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共同体——浅析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城邦与人

封闭的共同体——浅析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城邦与人

柯一鸣

柯一鸣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3-0000-01

摘要：本文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城邦与人的关系,从考究城邦静态上的释义为起点,并借由动态上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观察,试图回答城邦与其他共同体有何不同,城邦依靠什么中介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等问题,进而探讨城邦的目的与城邦的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上可以认为,为符合其根本目的,一旦一个共同体可以称之为“城邦”,则它也必须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

关键词：城邦；公民；目的

如果说,只有当事物的发展从萌芽到鼎盛,最后驶向衰朽时,我们才能对其做出更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的话,那么,身处古希腊晚期的亚里士多德,其对城邦政治的研究,究竟在向我们昭示什么？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又应如何去理解？同样作为地球万物之灵长,古希腊城邦中的人与现代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抑或其对于外界的理解,又有何相通之处？在《政治学》,或者说一部“城邦兴衰探源”中,令本人最为好奇的,便是城邦与人的关系这一主题。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最后一章中所说,伦理学和政治学结合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人的本性的哲学”。研究“人神关系”,人如何过得幸福,和研究“城邦”,研究政治体制与政治活动,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

首先,这种将公民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并非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需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便指出：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人为着某种善而建立,旨在追求某种善,而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是“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至善即全体城邦成员的幸福是伦理的最高目的,也应是城邦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家庭、村落,或是城邦,其目的都在于实现人群所处的不同阶段的幸福生活,而城邦则是这种幸福目标的最高发展,它是一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只有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从“兽性—神性”的划分来看,所谓完全的自给自足,显然不是兽性或动物性领域的自足,它更是使人性趋向于神性的自足。

其次,公民共享的政治生活中,公民实现了由兽向神的“进化”,而这一过程同样也是诸神融合的过程。由一开始的家族神,到部落神,再到城邦神,地上空间范围的扩大,群体数量的增多,在天上则是诸神的融合兼并与相互妥协,最终,神话中的“胜利者”便成了城邦的主神。而在希腊人看来,“成为公民”即“始分神物”,城邦在宗教信仰上为每个公民提供了神明分享,以及祭祀神明的空间,因而,也将不同部落的人联系起来。同样,这种神话而非暴力的融合方式也是城邦生活中基本方式,它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凭借暴力威逼别人,提供以命令而非劝说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是一种前政治手段,用以对付那些以城邦以外的生活为特征的人们。于是,城邦之内的公民,便因同样的神话,用言说的方式,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城邦中将公民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实际上是人性当中区别于动物性的部分。这种不同于兽的地方,或者说人用以体现自身独特性的凭借,在城邦中,便体现于人的政治生活。

但随即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城邦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即城邦的规模问题。我们可以说,小便于管理,公民可以腾出时间来参与公共生活,但反驳一方同样可以指出,城邦公民的闲暇在于奴隶的辛勤劳作,他们的时间是奴隶给的,而非管理城邦所占据的。或许,城邦规模小源于某些更为根本的原因,它影射出了某些更为关键的问题。而在揭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从对如下两个群体的描述入手：

1．群体A齐心协力完成一个精密仪器,仪器的每个零件需要A中每个人独立完成,完成之后,仪器由A全体成员轮流使用。A中的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比较晚用上仪器,因而彼此监督,同时,A中每人又不希望自己用仪器的次数有所减少,所以一旦有人想加入A,难度便十分大。换句话说,A出于上述原因,不希望集体的仪器被更多人使用。

2．群体B共同完成某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这项工作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每个人都有各自相同的工具,环境保护得好或不好,其后果都由全体成员分享或承担。B中的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好的环境来供彼此生活,同样地,他们也都希望有更多人来与他们共同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所以当有人想加入B时,B中的成员十分欢迎。换句话说,B出于上述原因,希望更多人来和他们共事。

从上述两个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有共同目标,他们总要维系在一定的人数上,这一人数确保他们能在可期时间内完成任务,然而成员数量的多少,则由群体目标所定。详言之,A群体中,群体目标是固定的,且需要群体中所有人共同完成,每个人均要出力,而在享受物品时,则是单个人轮流享用,你使用时,我不能使用。B群体则不然,该群体提供的物品是不固定的,可大可小,而且大家一起完成,但每个人可以偷工减料,甚至可以“搭便车”,而在使用物品时,则由全体成员一起享用。

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倾向于进行一种“零和博弈”时,它未必希望成员越多越好,而当群体倾向于进行一种“正和博弈”时,群体成员多多益善。

