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

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

王宏兵

——转型期社会矛盾与法律秩序

王宏兵

（黑龙江金昊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要：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分化重组，递升跃迁的历史运动，现对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问题做简要论述。

关键词：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法律秩序

1正确认识社会矛盾

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分化重组，递升跃迁的历史运动，是整个社会由僵滞走向变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文明的现代化开进程，随着改革的深入的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

1.1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特点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当前正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

1.1.1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博弈

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加剧。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经及城市中的房产主阶层的利益群体，等等，这些群体之间或一致或，或相同或相异，形成不了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和冲突，他们的分配诉求、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1.1.2党和政府成为矛盾的焦点

因为受体制性因素影响，我们社会三大部门结构还不完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还不能各司其职、功能互补，政府还在某种程度上集裁决员与运动员、调节员和经营者角色于一身，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因而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1.1.3越来越借助于高技术和网络

现在矛盾冲突的双方往往都采取高新技术，通过网络进行员、通过网络进行联络，通过网络发布各种有利于已而不利于彼的息，有的还通过虚拟世界同现实的物质世界相对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矛盾冲突推波助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舆论和群众。

1.1.4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与冲突化

受近年来“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现象的影响，一些矛盾主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故意激化矛盾、诉诸冲突的方式，以引起轰动效应求得解决，种种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互相影响，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氛围。

1.2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性质

1.2.1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社会发展是一种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变迁，由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其内容涵盖了结构转变、机制转变、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在内的全方位转换，而且转型的速率与过去相比大大加快，这就必然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时，转型期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转型期的社会进步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2.2转型期社会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

资料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原因，这些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往往是理性的冲突、不是对抗性的冲突，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一般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等理性方式解决，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相对比较少。同样，阶层化分的多元化，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一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总理。最近，胡锦涛决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指明了方向。

1.2.3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也有可能转化

从总体上看，我国尽管存在首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化。如果我们的领导层对复杂的社会矛盾长期视而不见，不去积极地化解调处，一旦问题出来又处置不当，那严重的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加大化解、调处社会矛盾的。

1.3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成因

1.3.1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中

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1.3.2发展的极不平衡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出现。

1.3.3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可，这对民众影响巨大。一是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二是民众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1.3.4政府推动型现代化模式的两重性

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2中国的社会秩序现状

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受到挑战。最突出的情况，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方面。200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介绍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零点三三迅速增大，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零点四，目前已经超过了零点四五。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用了三个“世界少有”来概括其中的特征。一是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快。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就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急速迈入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这样的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二是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地域、行业和所在企事业单位有很高的相关程度。像中国这样大的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三是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不满，特别是对依靠行业垄断的不合理高收入，以及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收入表现出强烈不满，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多见的。

3秩序好转的标志——“拐点”出现

从理论上说，秩序拐点的出现取决于两方面情况。一种情况是，在防范性治理的力度及治理成效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通过对源头性问题的积极治理，使问题上升势头出现反向变化，使社会问题曲线产生呈下降趋势，从而出现了秩序好转的拐点。根据经验判断，在社会问题出现下降势头时，因为社会治理效果同步下降甚至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并且导致社会秩序恶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可以认为，一旦社会问题出现下降势头，社会秩序向良好方面转化的趋势就是一种大概率事件，近似地可以视为一种必然趋势。这种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本身的下降，致使社会秩序好转的拐点，本文称之为“绝对拐点”。

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改革进程的速度相对不变、对问题源头的治理力度与进度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防范性措施的治理力度，使防范性治理的力度大于问题产生的势头，社会治理曲线在某一点上的数值开始大于社会问题曲线。由于其表现为问题的产生与防范性治理仍然均呈现上升状态，但后者大于(高于)前者，本文将其称之为“相对拐点”。

我们先看“绝对拐点”出现的时间问题。

“绝对拐点”的出现时间，受制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总体进程。由于涉及的因素与方面众多，不可能一一分析，我们只取其中几个关键性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实现了在倒U形曲线上从“左侧”向“右侧”的转移，以此判断社会贫富分化状态是否得到改善，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状况。上面简单说到，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从简单的推理看，贫富分化的加剧有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恶化。所以，贫富分化严重状态的改善程度，与社会秩序从恶化到良性状态的“绝对拐点”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

