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泽传后世

芳泽传后世

保静

——元明清及近代陶渊明诗文的接受研究

保静青海师范大学

在唐以前，可以说陶渊明一直是出于默默无闻的历史状态之下，偶被人提及，也是把他作为隐士来看待。历史进入李唐以后，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才由隐及显，逐渐为人所重视，并开始焕发出熠熠光彩。尤其是有宋一代，人们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达到了巅峰。到了元、明、清，已经确定的陶渊明的地位更加稳固。

元明清时期对于陶渊明及诗文接受现象

一、从元曲看元代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现象及原因

元祚短暂,但其对陶渊明的接受也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在宋代已经得以确立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稳固。元代的杂剧、散曲（二者合称为元曲）及诗词都可以反映出元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一）从元曲看元代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现象

元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除了生活方式外,多变现为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摹写与唱和。元代诗人企慕陶渊明,对陶诗心追手效。最典型的,是元代出现了大量的和陶诗。

在元代文学中，大放异彩的是元曲。它包括叙事体的杂剧和抒情体的散曲，因二者皆以曲辞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元曲一向与唐诗、宋词并举，为元代文学之主流，亦是一代文学之代表，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光辉。在此，本文仅从元曲来考察元代对于陶渊明的接受现象及原因。

据黄卉教授不完全统计,《全元散曲》中共有50余位曲家(占210余位元散曲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在200余首作品(约占现存4300余首元散曲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中礼赞、吟咏、提及陶渊明。其中通篇吟咏陶渊明的曲子就有二十余首。而元散曲中明引、暗用陶渊明的诗文,如“归去来”、“三径”、“五柳”、“松”、“菊”、“桃花源”、“云无心而出岫”、“倦鸟知还”等意象;提及陶渊明的名号,如“陶潜”、“陶渊明”、“陶令”、“晋处士”、“彭泽令”、“彭泽宰”、“彭泽县”、“元亮”、“陶元亮”、“靖节先生”、“陶靖节”等称谓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1]黄卉.元散曲中的陶渊明形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

][1]。

元代曲作家们队陶渊明的接受，首先是把陶渊明的事迹作为题材写进剧本或曲中。注的对象。涉及陶渊明用得最多的材料,一是辞官归隐,二是饮酒,三是采菊东篱。元代戏曲中以其为题材的杂剧，一是早期剧作家尚仲贤的《陶渊明归去来兮》,一是元明之交无名氏的《陶渊明东篱赏菊》,均描绘他辞官退隐务农的生活。此外,还有无名氏的《晋刘阮误入桃源》。

元代文人对于陶渊明的青睐,首先是基于对陶渊明生活方式选择的欣赏。在元代散曲中,关于陶渊明的典故有“白衣送酒”、“葛巾漉酒”、“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与“白莲社”交往等轶闻。

在元曲中，陶渊明往往被描绘成美景、美酒的包围中悠然生活着的风流雅士。元曲家们对陶渊明生活的悠闲和快乐毫不吝音笔墨地极尽描绘之能事，而极少涉及渊明的烦恼和苦闷及其贫困，可以说陶渊明成了一个快乐隐士的象征符号，被元曲家们用来说服自己安于远离朝堂的乡间生活，如关汉卿的《双调·碧玉箫》：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正清蹲泼酷，有白衣劝酒杯。官品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

在关汉卿的眼里，美景、美酒组成的生活，才是真正诗意的生活。沉浮官场，即便是官至极品，也没有什么意思。

又比如鲜于必仁的[[1]鲜于必仁，字去矜，号苦斋，渔阳郡（治所在今天津蓟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元英宗至治（1321～1322）前后。元代著名的书书画家、诗人。][1]《双调·折桂令·晋处士》：

羡柴处士高哉，绿柳新栽，黄菊初开。稚子牵衣，山妻举案，喜动篙莱。审容膝清幽故宅，倍怡颜潇洒书斋。隔断尘埃。五斗微官，一笑归来。

在元曲中，陶渊明还常常作为达时务的象征，所以往往是和屈原相对立而出现的:

