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叙事和历史叙事

寓言叙事和历史叙事

张文英

——杨刚小说叙事策略

张文英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成人中专学校河南商丘476100）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1）08-0000-01

摘要：杨刚的小说创作在叙事上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书写，英语话语和寓言叙事、历史叙事是她叙事的独特追求，这种追求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社会意识结构和文化信仰体系等的制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杨刚在现实的境遇中与个性追求的交互作用中，逐步形成一种适应性的生存方式，将现实生活中特殊的矛盾和困境在文本中转化成自己选择的话语和叙事方式的一种策略。

关键词：寓言叙事历史叙事叙事策略

杨刚，三十年代左翼女作家，1905年1月30日生于江西萍乡父亲的任所。成年后背叛贵族家庭，走向革命。作家、革命家、编辑、记者、政治家集于一身，同时在她的头上又有着`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主编，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宣传处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还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在整个二十世纪女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影响了新中国建设的女中豪杰，却在1957年10月7日骤然自杀。直到八十年代《杨刚文集》的出版及故友萧乾、亲朋一系列回忆性文章的发表，她才如一块被埋在地底的化石从新被发掘出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杨刚的创作有诗歌、散文、通讯报道、文艺评论。小说创作则是杨刚文学的最高成就。

杨刚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系列个性叙事的尝试：《异伏》的寓言叙事，《公孙鞅》的历史叙事。杨刚借助寓言和历史这些叙事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理念，通过看似悖逆日常生活的寓言故事来解说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寓言本身不是简单的话语所指，而是暗示某种超出本文的内涵能指，即寓言超过它所说的。寓言的叙事带有极强的民间叙事色彩。作者有意识地偏离精英文化的纯粹意识和形式，选择民间视角，形成意味深长的民间化叙事方式，使文本更流畅，故事的内蕴更加深刻。分析《异伏》特有的叙事方式及在此方式背后内在的哲学意蕴，使对生命哲学的演绎有一个深厚凝重的底蕴，使生命的存在更为形而下。这仅对文本建构的表象而言，寓言本身则有着深刻的含义。正如本雅明所说：“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一个神密符号。”【1】《异伏》以寓言的形式写到了权威的叛逆者该隐、以掃和挪莫，他们藐视神的权威，带领着西固和人类杀死了蛾米加，打败了上帝，小说揭露了权威的暴力和欺骗，大胆的宣扬向权威宣战，推翻权威的精神。小说通过具体的形象，演绎一个深刻的故事，通过寓言叙事，显现民间的生命力：为消解苦难和绝望而生的超凡的抗争力，是这种生命力的象征。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对命运的坚韧和自由的外在表现，其寓意意味深长，发人深思。故事是由文字的能指符号构成的，寓意就呈现在其所指之中。昆德拉说：“把问题的极端重要和形式的极端轻灵集合在一起--这一直是我的野心，而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野心，轻松的形式和严肃的主体的结合，显示出我们的梦是何等可怕的无意义—不管那是在床上做的梦，还是在历史大舞台上演完的梦。”【2】寓言是作家从在其丰富的人生的体验和生活的实践基础上，深入体会、领悟的结晶，它符合生活和文学的逻辑，从而富有启迪性和警醒性。

1939年继散文集《沸腾的梦》出版后，其历史小说《公孙鞅》出版，杨刚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去观照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生动与细节。郭沫若先生曾说自己的历史剧创作是借历史的遗骸，吹嘘进自己的精神，公孙鞅同样是杨刚自己精神的化身，她像公孙鞅一样忍受孤独和痛苦，歧视和嘲弄，靠着自己的努力，奋起抗争，革除弊端，力挽狂澜，为社会制定体现“人”的生活的法制和戒律：人人平等，消除强权。这是公孙鞅的理想，更是杨刚的理想。当群魔共起，灾难降临，他为自己的理想选择面对，“死生以之，绝不逃避。”从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杨刚对现实尽管有着不满和烦恼，但她仍然是积极入世的。这里公孙鞅构成了杨刚对个体存在和生命作为的一种自我审视和理解，他在强大的贵族体制面前的孤独，忍耐、奋斗，不正是杨刚本人在主流意识社会的切身感受吗?她要借桀骜不驯的改革家公孙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力意志为社会，为人类立法，用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无常和无奈的人生处境中，他坚韧地活着，时时寻找着解救的途径，然而最终他的所有努力，他的为人间立法的理想随着他的身体一起化作了空中的碎片。杨刚的历史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强势的体制下，自我挣扎的无力和无助，看到了无奈的英雄和英雄的无奈。作家并没有虚构、杜撰历史，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个体的叙事精神和态度，对历史深处进行了人性的勘察，生命的体察，个体人生的体悟。杨刚在“再现历史”的同时，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她以对历史的“阐释者”的方式，“试图参与和建构关于未来的对话”。【3】杨刚把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转化成了自我叙事的策略。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凡人琐事，庸俗生活、街谈巷议、民间传闻、偶然事件，甚至简直是荒诞不经的事情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对历史事件再阐释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文化诗学”的。【4】杨刚的历史小说《公孙鞅》更是把杰出的历史人物还原到世俗的生活，更多的赋予他凡人的色彩而又超出常人的苦痛和韧性。公孙鞅的屈辱而卑微的童年，异乎寻常的隐忍和冷静，孤身奋战群顽时的高傲和强大，受爵时的当仁不让。这些日常生活的零散插曲都使得它的历史小说更生动更真实，从而我们可以说杨刚的《公孙鞅》是历史的，小说的，更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正如朱立元对新历史主义的评判：她将《公孙鞅》“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使人在文本与历史的透镜中，把握后现代社会中物化隐秘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真相，增进否定意识和批判性文化实践。”【5】杨刚以个人化的主体视角，表现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讽喻和指认。早在三十年代杨刚就已经以自己的美学素养对历史以文学的目光进行了新的审美。

杨刚借助寓言和历史叙事的形式，将难以言说的思想代码以迥异于主流语言的形式进行编码，她的书写和叙事构成了三四十年代叙事中独具特色的文本特色。

注释:

[1]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145页.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媚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98页.

[3]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4]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397页.

作者简介:

张文英(1974-)女，文学硕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