接下面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到达了贫富分化的最严重时期，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是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或是说贫富分化的局面有无继续恶化的可能？

人们注意到，按邓小平1992年时的设想，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时，应该着力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引者注），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可以认为，所谓“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与遏制收入差距恶化的拐点的出现，在时间上应该相距不远。

第二个因素，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加速”状态变为逐渐“减速”状态。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按大致的预测，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的程度，比如达到70％以上时，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速度会呈下降趋势，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压力会大大减轻，管理秩序的压力也随之下降。有关专家预测，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现有的30％左右提高到70％以上，在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的速度不会低于每年1％。这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15年内，还将有3~4个亿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3~4个亿的农民迁移到城市，就相当于要形成相当于现在30~40个北京和上海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如此规模和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对转型秩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亿万农民进城，从农业生产者变成城市居民，在对社会经济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对城市秩序构成全面而持续的压力。社会犯罪，生态恶化，城市交通瘫痪，城市空间拥挤，等等，都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的副产品。中国社会前二十年出现的所谓“第四次犯罪高峰”和“第五次犯罪高峰”均与此有关。所以，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城市化进程的大致完成，至少是城市化速度的从“加速”到“减速”过程的出现，是影响和制约和谐社会秩序“拐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因素，相关人口压力的缓和。有专家提出，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将先后迎来“五大人口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峰，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期将达到高峰，大概要达到14亿6000万。第二个是劳动力的高峰，到2020年，中国在15~64岁劳动力将达到9.4个亿，占到总人口的65％。第三个是老年人口的高峰，如果按照2020年14亿6000万人口计算，65岁高峰的比例，将占到总人口的23％，3.3个亿，占到五分之一人口的老年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四个是流动人口高峰，这与城市化进程相关，上面已谈过。第五个方面的高峰，是艾滋病衍生、蔓延以及爆发阶段的可能来临。中国正处于艾滋病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临界点上，如果现在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预计要达到1000万。

总之，一个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增加、流动人口剧增、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和公共卫生面临持续危机的时期，正在向中国走来。我们无须再重复分析这些压力与社会秩序及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一句话，中国社会和法律能否经受上述多重与人口相关的考验，是能否渡过社会矛盾最大值的危机阶段、步入良性秩序阶段的关键因素。

第四个因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入良性状态，它标志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向和谐方向扭转，生态恶化状态得到普遍改善。本文前面的注释中谈到，库兹涅茨曲线被广泛扩展应用于许多领域，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在工业经济发展早期和中期阶段，环境一般会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中国仍然处于自然环境绝对恶化的时期，植树赶不上伐树，沙漠治理赶不上沙漠化，江湖污染有增无减，治理周期缓慢。不仅如此，在家庭装修，家电电磁辐射，食品卫生等方面的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体现出来。

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治理情况看，由于社会及法律治理的力度远不及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以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为例，经济和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法定的环境评价制度远未得到良好有效的实施，许多企业和建设单位，宁可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污染环境、破坏环境接受法律的处罚，也不愿意遵守相关法律，“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依然是立法者和执法者共同头痛的顽症。环保专家认为，“我们(中国)与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制度的实施。美国在制定了一个制度以后，企业一般不敢轻易违反，因为违法的代价非常之高，而我国的立法在惩罚的力度上远远低于美国，所以就很难促使企业严格地遵守法律”。

环境恶化向好转的拐点何时出现？按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是在人均GDP达到八千美元的时候，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开始向有右侧(良性方向)逆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预测，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当大部分中国人均GDP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扭转的时候。

考虑到上述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与危机，中国领导层提出“未来的20年是我们国家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这显然是寓意深刻的。上述各种因素的时间表都大致指向2010年至2030年，可以这样判断，顺利渡过未来二、三十年，和谐的法律秩序就有望形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成功在望。就本文关心的问题来说，如果情况顺利的话，中国从矛盾纷杂、动荡不安的转型阶段步入和谐社会的“拐点区间”应该就在未来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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