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间休怪。—马致远〔双调·拨不断〕

上述小令中，都肯定陶渊明弃官归隐、享受生活的明智。

从整体来看，在元代，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文人们遭际坎坷，很多人从济世报国的入世到叹世、愤世，最后走向避世、玩世，“归隐”题材因此成为元散曲的一大主题。出于对隐逸高士的景慕，在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时，元散曲家们与陶渊明的心境非常契合。在元散曲中，陶渊明的形象更为超逸，他的诗文轶事更加频繁地被提及。

黄卉教授认为在元曲中，陶渊明大致是集智者、隐者、饮者于一身的旷达散诞形象。陶渊明的一生并不是只有简约淡远的川园生活，也曾有“猛志逸四海，蓦翩思远荔”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雄心大志，但是在元散曲中我们却看不到他那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陶渊明是一位明智、旷达、率真、淡泊的智者和隐士，是位潇洒、适意、率性、悠然的饮者和诗人。

（二）元代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的原因

元代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原因主要是：（1）异族统治。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由于异族统治,文人们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观念受到了空前挑战;（2）科举的废除。元代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曾经废止科举考试,长达70余年,使企望由科举而入仕的儒士们沉沦下僚，过去文人们通常所走的仕进之路被阻隔。即使身居高官显位,也因官场的尔虞我诈而战战兢兢。这种生活境遇,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人生选择。因此,对于陶渊明躬耕生活他们有着完全的体认。文人们所汲汲于心的功名富贵不再为他们所重,在元代的文人们看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精神较之功名弥足珍贵:“意悠然,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慌;名,也是慌”(刘时中《山坡羊·与邸明谷孤山游》)。（3）对陶渊明之人从原因来看，更由于科举的废除,;在思想上，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同时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思想控制相对松弛。这些都给元代文学的面貌与架构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士人们或揭露现实的黑暗,抒发壮志难酬的慷慨不平之气;或抨击官场的凶险,阐明远祸全身的激流勇退之情。故在元散曲中,文人们把嬉笑怒骂的情怀挥洒得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元散曲叹世和归隐两大主题的现实和思想基础，与陶诗风格正相契合。正因为如此，元代文人大力推举、称颂陶诗。

二、明清时期对陶渊明及诗文接受现象及原因

明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从文学至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相当全面。在明代，更多的士人选择的是报效朝廷。这也使得明代文人评论陶氏较之唐宋之前有所不同。他们似乎特别强调陶诗的社会功用,陶诗有为于世的一面。明代人认为用平淡、闲适、隐逸来论陶是很不全面的,他们更看重的是陶渊明的“忧时念乱”、“经济热肠”的一面。

明人对已被前人公认的陶诗艺术风格的认识达到了高度自觉、统一的程度。如《诗源辨体》云：“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靖节诗真率自然，倾倒所有。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琢，故其语圆而气足。靖节诗，语皆自然，初未可以句摘。晋人作达，未必能达，靖节悲欢忧喜，出于自然，所以为达。靖节诗，平淡自然，本非有所造诣。”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胡应麟《诗薮》亦云：“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王圻《稗史》云：“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钟惺谭元春《古诗归》云：“陶诗闲远，自其本色，一段渊永淹润之气，其妙全在不枯”。陆时雍《诗境总论》：“素而绚、卑而未使不高者，渊明也。”卢衍仁《古今诗话选隽》：“靖节诗雅趣天成。”由此可见，陶诗在明清时声名大显。

与前代相比，明人对陶渊明的认识、评价更加深入、细微，更多对具体作品的具体评论。明人论及陶诗与其人品紧密相连，焦竑说：“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触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譬之岭玉渊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陶靖节先生集序》）江盈科说：“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雪涛诗评》）何孟春说：“陶公自三代而下为第一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

明代,注陶、评陶,整理、选辑陶诗风气大开,这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明代在此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张溥辑、陶潜撰《陶彭泽集》一卷,李贽评《李卓吾先生评选陶渊明集》两卷、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十卷,黄文焕《陶元亮诗析义》四卷等。这些都是陶渊明被接受逐渐深化的表现,陶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范地位经过明代的推崇变得更加不可动摇。

总之，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它既与唐宋推尊陶渊明一脉相承,如推崇陶渊明的人品、气节,赞美其诗文的自然、情景交融等,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即强调陶渊明诗文的社会文化功用,强调其有为于世的一面,这也开启了清代论陶“经世致用”思想的引入,明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全面而又意义深远。

