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

刘瑞琳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省聊城市252000）

摘要：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出现缓慢变化。新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继无产阶级而诞生之后，在戊戌变法中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主要是由洋务派官僚、买办、旧式商人上层以及华侨商人等转化而来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来源组成

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国内出现了新的阶级。其中，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十分弱小。他们虽然有一些罢工斗争，但主要还是作为农民阶级的同盟者参加农民阶级的斗争，或者参加后来的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初步走上政治舞台，是这一历史时期阶级结构的最有意义的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在外来侵略和刺激下产生的，一开始就利用外国输入的现成机器，基本没有经历工场手工业阶段，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欧资产阶级的来源有所不同，不是通过工场手工业阶段培养出大量的小业主，由他们通过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剩削和相应的积累，演变为标准的资本家，而是主要由原来已经有较大积累的财主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从事近代企业的经营而出现的。因此，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主要不是小业主和小商人，而是由洋务派官僚、买办、旧式商人上层以及华侨商人等转化而来的。

一、洋务派官僚

在西方侵略者多次的军事打击下，中国统治阶级在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渐分化，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企图以兴办新式企业来挽救危亡，积极进行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洋务活动。在30多年间，洋务派官僚利用国家的资金和手中的政权相继开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产业；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遣了几批出洋留学生。洋务官僚在创办近代化企业的过程中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力量，培养了新型人才，提供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但是，洋务派毕竟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它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为了支持和发展清政府的军用工业和其他暴力工具。因此，洋务派官僚在政治上自觉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不允许改动腐朽的社会制度，力图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了许多畸形的产物。“官督商办”企业中所暴露的一系列弊端，如经营管理的腐败、侵吞挪欠公款、贪污中饱、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质次价高，等等。此外，淮系洋务集团还是一个贪婪的独占集团：他们通过控制中国近代的大中型企业，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使企业成为封建军阀争权夺势、膨胀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资本和经济支柱；他们为了追求私利，利用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特权垄断行业利益，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洋务官僚，特别是北洋集团，逐渐演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丧失了历史的进步性。

二、买办

在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买办曾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力量。在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初，洋务派虽有意于经营民用企业，但清政府财政空虚，无力为近代民用企业提供资金，掌握财富的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又对新式企业心存疑虑，因此，通过依附于外国资本在中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资本，具有调动资金的雄厚力量的买办商人，就成了洋务派官僚的笼络对象。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为代表的买办上层人物也看重洋务派所提供的封建特权，纷纷投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集团的怀抱，充当经营北洋集团近代企业的代理人，成为洋务派官僚经办新式企业的得力助手。大官僚和大买办在近代企业中相互结合和相互利用，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买办阶级的中下层与封建权要联系较少，或者没有联系。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具备经营近代企业的知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也开始投资新式企业，逐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这方面的人物不少，但记载不全。就目前所知，创办池州煤矿，后来又试图开发池州狮形洞铜矿的杨德，以及投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卓培芳都可视为这一阶层的代表。

三、旧式商人上层

旧式商人，如经营钱庄、票号、典当业的商业高利贷者；享有封建专利权的盐商、茶商；以及贱买贵卖的批发营运商等，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富有的人。他们一般习惯于旧的经营方式，对新式企业持观望态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在旧式商人的上层中，部分带有新倾向的人物开始把所积累的财富投资到近代企业。如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朱其纯，钱庄主出身的经元善、苏北盐商李培松等都曾经活跃一时，他们摆脱了旧的经营方式，投身到兴建近代企业的行列中去，自觉不自觉地促进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则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旧式商人参与近代企业的活动，一般都依傍于洋务派，很少独立地创办或经营新式企业，因此，他们的转化始终没有摆脱封建势力的干预，这反映了形成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尚缺乏独立自主的条件。

四、华侨商人

在近代企业的兴起过程中，华侨商人的投资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873年，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的就是华侨商人陈启沅。1879年，轮船招商局在侨商陈继善的协助下，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1880年，郑观应、经元善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也在旧金山、南洋、新加坡、长崎等城市募集到华侨股金。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创办台湾招商局，在南洋募集到资本。海外侨商十分关心祖国近代企业的建设，但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国内新式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侨商的投资屡屡亏损，故而阻碍了侨资的大量回归。

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少量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如发昌机器厂，就是由原来的打铁匠积累资金创办的。不过由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特殊途径所决定，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较之洋务派官僚、买办、大商人等，人数较少，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1.

作者简介：刘瑞琳（1995-），女，山东省潍坊市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7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为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