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电视剧的权力悲剧意识

赵本山电视剧的权力悲剧意识

耿红霞

【关键词】赵本山电视剧权力悲剧意识

“人类权势中最大的，是多数人根据自愿统一的原则联合起来，把自身的权势总合在一个自然人或社会法人身上的权势”这便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从非政治社会进入到政治社会。公共权力“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就是专门的机构和人来管理和运作的强制力量，实质上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因为它产生于社会反过来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公众的权利变成了支配公众的权利。这种异化的力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范制约，很容易变成私人的私有权力。在赵本山电视剧中，有这么一伙儿人，他们无法无天、鱼肉百姓，但是他们却是或多或少掌管着一定公共权力的、应该尊称为“公仆”的身份人，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对赋予他们以权力的那个社会的批判。赵本山剧中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之多是以往其它农村剧中少见的，它的直面现实政治的态度尤为可贵，对“权力”的揭示和展现体现了创作者现实主义的审美视角和敏锐的批判眼光，从更深刻的角度揭示出公共权力对农民的压迫和控制。

《刘老根1、2》讲述的是以刘老根为代表的龙泉沟农民在建设发展龙泉山庄过程中，与掌控公共权力的冯乡长胡科长等人的阻挠和陷害所展开的一场“现代农民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却有赤裸裸的以权谋私、利益熏心。一群朴实的农民在土地上谋发展，但却因外在的力量的压制，最终走向崩溃。而这个外在力量却是掌控公共权力的人民的公仆，这个触及现实生活中反腐败的话题折射出了现实农村发展困顿的实质原因。剧中这一尖锐的矛盾冲突是通过几个鲜明的正反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

胡科，乡卫生防疫站的科长，后来被调到乡派出所。《刘老根1》从第4集胡科无理强行没收农民的鸡蛋开始，便拉开了农民与公共权力抗衡的序幕。龙泉山庄正在筹建的过程中，胡科便跑去收卫生费，山庄开业当天，书记乡长的剪彩还没有结束，他就去吆喝着看证件。后来每次去山庄就高声吆喝：“来收拾你！”“你们是要封条还是要罚款！”这是一个横行乡里，乱吃乱拿乱罚款乱收费、“看谁不顺眼就想削谁”、“连抢银行的心都有”的地痞无赖流氓，他何以如此猖獗嚣张，剧中第7集给出了答案，下面是冯乡长和胡科的一段对话：

胡科：冯哥，他龙泉山庄有钱了，咱是不是可以罚款了？

冯乡长：这个罚款呢，先别着急，我看他这事儿给我办的怎么样（冯乡长要把体重180斤，一年书没念过的侄女安插到山庄当前台经理）。另外这个罚款不能乱罚，你得会挑毛病。

胡科：那我也不会挑毛病。

冯乡长：你要不会挑毛病，那就是你眼睛有毛病，那毛病还不好挑？这个事儿办要注意，多走脑子。

至此冯胡勾结的真面目一览无余，冯乡长何以愿意和胡科勾结，一方面在胡科的背景：胡科的哥哥在县公安局，他连襟是县长的儿子---事实上，这也是胡科敢于横行乡里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因为胡科敢胡作非为，敢于搜刮民膏的流氓性是冯乡长所赏识的。这个人物只是冯乡长玩弄权术的棋盘上早晚将被牺牲掉的一颗棋子，最后冯乡长把所有罪责全部推向胡科，致使他蹲监的结局也是逻辑之中的事情。“我们把寻找替罪羊的行动看作是悲剧性的。……在这样的行动发生之后，我们的整体生活没有得到积极的复兴。”《刘老根1》中，表面上胡科作为坏人得到了法律的惩治，但是幕后的操纵者冯乡长依然毫发未伤，不合理的秩序仍然继续存在，第二第三个胡科还会出现。

