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浅论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浅论

刘国芳

刘国芳（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18）

摘要】《文心雕龙·情采》篇主要对思想感情和文采在文章中的地位以及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认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是"为情而造文"，文章必须表达蓄积在胸的真实的愤激之情，同时，也肯定了华美言辞的必要性，强调"情"与"采"的相辅相成、交融契合。我们应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关键词】《文心雕龙·情采》思想感情文采

中图分类号：Ｇ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ISSN1004-1621（2013）10-068-02

《情采》篇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深受学人关注的文论作品，关于这篇文论的写作主旨，历来说法不一，从已见到的前人论述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为这是一篇专门批评齐梁华糜文风的作品。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文中的"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等几句话。《文心雕龙辑注》纪昀评语说："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此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对此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

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旨归，即在换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该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情采》篇讲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现当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持此观点。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说，本篇"着重论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认为论文中的"'情'即'质'，'采'即'文'，分别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归根到底，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是刘勰文学思想的要点之一，它贯串《文心雕龙》全书，散见于各篇内。"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一书也认为《情采》一篇中"情是作品的思想感情，用以代表作品的内容；采是作品的文采，兼指作品的声律，用以代表作品的形式，本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也就是论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另外，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大杰等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说："书中专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的是《情采》篇。情指情志，即思想内容；采指文采，即语言形式。"这大概主要是根据《情采》篇第二部分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情采》篇既批判了齐梁时代的华靡文风，也论述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且以后者为主。《情采》篇讲作者在创作时必须要有强烈的真情实感，尤其是不吐不快的愤激之情，这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同时，也强调了华丽文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辞采是为内容服务的，"情"与"采"要相辅相成，紧密结合。

《情采》篇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是人们经常引用的：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其主旨显然是谈"情"对作品的重要性。接着刘勰指出，《诗经》的作者，"造文"都是根源于情的需要,有真实深厚的情感郁积在心中,不得不发而为文章。至于"诸子之徒"却没有真实饱满的情感需要抒发，只是为了卖弄文辞而矫揉造作，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真实的思想情感。最后他又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可见只有灌注了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才有"内容"可读，否则，只有华丽的外衣，没有灌注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是没有可读之处的。对此，司马迁早就有"发愤著书"之论，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失明，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里所说的"舒其愤"，"发愤所作"，实际上都是指抒发自己内心强烈的思想感情，因此这些都是"有情"之作。刘勰所谓的"情"，既不抽象，也非一般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是饱满的愤激之情，不是无病呻吟或无的放矢，而是由强烈的针对性："以讽其上"。他反对"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认为虚情假意，就毫无文学的意义了："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他所讲的"为情而造文"，就是以表达这种蓄积在胸，不吐不快的真实的愤激之情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以这样的"情"为"经"，为这样的"情"而"造文"，则虽以"彪炳"的"缛采"，亦可为"彬彬君子"。

刘勰特别强调真实的感情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强调"情"对"辞"的决定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有真情实感，不论文采的好坏，都可以成为世代传诵的经典之作；有情之文，就可以放弃华丽的文辞。相反，刘勰也很重视文采对作品内容的重要作用，重视"造文"，他还对情和文，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刘勰的"文质"之喻，主要是说明华美的言辞的必要性，但他也指出，这种华美的言辞必须与充实的内容相结合，也就是具有华美言辞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有真情实感的充实内容为前提，否则就如同虎豹之皮无其花斑纹饰，就"鞹同犬羊"了。文学创作并不是为了文采而文采，运用华美的文采实际上是为了言情，本篇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已经明确指出辞采是为内容服务的，文学创作本是"感物言志"，或"体物写志"，目的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文采虽重要，但必须"为情而造文"。如果颠倒这种关系，"为文而造情"，以追求文采为主，势必造成"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的后果。"为文而造情"则情不真，文学创作本是"情动而辞发"，既无情可发，就是"苟驰夸饰"以"沽名钓誉"。他说："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为此也。"在《情采》篇的赞辞中，他总结前面的内容指出，只有华丽文采而内容空洞的文章就好比"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因此，只有当作品的内容灌注了作者情感的生命而具有强大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情采"。在刘勰看来，作者的思想情感是作品内在的生命，而文辞则是外现的花叶，对此，他进一步论述二者的关系说：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

他还这样描述"情"和"辞"在文章中的地位：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礼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情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刘勰在不忽略"采"的情况下，更强调"情"与"采"的相辅相成，"情"和"辞"的交融契合，认为只有这样，文章才会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他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他还用正反两个比喻指出了"情"、"采"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他进一步指出"夫以草木之微，以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文岂足征。"有质有文，情真辞巧，才不至"兼通之理偏"，达到写作的理想要求。他赞美"圣文之雅丽，故衔华而佩实也"（《徵圣》），又称颂屈原《离骚》"惊采艳艳，难与并能"（《辨骚》），肯定纬书则因"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所有这些，都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地表述了他不废文采态度。《附会》篇提出"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的四项写作要求，《知音》篇则提出"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的六条批评标准，《情采》篇也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这里所说的"形文"实际上就是指文学作品的辞采，很显然把言辞的重要性放在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刘勰在文和质、华和实、情志和辞采的关系上，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并不是简单的废弃。

事实上，对《情采》篇中"情"和"采"的理解，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语言艺术具有间接性，即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是一句描写风景的话，不同的阅读者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只要不歪曲事实，对《情采》篇的理解也应如此。不论是主张《情采》篇专门讲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观点，还是主张《情采》篇是讲作品所具有的作者的真情实感与作品的言辞的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正如郭晋稀先生所说，"作品的思想感情，是代表作品的内容的"①，可见，思想感情实际上是作品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的，作品的言辞文采也是作品形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后一种观点也可以看成是狭义上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刘勰讲文采，跟当时学人的看法有些不同，当时学人认为对偶、声律、辞藻是文采，刘勰也承认这一点，《总术》说："文以足言，理兼《诗》《书》。"这是说经书中包括韵文和非韵文都有文采，这符合当时人以对偶、声律、辞藻为文采的看法，但他所说的文采不仅仅指这些，《徵圣》里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是说经书中理精气秀的部分就是文采。理精像"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格言因反映孔子风采，也有文采；气秀像"情信而辞巧"，就巧说也是文采；所以"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是以文章的理精气秀为文采了。

刘勰思想上的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在《文心雕龙》一书的很多篇章里都有反映，如，"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性发而成韶夏"等，这里的"五性"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显然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而言的。刘勰生活的梁代，思想领域从两晋的以玄学为主，又回到多元并存而以儒学为主的局面中来了，因此，在文人的作品中，必然会或多或少有所反映，刘勰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总的来看，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今天，我们应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注释：

①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98页。

作者简介：

刘国芳（1968-），女，甘肃武都人，中共天水市委党校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