土高层住宅，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这个时期像是给街区一次性注入了一波中等阶层的本地人群，这些居民迅速成为街区主要的居民群体，总体提升了上个时期主体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街区发展又进入正面发展的新阶段。虽然在后期发展中存在房屋买卖的行为，但总体人群的阶层没有变化。

2000年历史建筑普查与历史城区调研开始至今，建筑物改建重建政策收紧，街区内老建筑平均已有60年历史，尽管部分街区居民自发升级改造居住环境，但是大多数房屋老化，不能或难以进行修缮的房屋转而变成出租、空置，出租分为出租为仓库和出租给外来打工者，空置则成为危楼，约有一半的竹筒屋与少量砖混住宅楼出租了给低收入的外来人群居住，几乎所有近代花园洋房都属于空置，以及主体居民为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自发离开街区。

5.建筑类型与交往活力分析

从上述历史了解，街区初期形成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人群聚集，以中高收入者为主，他们主要建设了街区现存的历史风貌；第二个时期以中低收入者为主要居住人群，特殊的历史时期运用政策直接替换了街区的主体人群，避免了街区空置破败的结果，这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人群更替；第三个时期以中收入者群体为主，改革开放至旧城改造时期政策放宽形成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人群更替，这个过程中以广州本地居民为主，加上广州周边地区的居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地居民，直到近5年才出现了外来务工者这类真正的外地人群。

街区的营造过程必须存在一个有活力的主体人群，相同阶层、背景的人群会比较首先形成交往，人群适当的混杂也可以促进交往，但是作用不如主体人群大，尤其是现实外来务工人员长时间不确定的居住特点。主体人群可以看作绅士化过程的先锋绅士，先锋绅士有先进的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且会在居住的建筑物形式中体现，并逐渐成为街区主体人群[3]。

从昌华大街人群演替过程可以了解，街区形成阶段的高收入人群在这种过程中的建筑物表现是建立了昌华大街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体现了他们的现今生活模式；战后街区塑造重新开始，旧城改造阶段的中收入人群重新替代了低收入人群，他们在建筑物的表现是混凝土高层住宅楼。然而经过了二十年左右发展，主体人群仍然是混凝土高层住宅的住户，这个群体活力开始下降，人口开始老化，一部分人经济地位下降了继续留守，一部分人经济地位上升了开始外迁，加上整体建筑物老化带来的问题，新一波的人群更替将会在接下来的十年进行，尽管现在还可以认为昌华大街是保存得较好的历史文化街区，但是街区缺少体现新兴中收入人群生活的可能性（街区不允许大尺度改建，不存在新建筑类型可能性，居住环境不够干净、卫生），对新的中收入阶层缺乏吸引力，使得这个街区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下存在未来衰败的危机，尤其是现状出租带来的外来务工人群问题，如果主体人群更替为候鸟式、不确定的、价格趋利的住房人群，那么街区的交往活力就会随着这些人群来去而飘忽不定，街区保护的意义就会失去。

广州市在旧城改造时期失去了历史风貌，换来的只是街区的残喘，如现状昌华大街以及其他历史城区中冒出了各种高层住宅楼、超高层住宅楼，笔者认为是建筑控制与街区活力平衡失衡的例子。因而现在对历史城区的建筑控制比较严格，又即将会形成另一种失衡的效果。现阶段必须开始思考在已有的历史街区保护的建筑控制中如何给予建造、改造的自由。根据昌华大街的历史经验，平衡点可能存在于能够形成某个数量的人群居民。

笔者认为，最好的结果会是整个街区修旧如旧地整体重建，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行政手段在现阶段历史城区复杂的产权状况下很难实现；另一种改造的思路鼓励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造，得益于互联网、数字化、信息时代发展，形式的重要性在功能上越来越小了，依赖数据、分析得到的形式越来越走向棋盘式或称为没有形式，因为棋盘式是人类发明最为简单的形式[4]。这种生活哲学或许并不会催生出确切的建筑类型，而可以用旧有建筑类型略作修改来装载，这可能是历史街区保护的新机遇，建筑物不需要改变形式，只需要（通过机械设备）满足必须的健康要求。不过前提是建筑物结构足够坚固，街区基础卫生设施建立，而这点需要政府部门帮助，这不是无用功而是必用工。

6.总结

历史街区保护在生活模式快速更替时期面对的不仅是街道框架的保护、建筑物使用功能活化、建筑物风貌控制、住户停车等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让人群更替放缓、控制数量、控制速度，给予街区居民情感沉淀的空间，形成街区人群良性更替的平衡。

城市管理者能直接控制只有物质条件，抽象的目标如何物化为控制的手段需要管理者的智慧，笔者尝试从生活哲学的方面提出一种可能性，希望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有意义。

建筑类型保护是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一个具体手段，街区活力是保护的目的，两者可以通过人群组成机制联系，通过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机制的现实状况可以预见物质保存与非物质保存存在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需要对人群组成精确的定量调研与精确的模型确定，尽管笔者对这个平衡点的寻找并不具备信心。但从目前街区状况分析，接下来的十年必然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又提出新的难题。

参考文献

[1]http://gz.southcn.com/g/2014-11/14/content_112167496.htm.

[2]吴敏.广州旧城更新与保护研究[D].同济大学,2008.

[3]陈嘉平,何深静.广州旧城区传统绅士化现象及其机制研究——以荔湾区逢源街道耀华社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2,04:37-43.

[4]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5]http://gz.southcn.com/g/2014-11/14/content_112167496.htm.

[6]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J].史学月刊，2008,06:101-112.

[7]蒋建国.清末广州的戏剧消费与新闻话语的扩张[J].学术研究,2006,11:142-146+148.

[8]蒋建国.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D].暨南大学,2005.

[9]叶浩军.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D].华南理工大学,2014.

[10]李厚强.广州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D].暨南大学,2010.

[11]黄慧明.1949年以来广州旧城的形态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3.

[12]林瀚坤.适应湿热气候的广州竹筒屋空间模型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2.

[13]肖毅强,林瀚坤.广州竹筒屋的气候适应性空间尺度模型研究[J].南方建筑,2013,02:82-86.

[14]唐志芬.广州市住宅户型多样化设计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15]田银生,张健,谷凯.广府民居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古建园林技术,2012,03:68-71+58.

[16]何深静,钱俊希,吴敏华.“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11,08:1508-1519.

[17]邱建华.“绅士化运动”对我国旧城更新的启示[J].热带地理,2002,02:125-129.

[18]周敏,林凯旋,黄亚平.我国城市更新中的绅士化运动反思[J].规划师,2013,12:116-120.

[19]周敏,林凯旋,黄亚平.浅析我国城市更新中的绅士化运动[J].华中建筑,2013,11:26-30.

[20]何深静,刘玉亭.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J].地理科学,2010,04:49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