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的宗教伦理观

莎士比亚戏剧的宗教伦理观

周伟

关键词：人文主义、基督教、禁欲、伦理观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基调，它与滋养西方文化的两希文明有着深厚渊源。一是肯定人类健全欲望的古希腊人本主义传统，二是关注人类精神道德价值的希伯来神本主义传统。而莎士比亚的特征恰恰在于，在这两大传统发生深度融会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他作为古希腊人本主义的最佳继承者，对古希伯来文化、基督教的神本主义采取了兼收并蓄态度，将二者的精华珠联璧合地体现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本文拟从分析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伦理道德观出发，论证莎剧对基督教伦理观的继承和和对人文主义的弘扬。

一人性恶与人性善

罪恶是人性的大障碍，是人类痛苦根源。基督教布道的出发点，就是要救人脱离罪恶。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因罪而建立，基督教以为人类在上帝面前最为尊贵，高出一切受造之物，赋有自由意志，所作所为，无论好坏都要自己负责，并且要接受上帝审判。人类罪恶的起源，是人妄用自由，离开上帝，擅吃代表上帝法律的禁果，因此陷入罪的箝制中。

基督教文化中的“罪”的意识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化生活，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他创作的许多戏剧人物都有浓厚的“罪”的意识，他们经常祈求“上帝”、“耶稣”的宽恕和保佑。莎士比亚虽然承认人犯有“原罪”，因此陷入永恒的罪恶和永劫的惩罚之中，但他笔下的人物不是上帝的奴隶，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莎士比亚肯定了人类原初的完美、善良的本性，《李尔王》中老臣肯特救助迫害过自己的李尔，爱德伽在比武中战胜并宽恕爱德蒙，众多善的形象受尽磨难，但他们所代表的仁爱力量最终战胜了恶。《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的一席话最能表达作者的意图，“那灯光是从我家里发出来的。一枝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耀得多么远！一件善事也正像这枝蜡烛一样，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发出广大的光辉。”。[1]（P184）恶徒埃德蒙死前的一番话“我快要断气了，倒想做一件违反我的本性的好事。赶快差人到城堡里去，因为我已经下令，要把李尔和考狄利娅处死。不要多说废话，迟一点就来不及啦”。[2]（P913）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个万恶的形象，也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于人性深处善的肯定。也可以说，莎士比亚剧中许多人物善恶形象并不是绝对的。同样的例子出现在《一报还一报》中，克劳狄奥是一个教徒，承认自己犯了奸淫之罪，真诚地忏悔，但对于地狱或者炼狱的恐惧使他说出“好姊姊，让我活着吧！你为了救你弟弟而犯的罪孽，上天不但不会责罚你，而且会把它当作一件善事”[3]（P318）一个善良的人可以为了生存去犯罪，而他却将这桩罪恶盖以善的名义，绝对的善恶观念已经被生存的欲望扭曲。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能体现作者人文理想的一部。剧中普罗斯彼罗本化身为上帝，斐迪南和米兰达则分别化身亚当和夏娃。当他们抵制了情欲的诱惑后，普罗斯彼罗本凭法术展现了一幅“田多落穗，积谷盈仓，葡萄成簇，摘果满筐；秋去春来，如心所欲，刻瑞斯为你们祝福！”[4]（P64）的景象。这其实是莎士比亚的对人类理想状态的向往。在剧作结尾，莎士比亚让仇敌之间达成和解，如剧中所说“而我们大家呢，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各人自己”[5]（P393）。至此，人类洗脱罪恶，完成向善的转变，“复乐园”图景绘成。

