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释道情节——兼谈文人的“号”

中国古代文人的释道情节——兼谈文人的“号”

柴永贤

柴永贤甘肃省民勤县新河中学

【摘要】中国古代文人大多与释、道结缘，这一方面与佛教在我国广泛流传并道家思想发展为道教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古代士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出处、进退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勤苦博学，是他们普遍与佛、道结缘的初始原因，人生经历和境遇是另外的原因。文人取号也值得研究，一般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儒教道教佛教文人的号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1）02－0107－02

中国文人大都独有一点道骨仙风的。这种情况从文人们的字号就可见一斑。

号以居士、道人而称者，不可胜数，且看：

李白：青莲居士白居易：香山居士

欧阳修：六一居士苏轼：东坡居士

陈师道：后山居士周邦彦：清真居士

秦观：邗沟居士范成大：石湖居士

李清照：易安居士张孝祥：于湖居士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唐伯虎：六如居士

李贽：温陵居士薛论道：清溪居士

王慎中：尊岩居士蒲松龄：柳泉居士

黄庭坚：山谷道人姜夔：白石道人

汤显祖：清远道人……

文人名，字以外使用“号”称自己，司马迁可能是第一个吧，《史记》中凡结尾的评说处大抵有“太史公曰”的字样，在这里“太史公”虽是官职，但又指司马迁本人，绝非别的太史公，这是一种不自觉使用号的情况。

“号”为文人自觉使用，就可查的资料来看，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可能最早；从李白号“青莲居士”后，遂形成一种时尚，凡文人必有号，有的甚至一人数号。

文人取号，体现了文人在人格上的更独立、更自由的一种境界，也折射出他们的生活经历、人生情趣和世界观。

用佛号、道号为别号者，李白乃发滥觞者也。这一方面与佛教在我国广泛流传并道家思想发展成为道教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士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出处、进退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道家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中国文人要是不或多或少吸纳一些老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但作为哲学思想的道家思想和作为宗教的道教是有区别的。只有到了佛教传入我国并被确立之后，道教才得以确立。

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必然要借助宗教。东汉皇帝期望变孔子为教主，变儒教为宗教。但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因而这种期望破灭。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须遭到儒、道、墨诸家的强烈反对和排斥。但它以比儒、道、墨更高超的幻想力，解释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无数疑问，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神不灭论”，它曾迷惑了许多贫苦无知的人们，也曾迷惑了许多虔诚焚修的善男信女，使它们在追求不可证实的幻境中虚度人生。这一点，对统治阶级极为有利。故而，这就是一种外来宗教，在史官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得以接受和较长时期盛行的原因。

道教成为宗教，实质上是在东汉佛教传入后由神仙家（依附阴阳五行，方术是炼丹和符咒）终于找到了老子，并模仿佛教而创立的。《太平清领教》流传后，道士的名称也确立了，道教徒称道士。道教在与儒、释的互相消长的过程，最终发展成为以阴阳五行、神仙、左道邪术为主，又融入了儒家、佛家部分思想的宗教派别。

至此，中国实质上出现了三种思想（儒、释、道）两种宗教（佛、道）并举天下的局面。在长期的斗争中，两种宗教始终未能战胜儒教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只能在民间流传。

中国文人的勤苦博学，成为他们的普遍与佛、道结缘的初始原因。为了仕进，他们即海纳百川，又不捐细流。以“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为特征的儒家正统思想是他们的必修课，影响巨大的释道思想，则成为他们首选的必修内容。一般大儒，在精通儒经的基础上，往往也精通释、道。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中国文人的血管里，一起流淌着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只是同一个仕人，在一段时间内儒家思想的成分多些；在另一段时间内，则释、道思想多些。这种情况是随境遇和心境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儒家思想多些，他们就入世一些；释、道思想多些，他们就出世一些。一般情况是：青年时代，他们儒家思想多一些，此时，他们追求功名仕进，建功立业；晚年时期，他们释、道思想多些，或因挫折、或因厌倦、或因所谓练达、看破，他们更加希望归隐。境遇顺遂的，儒家思想多些；命运坎坷的，特别是科场蹭蹬的，释、道思想多些。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释、道思想多些；为人随和、性格敦厚的，儒统思想多些。

早年精研佛教，归心佛法的，王维是个特殊。王维无号，只有字。从其取名“摩诘”，语出佛经《维摩诘经》就可看出端倪。古人20岁取字，说明王维20岁前就皈依佛法，因之他的诗歌中有了许多参禅悟道的成分，而他将参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的山水诗也就写得绝有特色。