从原因来看，明代是封建专制主义最为残酷的时代。建国伊始,以布衣起家的朱元璋就十分注意强化专制主义统治,铲除异己,滥杀无辜,不仅残酷控制人民还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朱元璋的继承者们也都极力维护集权统治。明代办学校是为了培养绝对忠于明王朝的文人,统治者灌输纲常名教思想,让文人从灵魂深处尊君崇上。文人在这种环境中将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的辞官归隐,有的对明王朝忠心耿耿。但不管何种选择,陶渊明似乎都是他们的知音。

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由元入明以后,也曾对新王朝抱有期待,但明代的统治依然残酷,明初文网严密、文士动辄得祸,许多诗人开始回避社会现实。高启崇尚自由的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沉重的精神压抑使他不得不辞官回乡。

三、清代对陶渊明及诗文接受现象及原因

至清代，陶渊明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陶集新出三四十种，论及陶诗的著作达百余种。这一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考证上，对其家世、生卒年月、作品真伪进行了探讨。

从整体来看，清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是具有总结性质。清人所做的,主要是对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奠定了前所未有的雄厚基础,在对陶渊明研究与接受的方方面面予以加深加宽,踵事增华,因而研陶的总体水平和所取得的总体成绩并未跨越宋代,其研究接受及其超越大致上是在宋人已经占领、攻破的范围及其周边进行。

清人对陶渊明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包括诗人生平、思想、陶诗艺术特征及其价值、陶集版本及校勘、训诂、笺释等各个方面。清代考据学风空前盛行，学术界普遍重视文献资料的汇编、考订与系统整理，尤精于诸子的校勘、辑失、辨伪。影响所及，出现了四种陶渊明年谱，对陶渊明生平研究极有影响和帮助：即顾易的《柳村谱陶》（成于1729年）、丁晏（1794～1875）的《陶靖节年谱》、陶澍（1778～1839）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杨希闵的《晋陶徵士年谱》（校定于1887年）。

从原因来看，清代（尤其是末期）内忧外患，这是人们对陶渊明的尊崇的原因。谭嗣同（1865～1898）说：“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澹目之，失远矣！”（《致刘凇芙书》）在谭嗣同看来，陶渊明远不止是朱熹说的“非冲澹人”，从“本不植高原”、“若不委穷达”等诗中可以看出，陶公“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兴亡之际，盖难言之。

近代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

近代学者也对陶渊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古典美学,同时又借鉴和吸取了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观念及其方法,试图从哲学和美学的理论高度来阐释剖析中国古代的文学与美学。他的大胆探索与尝试,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王明辉.王国维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刍议.[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2005][1]。把陶渊明放在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王国维认为，陶渊明是与屈原、杜甫、苏轼相并列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高尚伟大的人格与其高尚伟大文章，相映成辉，彪炳千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王国维再一次诠释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王国维将境界的基本形态划分为两大类:宏壮的“有我之境”与优美的“无我之境”(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并将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纳入“无我之境”之类。在王国维看来,倘论文学作品,境界为上却不易有。纵有,到有我之境者多,造无我之境者少。因无我之境最为上乘,以故最难达成,惟少数“豪杰之士”方“能自树立。”(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诚然,境界是铨衡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王国维将陶诗划归拥有最高境界类,即是认定陶诗最为高妙,虽有夸张,不无道理。

如果说王国维的陶渊明研究是由传统向近过渡的话，那么，梁启超（1873～1929）则是近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始。梁启超先生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其出版于1923年的《陶渊明》一书，是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山之作。书中大力褒扬陶渊明，对陶渊明人格、思想的分析多有切至之言，至今为陶渊明研究者所重。

至此，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得到了最后的确认。

参考文献

[1]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童庆炳.文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萧统.文选(卷45).[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6]温汝纶.陶诗汇评.[M].扫叶山房石印本,1919.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8]惠洪.石门题跋(卷3《跋东坡与佛印贴》).[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1984.

[13]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王瑶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18]龚斌撰，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9]孙钧锡校注，陶渊明集校注.[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20]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21]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