冯乡长，是剧中着力塑造的贪官污吏的典型形象。身为人民公仆的他始终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但不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尽职尽责，反而对想发展的农民处处打压，为己谋私利。他把龙泉山庄看成挂在自家门前的一块肉，想吃想喝的时候就上去咬一口。所以他领一帮关系户到山庄白吃白喝，他贪得无厌厚颜寡耻地一次次到山庄摊派搜刮，要山庄为乡运动会购买几百套运动衣，要安插侄女到山庄来当经理，对不买他帐的刘老根冠冕堂皇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先把刘老根二儿子二奎的村支书免掉，再让二奎媳妇小满这个民办教师待岗，还准备鼓动村民撤股，教唆胡科收买无赖到山庄制造嫖娼案，让派出所查封山庄，抓走刘老根，欲置山庄和刘老根死地而后快。《刘老根2》中冯乡长和胡科建了个凤舞山庄，为把刘老根搞垮，他变通权术策略，一边给刘老根戴高帽子、发奖状给荣誉、让他上电视、作报告、搞参观，给自己捞政绩的同时也从思想麻痹了刘老根；另一边挖龙泉山庄的墙根儿，高薪聘走龙泉山庄的优秀厨师、药膳经理，把龙泉山庄的药膳配方偷过来并申请为自己的专利。最后当他捞够政绩职位髙迁，仍然阴魂不散，竟然设计骗走刘老根以龙泉山庄作抵押从银行贷出的三千万，致使山庄被查封，这个资产千万的庞大农村企业瞬间化为乌有，其可憎面目由此可见。这样的人民公仆不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恐怖，“这种恐怖感甚至比在地狱里置身于相对安闲、互通往来的鬼蜮中还要可怕得多。”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权力比例通常是极度不平等的，那些拥有相对较多的权利的机会的人或集团往往把他们的权利机会发挥到极限，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常常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剧中冯乡长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不去扶持农村的发展，满脑子整天想的却是怎么样祸害人，他是众多这般人中的一个，有这样一群恶魔的合法存在，我们不难理解亿万父老乡亲那句“农民真苦！”的肺腑痛心。当最有价值的东西与污浊的事实被置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和冲突之中，并且邪恶的力量表现出压倒性威力时，悲剧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黑格尔认为，悲剧中重要的因素不是苦难本身（那不过是苦难），而是引起苦难的原因”。异化的公共权力是剧中悲剧意识的根源。刘老根是受这帮恶魔祸害的农民兄弟的代表人物，他年过五旬，仍然想干点儿事儿，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有头脑，善于思考。仅仅在城里大儿子家生活一段时间，就萌发了回乡建山庄搞旅游的想法，而且说干就干，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带领父老乡亲发展致富，但是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冯乡长胡科长们的打压陷害一波儿又一波儿，使他身心疲惫，疲于应付。面对他们的乱罚乱查、胡吃海塞，刚开始他是坚决软硬不吃，冯乡长要把他上不了台面的侄女安排到山庄当前台经理，刘老根表面上答应，事后把其安排到猪圈喂猪；冯乡长要山庄为乡运动会购买几百套运动衣，他立刻成立了董事会坚决否决。但是正像剧中丁香说的：“人家冯乡长咱得罪不起，人家是如来佛，你就是孙悟空，你咋蹦跶你也蹦跶不出人家的手心儿啊”。事实果真如此，恼羞成怒的冯乡长因此撤了他儿子的职、停了他儿媳妇的岗。于是刘老根开始找回互惠与合作，开始妥协，“从今以后我懂得了服从才是尽善尽美。”尤其是在第二部中他明确地对冯乡长说：“以后你领什么人来，来多少，我都免费招待”。“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做出了妥协。”龙泉山庄是整个龙泉沟村民入了股的山庄，所以刘老根的妥协实际上是广大农民对腐败公共权力的妥协，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妥协。当他终于大彻大悟，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办事的时候，更大的游戏陷阱已经为他张开了网。冯元胡科在龙泉山庄不远处又建了个凤舞山庄，刘老根倾其所有全力帮忙，贡献自己的优秀厨师，奉献了自己的菜谱和药膳秘方，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去构建一种妥协之下的相对“和平”环境，可结果呢，一不留神，还是掉进了冯乡长的老虎口中，一口被咬死。钱被骗了，山庄被查封了，刘老根被逼疯了。最后丁香决定和疯掉的刘老根结婚，他们结婚的婚车走的那么长、那么沉闷，几乎走成了一曲悲歌，笼罩着浓烈的悲剧气氛。疯掉的刘老根整天拿着一把大剪子剪着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头，其实，他哪是在剪线头，他剪的是那看不见的生存与发展阻力，剪的是那存在了几千年的绝对权力控制，剪的是腐败公共权力编织的那张网。人对理性的坚持与他生活在其中的非理性世界是针锋相对的。在困境中，刘老根虽然一直在努力奋斗，但似乎他没有胜利的可能，在这里人被权力所压抑所毁灭，他的崩溃实质上就是对不合理秩序的一种控诉。

