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征洪
(湖北武汉市艺术学校,湖北武汉430056)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111-01
摘要: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使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石。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政治后果
中国近代经济是指鸦片战争后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的中国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近代经济成分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继而导致中国近代政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使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鸦片战争起,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并凭借其所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或进行投资。
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的入侵,在中国近代史上分为两个阶段。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以商品倾销为主,资本入侵为辅。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强烈冲击着中国城乡手工业,促使其衰落。第一阶段各国对华资本输出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航运业,银行业,船舶制造业以及一些出口产品的加工业等方面。到1894年,总投资约为2758.8万美元。当时各国对华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在华外国银行的业务也局限在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汇兑方面。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入侵的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后到一战前。此阶段,帝国主义不仅继续对华进行商品倾销,而且扩大了对华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对华资本大量增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清政府的借款。从1894年到1911年,清政府共向各国借款120382.5万两,实收借款66053.596万两。这些借款不但条件苛刻,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大多以中国的关税、盐税及内地税为抵押,而这些又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因此,帝国主义通过借款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第二、对铁路和工矿业的投资。在铁路方面,从190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举借用于铁路修建的外债共计2.8亿两。列强通过这些借款取得了中国铁路的建筑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等。在工矿业方面,帝国主义增加投资很快。1895年到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重要厂矿约136家,资本一亿多美元,几乎为此前50年各国在华工矿业投资的13倍。第三,帝国主义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1895年前,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有8家,16个分支机构,而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家银行,85个分支机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成为资本输出的指挥、执行机构,对华借款、投资、储蓄、贸易等经济活动,大多通过银行来进行。实际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
上述情况表明,资本—帝国主义通过逐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经济进行控制,从而逐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外国人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操纵中国政权,清政府逐步沦为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同时,为了确保在华的既得利益,列强从未间断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出动洋枪队,镇压太平军;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列强结成统一战线,血腥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把军舰开到了港口江面进行威胁。外国势力在中国近代政治力量中占重要地位。
二、洋务运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统治基础,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必须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它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民用工业和新式学堂等举措,把中国带进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在“自强”的旗号下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第一步。鸦片战争惨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使清政府的统治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在此情况下,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厉害和先进,极力主张引进近代西方军事工业。1862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全国许多省份,都以“机器局”“制造局”之类的名义,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其中有的如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模。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而且使外国的机器制造之器也由此运入中国,中国社会因此出现了若干近代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中国自身具有了近代社会的气息。
洋务运动在“求富”的旗号下创办的民用工业,使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社会真正迈入近代社会。
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民用工业。这些企业涉及到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等交通运输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类企业先后办了二十多个。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较大的一个。1877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用机器采煤的大型煤矿。九十年代初,张之洞在湖北主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个规模相当大的钢铁冶炼工厂。1880年左宗棠成立甘肃机器制呢厂,等等。在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中,除了官办之外,还有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本进入近代工业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铺下了路石。
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客观上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这个根本上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开展,还改变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结构,汉族地主逐渐取代满族地主的地位,乃至于最后基本掌控了清政府。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袁世凯,直至清亡。
三、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石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19世纪6、70年代。学界一致认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阶段。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二十一家军用工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到1894年,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棉纺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局和兰州织呢局等,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厂。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阶段。1896年—1898年和1905年——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两次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潮。据统计,此阶段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新增24.6家,新投资总额达988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于民办企业,改变了甲午战争以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在地域分布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步向内地伸展。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占大头,但重工业已露头。
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繁荣的黄金时期。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新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共379家,资本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1430万元。据1920年的统计,新设工厂的单位资本额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6%,而1914年则只占11%,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一战前19年间所达到的水平。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掀起了旨在救图存的维新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
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后果,就是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据统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数量,已有十万人。辛亥革命时约为5、60万人,到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二百万产业工人在四亿中国人口中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由于他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潜藏的政治能量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多。中国无产阶级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下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记录。到1919年,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