二禁欲与反禁欲

禁欲是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一，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文化的典型禁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触怒了神性遭到驱逐；旧约《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对违逆其意志大开杀戮，信奉这样一个上帝的子民们心底里有强烈的恐惧感；“摩西十戒”的前一半内容也是要人无条件服从这唯一的上帝。其实，《旧约》并不提倡禁欲，但它很大程度上向人们灌输了人在上帝前是有罪的思想，这就为后来的禁欲主义开启了方便之门。中世纪的神学将人的存在意义完全归结于宗教情怀，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清规戒律都大大抹杀了社会家庭生活的乐趣。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直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才被逐渐打破，出现了《巨人传》和《十日谈》等人性极度张扬的作品。但在英国，人文主义却是另一种景观，由于趋向保守的民族性、独特的政治宗教环境、浓厚的道德文学传统，该时期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张扬要显得有节制得多。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人物亦如此，他们不再以荣耀上帝为目标，而是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和野心，但同时基督教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也被有意无意地遵守着。

莎士比亚虽然反对禁欲，但还是显得比较有节制。莎剧中对于婚姻爱情生活的描述并未超出基督教伦理的约束。基督教传统教义认为，家庭是由上帝造男女而建立的，婚姻是神配合的。妇女一旦结婚，只能做丈夫的内助，管理家务，养育子女，绝对服从丈夫，反对离婚、再婚。在男女生活方面，基督教认为，婚内性生活是道德的，坚决反对婚外情。莎士比亚戏剧正面描绘的女性都是恪守妇道的女性。《奥赛罗》的女主角苔丝狄蒙娜不仅痴情于丈夫奥赛罗而且完全屈从于他，后来奥赛罗听信谗言，怀疑她的贞洁，迁怒于她，拳脚相加，横加辱骂。可她虽蒙冤而毫无怨气，反过来为丈夫辩护。《驯悍记》中凯瑟琳娜婚前是个凶悍泼辣、长相难看、脾气恶劣的泼妇，但婚后丈夫对她施以精神和肉体的虐待，最终将她驾驭，驯服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最听话的妻子。再看莎剧中反面的形象，如《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哥特人的寡后塔摩拉，不仅荒淫无耻，被俘后一边转嫁于罗马新皇帝，爬上敌人的睡床，一边与摩尔人艾伦明来勾搭，还伙同情夫陷害泰斯特及其一家。

另一方面，莎剧中的人物是走出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人，个性鲜明，热情奔放。他的作品肯定了性并且以歌颂性为主题所奠定了他作品中那中乐观、开朗的基调。莎士比亚笔下人物性格也不同于以往宗教文学中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中世纪时人们要求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讲究风度，但莎士比亚的人物表现出来的风度与这种合乎分寸的风度相差甚远。莎士比亚笔下的人都是血气方刚的，无法控制自己，沉浸在强烈的激情之中，或悲伤，或愤怒，或为爱情赴汤蹈火，就连有着“优美的灵魂”的哈姆雷特也长期陷于疯狂的边缘，举止粗暴。莎士比亚描写的人物是真实人的摹写，他通过描写吃饭、睡觉、嬉戏、饮酒、发狂、发怒去展示人的生活，不加掩饰地呈现给观众有缺陷的人，鄙陋，粗俗，狂暴，恶毒，全然没有中世纪所提倡的“温文尔雅”。

三来世与今生

莎士比亚作品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对于现世生活的生动表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和禁欲主义都否认现世人生的意义，强调通过信仰耶稣和行善以期获得来世的幸福。而文艺复兴的最大特点就是试图从古典文化中重新发现人性。两希文化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泉，文艺复兴复古的风气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旧约》，重新燃起对于上帝拯救和今世生活的希望，他们的影响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影响尤为重大。正因如此，莎剧既体现希腊文化中对现世人生的肯定，也不乏希伯来文化中对来世幸福的渴望。

在莎士比亚看来，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人有权享受爱情，友谊的快乐，爱是宇宙的法则，生命的意志，是世俗生活的最高表现。两情相悦，男女相爱的激情可以将苦修的旦旦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让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陈腐婚姻观念无地自容，家族的仇恨与隔阂也为之化解，还可使冤家对头结为夫妻，可消除社会地位的悬殊，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由男女情爱推而广之的真诚的友谊与博爱精神也是莎士比亚热情礼赞的，它可使离异的朋友重归于好，让人们不分贫贱富贵，不计荣辱毁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可战胜贪婪、狠毒、残酷，解决流血冲突，可让自然与超自然、生命与非生命、瞬间与永恒、无限与有限的界线全部消失[6]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可以说是世俗生活的赞歌，表现出浓郁的人间情怀，把人从禁欲主义的束缚中拉到了尘世的生活中。