结合前文所述,当一个群体属于村落时期,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目的是实现整个战斗部落的安全与温饱,此时,人口越多,数量上的增加,使得他们在同外界（自然或其他部落）搏斗时占据优势,当他们靠单纯的力量叠加来赢得幸福生活时,他们倾向于群体B；相对而言,当一个群体处于城邦时期时,它更倾向于群体A。在此,武力的强弱并非依靠人数而是依靠战斗训练,排兵布阵,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默契,此时,成员数量的扩大反而不利于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即其质量上的提高,同时,整个城邦的福祉在于每个阶层的人能够各司其职,按照天赋职业要求做符合其职业的事情,城邦有了更为细致的分工及其基础上每个人不同的身份。虽然在天上,在神话中,诸神不断和解或互相讨伐,但在地上,这个群体却因为有了彼此相应的秩序与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关系而相安无事。整个群体的数量不多不少时,它便借由质量,培育公民在各自职业或阶层上的德性,来促进整个城邦达到至善。也就是说,城邦日益文明时,城邦也逐渐走向封闭。

但当我们将社会资本分为三要素（规则、信任和网络）来看时,网络大小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事实上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后,地域越宽广,人口越多,实际上并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也就是说,不利于城邦实现至善。由此推之,我们便可以对城邦的发展与兴衰大致做如下描述：

从家庭到村落再到城邦,贯穿始终的是“为了幸福生活”这一共同体的根本目的。一开始,整个群体为了实现物质上的自给自足,抗击自然,抵御外敌而不断增加人口,接着,因为向往更好生活的根本目标,以及神话领域的逐步融合,不同的村落联合在一起,形成城邦,此时,城邦公民有了分工,有了不同阶层以及职业道德,各守其位便能促进整个城邦幸福,反之则破坏“正义”。但此时的人口或者说地域就像一个二次函数的顶点一样,一旦超过,则整个城邦开始走向反面,人口越多,越不利于城邦德性的培育,城邦公民逐步丧失德性,最终,礼崩乐坏,城邦失去其赖以实现善业的基础,也离其根本目标越来越远。于是,从这层含义上看,当亚里士多德说“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④时,他既是在重复古希腊城邦主义传统,有点出了城邦的隐忧：当公民因为城邦容量问题,不得不出走城邦,成为“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⑤时,城邦的合法性基础,即培育公民德性,实现其善业,幸福其生活,便受到动摇。

结束完上述论证,我们接下来便可以对城邦与人（公民）的关系加以梳理了：

首先,城邦生活并不等于城邦里的生活,实际上,城邦里的生活具有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政治领域）上的二分,城邦生活中的“城邦”实际上仅仅是由一些“平等的人”所组成的,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的中心。进入人人平等的政治领域时,公民才被认为是自由的。所以,正如阿伦特所说,“希腊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这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⑥而我们所说的“城邦”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政治生活空间”与“公民”的关系。

其次,家庭、村落与城邦,用以联系人们或召集人们的中介,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指向了人类的幸福生活,其目的都是不同含义的“善”,城邦之所以不同,或者说城邦的特点,在于它使城邦内的公民不仅满足兽欲,或动物性需要,并且能够通过分享“神”,来实现至善。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来培育德性,以此过上优良生活。城邦实际上是一个“人”由“兽”,向“神”趋近的空间。

再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⑦也就是说,对于城邦中的公民,单个人的孤立存在是不可能的,人始终必须依附于城邦,然而,同样是在延续整体论传统,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之处,便在于它把城邦至善与个人幸福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城邦公民如果都不幸福,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城邦的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始终是以个人作为落脚点的。

最后,城邦的目的,城邦的人口规模具有内在联系。城邦基于物质上的自足,它的更高目标在于培育公民,使公民过上幸福生活,也就是说,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其实现共同体成员幸福生活的方式,从量上的物质积累转变为质上的德性培育。然而,城邦生活实际上是一场类似于“零和博弈”的活动,人口一多,其“社会资本”的累积便相应下降。换言之,如果城邦合“目的”,便只能走向封闭。

注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81b1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a1-6

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P157

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4-5

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版,P8注释一

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P57

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19-20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1965年,商务印书馆

[2]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2003年,商务印书馆

[3]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著、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4]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2005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5]帕特南著、王列译：《使民主运转起来》,200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6]JonathanBarnes著、史永正、韩守利译：《亚里士多德的世界》,2010年,译林出版社

[7]尼古拉斯?费恩著、黄惟郁译：《尼采的锤子》，2010年，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