早年积极入世，晚年皈依佛门的，杜甫可算代表。杜甫曾与道佛两教中人多有来往。在道教方面，他不像李白那样正式接受，“道箓”；在佛教方面，他先是信仰北宗（以戒律和寂坐修心为主），晚年则皈依南宗，即阿弥陀净土（以禅定、慧悟、明心见性为主）。杜诗涉及佛教的约有五十多首（三十分之一），但这些诗一方面是“身临佛寺”，一方面则“心忧天下”。说明杜甫皈依时，其“儒根”并未断，只能是坎坷人生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李白编以“道箓”，受以道号——青莲居士。一方面是由狂傲不羁的性格决定，另一方面也因为环境的熏陶。蜀中青城山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其家附近紫云山又是道教圣地，故而他自幼就喜欢道教神仙之说，因而在“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少府疑文书》）的理想破灭之后，入道受箓，也在情理之中了。

李白这位才高于天、名大于地的诗人，一经名正言顺的入道，后世才有了那么多的效法者，成为山人、居士、道人和散人。

这些人的经历，有类李白者，有类杜甫者，更多的是科场蹭蹬，布衣终身者，如宋代的陈师道、秦观；明代的唐伯虎、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

陈师道、秦观值得一提。陈师道一生决意科举，清贫自守；秦观博览群书，但无意科举仕进，好游览、饮酒和纵情放歌。此二居士在那唯有“华山一条道”的科举时代，能淡泊名利，视功名如粪土，揣测其原因，大抵也是受释道思想影响较多的缘故吧！

仕人以佛号、道号张扬于世，其动机或在向世俗社会发出宣言，表达出超物脱俗，舒适独立的高雅人格；或者也是因仕途受挫、官场失意时的聊以自嘲和宽慰；或者也在表明重视心性修养，回归自然的一种真实愿望。总之，佛、道是在坎坷人生之旅中的又一种寄托。它是仕人终于觅到的一片保持尊严和体面、保持心理平衡和心境快乐的净土。

仕人在归许释、道之时，其取号也颇值得研究。

屡遭贬谪的欧阳修的“六一居士”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仕人性格深处的那种淘洗不尽的放逸疏散的文人气息，诗酒浪漫加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以及达观自适的生存智慧。

曾经坐牢四个月、两次削官的苏轼在贬为黄州团练时，曾带领全家在城东的东坡开垦荒地，辛勤稼樯，以自食其力，故才字号为“东坡居士”。

李清照丧夫之后，生活求其简易平安，已是情理之中之事。但“易安居士”的真正含义，却在体现其创作的风格：即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其“化俗为雅”的“寻常语”大多是从口语中提炼出来的，即明白省净，又清新工巧。在这里，“易”就是易懂，“安”就是工巧。同时以女性而居士者，李清照是唯一的。因此“易安”又带出了一种无闺阁脂粉气息的刚健、洒脱、爽俊、倜傥的大丈夫气息。

文人取号，有受号和自号两种情况。受号者像李白，正式接受“道箓”应视为宗教中人。一种情况为自号，像六一居士和东坡居士，则不一定通过举行仪式而在教，因据《辞海》中称“居士”为“在家受过三归（归依佛法僧）五戒（酒色财气杀）者”。其实佛中南宗（阿弥陀净土）更为好使，它要求“心存佛念”即可。想来自号居士者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心存佛念”可以排遣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的抑郁和悲愤，摆脱世事的烦扰，使心境得以宁静并超然而返归自然。这是具有中国气质的文人的必然选择。

“居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齐有居士田种者，宋人屈谷见之”的记载。这里的“居士”相当于“先生”其义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它绝与释、道无关。同时，居士也是有别人称的，而没有发展成为文人的号。文人以居士为号，必与释、道有着一定的渊源。因为释、道两家有了在文人中盛行的良好土壤——即进退之间的第三种选择。

李白以前文人中无居士道人，不能说明此前文人们都不信佛、道，像王维就是例证。但东汉（即佛教没盛行，道教未建立）之前，绝不会有此中之人。此即李白之前无居士道人者。入佛求道在宋代形成高峰，即反映当时佛、道盛行的情况，也说明宋代文人更加博学而受熏陶。宋以后，居士道人也间或有之，但不如宋时多，说明宋后佛道有衰微的趋向。

最后，“居士”一词究竟姓释还是姓道。据《辞海》，“居士”应该专指佛教中人，但“青莲居士”李白却是明明白白的道教中人。笔者的观点是，居士大多为佛教中人、道教中人。至于“道人”，据范文澜认为它指佛教中人，道教中人则称“道士”。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