四理性之光与存在之道

文艺复兴也是近代欧洲理性思想萌芽的时期，教会的权威慢慢地在人心中削弱了，个人开始坚持独立思考。中世纪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超自然的东西上，神学占据着人们思想生活的首要位置。新时代则把注意力从天上转移到人间，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宗教生活中。个人扔掉教会的枷锁，要求以《圣经》和良知为准则。他拒绝承认处于他和上帝之间的人的中介，渴望亲自同他所信仰的对象心灵交流。

莎士比亚是人道主义者，同时又熟谙人性中的恶；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却对宗教戒律持几分否定态度；他肯定人类的追求，但认为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总而言之，他是由种种矛盾交织而成的时代巨人。以对人的态度为例，他一方面认为：“人类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7]（P567）另一方面又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8]（P567）并且在《雅典的泰门》中塑造了一个蔑视人类者的形象：

泰门我跟你一样是一头野兽。愿蛀虫蛀掉了你的心，因为你又让我看见了人类的面孔。

艾西巴第斯你叫什么名字？你自己是一个人，怎么把人类了这个样子恨到？

泰门我是恨世者，一个厌恶人类的人。我倒希望你是一条狗，那么我也许会喜欢你几分。[9]（P60）

虽然这些仇恨人类的话都是剧中人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说出的，但从莎士比亚悲剧所展示的残酷人生来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思想。在泰门和哈姆雷特等悲剧人物眼里，世界是荒诞的，不仅丹麦是一座牢狱，而且整个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很多监房、囚室、地牢。”[10]（P565）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人连“生存还是毁灭”，都是一个问题。麦克白在犯了杀君之罪后更是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生的否定：“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1]（P260）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等作品表达了这样的意象——世界是一场存在主义的噩梦，其中没有理智、宽容和希望；与其说它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如说它是人类忍受苦难的场所。[12]

从总体上看，莎士比亚的悲剧所表现的是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在这些作品中，好人未必得到好报，但坏人却全都受到了惩罚，而好人主要是些受到谋害的帝王将相，坏人则是原有秩序的破坏者。这些悲剧基本上是以正义的胜利告终的：在《麦克白》中，代表正义力量的马尔康等人取得了胜利，开始封官加爵，追捕残余逃犯，欢乐的氛围淹没了伤痛和悲哀；《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虽然死去了，但他的敌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是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们；《李尔王》中的悲剧也以主持正义的新国王登位且“凡是替朝廷出力的个个有赏，那些奸臣贼子，一律按罪论处”[13]（P915）而告终；《奥塞罗》中的坏人（伊阿古）、罪人（奥塞罗）、无辜者（苔丝狄蒙娜）一同毁灭了，但是他们毁灭的意义大不相同——无辜者的牺牲只意味着罪恶的暂时得逞，坏人之死则宣告了邪恶已经被惩罚，误听谗言的罪人奥塞罗则通过自杀实现了正义的法则，因此，这出表面上以大毁灭收场的悲剧实际上仍以惩恶扬善为结局。与此相应，莎士比亚的剧中人虽然偶尔也会说出否定宗教的话，但他们总的来说仍是上帝的虔诚信徒，恪守着基督教基本的伦理规范。

参考文献：

[1][2][7][8][9][10][13]莎士比亚.方平编选.莎士比亚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4][5]莎士比亚.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6]肖四新.论莎士比亚的信仰[J].戏剧,1997(1)

[11]莎士比亚.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2]王晓华.西方戏剧中的终极追问与荒诞意识[J].中文自学指导，2005(1)

作者简介：周伟（1984-），安徽省巢湖人，男，安徽大学外语学院06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与圣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