《马大帅1》中，农民工与公共权力的尖锐冲突基本上集中在前四集，之后这条冲突线开始弱化，甚至在第二、三部中几乎消失。直接对抗的冲突没有了，但是潜在的冲突始终存在。剧中的主要冲突是进城农民与公安、城管、工商的矛盾冲突，这些掌握着一定公共权力的人，他们每次执法的手段就是抓、罚、关，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抓错罚错关错。前四集有三次冲突，且对马大帅造成的伤害一次比一次大。第一次冲突是：马大帅进城找逃婚的女儿小翠，不料钱包被偷，要投奔在城里的小舅子范德彪的联系方式也没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街头卖艺，结果被城管以“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公共秩序”为由抓走，要罚200--300元，他卖艺挣的也只有186元，于是要罚180元，经马大帅苦苦哀求，最后罚了150元。罚款既是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只对罚感兴趣，对于马大帅请求帮忙找小舅子范德彪的事情表现得相当漠然和厌烦。罚完后，任由马大帅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迷失和游荡。像马大帅这样的人群似乎应该是他们救助的对象，而不是不由分说抓来就要分一杯羹的对象。这次冲突主要是金钱物质层上对马大帅的伤害。第二次冲突：马大帅在火车站看到小偷偷钱包，大喊抓小偷，结果钱包被小偷掉包到他的口袋里，他被抓到治安室蹲在地上受审。这次冲突在身体和精神上对马大帅造成了轻度伤害。第三次冲突：马大帅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结果他的包被倒卖假钞的人掉包，坏人跑掉，他再次被抓走受审、刑拘，最后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马大帅被犯人欺负毒打还不敢告诉教官真相，只说是自己不小心撞墙了。当最后真相大白，马大帅在看守所见到来接自己的小舅子范德彪时，四十好几的大男人，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从那份惊吓那份委屈足以看出这次冲突对马大帅从身体到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每一次冲突中，马大帅都不厌其烦地描述小舅子范德彪的模样，请求帮忙找人，但是所有人的态度都是漠然，可以说，正是他们的不作为造成了马大帅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与刘老根相比，同样面对的是强大的公共权力，但是他们对抗的力度却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刘老根面对冯乡长胡科们还可以硬顶硬抗一下，因为刘老根是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多少有点儿财大气粗，冯乡长胡科每次都是有求于刘老根，而且刘老根背后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书记，但是马大帅就不同了，他无依无靠在城市中流浪，自己身无分文，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他没有一点儿资本可以抵抗一下，所以在冲突中他始终是个被动者，除了一次次的哀求外别无选择。剧中主人公最起码的生存权、人权都被这些头戴大盖帽的人一扫无余。离开土地的农民被悬挂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原来所拥有的一点点的权力也丧失殆尽，他们被削夺得更加严重。悲剧不在于那个必须作出牺牲的个人的命运，而在于因为对自身的真实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但却无力避免自身所代表的那个群体，被本应服务于自己的那个制度所压垮和毁灭的普遍状况。尽管对现实、对那些掌权者的不作为、乱作为极为不满，但是马大帅却没有发泄的渠道，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白日梦里扬眉吐气一次了。马大帅躺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凳子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当上了警察局长，对着一群城管警察训斥：“这点儿小事都做不来！都搞错！”（据赵本山介绍最初做的是有台词的，但是在审查的时候被删去了）后来梦到警察局长亲自把他的钱包给找回来送到他手里。梦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同时也发出了马大帅所代表的农民工渴望在陌生的城市中获得基本保护的心声。

《乡村爱情2》中权力对人的控制与压迫的悲剧性因素，主要体现在村长长贵身上。公共权力的代表人物镇长齐三泰，剧中这个人物虽然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是抛去表面现象，深入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导演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批判因子。齐三泰不仅掌控着长贵的仕途，还左右着长贵与谢大脚的爱情，决定着长贵女儿香秀的工作等，他的权力已经渗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因为长贵在招商引资上出了点问题，他一句话就罢免了长贵的村长职务，后来招商引资出现转机，他又一句话就把长贵调到镇上工作了，“一把手”权力之大、民主之独断虽然让我们诧异，但又是现实实情。权力的万能使权力的拥有者享有无限膨胀的权利。长期以来，“一手遮天”所形成的中国社会权力人治特色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裹上了一层污染特别严重的臭氧层。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理应为民所用，但是，一旦公共权力离开了授予的主体----人们群众，而被受托人所掌握，成为少数官员的专利品时，就有可能被滥用，为少数人服务，为掌权者个人和亲友谋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总的来说，在赵本山执导的三个系列六部剧中，其权力悲剧意识在《刘老根》系列中最为浓重，然后是《马大帅》系列，《乡村爱情》系列次之。在这些作品中，权力悲剧意识的揭示和展现对于农村发展的深层制约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思考向度，同时也给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耿红霞1978年7月2日女籍贯：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硕士研究方向：电视剧创作与理论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延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63.241.1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320页

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第112页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悲剧：秋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17页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悲剧：秋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21页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悲剧：秋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