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政权考

三星堆政权考

熊佩

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随着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个失落的文明渐渐步入人们眼里。出土器物各种奇怪诡异的神像和形象，都透露出关于古蜀国神权与王权制度的丝丝信息。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既存在自己独立悠久的始源，又受到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文化乃至西亚或更远地区的影响，我们亦能从中窥探到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关键词]原始宗教；太阳崇拜；宗教立国；神权政体

项目简介：西南民族大学创新项目

名称：三星堆政权考项目编号：CX2017SP77

一、三星堆的原始宗教体系

马克思是这样解释宗教的，“宗教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是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贫乏的知识使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对大自然产生的敬畏感和神秘感。”[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三星堆无疑带着浓重的原始巫教色彩，有强大的精神统治力量，盛大的祭祀活动和仪式，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三星堆宗教文化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历经若干年的累积，新旧文化的交融、渗透，体现出多层次宗教文化累积的结果。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共六件形似车轮的太阳神器，可能是三星堆古蜀人所崇拜的太阳的原生型标志。祭祀坑内出土大量“眼形器”，古蜀先民对眼睛的崇拜也是历史悠久，从甲骨文和金文可看出，蜀字上面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眼睛。神话中的烛龙形象，独眼，“言视为昼，眠为夜也。”[郭璞注.山海经.大荒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烛龙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即太阳神。当时的树崇拜也是自然崇拜的主要内容，铜树的形象并非一定是对树本身的崇拜，当通天神树能直通天国，就能与神灵对话。从祭祀坑出土的大眼巨头的铜面具可看出，三星堆时期祖先崇拜的形象造型神秘而夸张，表现出的崇拜对象应为一种神祗。在各类史籍中也都记载，蚕丛就是“蜀”的创始者，而以“纵目”为特征的“纵目神”蚕丛应为祖先崇拜的主神。

借用段渝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2：98]。利用古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神化统治政权和统治者的形象，并且得到所有民众心甘情愿的臣服，以此制约着人民，以达到构建一种有序的社会制度，并且组织人们更有效的进行社会生产或军事行动。

二、渗透进政权的三星堆祭祀活动

在出土的64件青铜人像中，出现“辫发”与“笄发”。推测代表三星堆政权的两股力量，王权与神权。“笄发”铜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神秘而夸张的造型却让人心生敬畏，如青铜大立人像，高举的双臂似乎正在进行着某项庄严而盛大的祭祀活动。四件黄金面具人像，两件“辫发”，两件“笄发”。就是说当时两股力量达到一个制约平衡，权力相当，各有两名最高权力统治者。这两股力量互相制约，权利均衡，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但后来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青铜人像已不见“笄发”的踪影，取而代之是“辫发”小铜立人，高举手臂，似乎学着曾经的“笄发”人像进行祭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必然潮流，无论是同期的商周，还是两千年后的罗马帝国，都发生过神权王权之争，最终神权与王权合为一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三星堆有自己的一套服制体系，服装首饰也清楚反映出当时的等级制度。青铜大立人像，“戴凫冠，著三重衣，内衣为亵衣，交领窄袖，中为絮服，左右手各戴两个手镯，外为‘单袖腋领衣’，戴足镯，赤足。”[蔡革.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蜀人的服饰特征.四川文物,1995.04.10:21]这是该时期服饰内涵最丰富的人像，样式配套最齐全。小立人像“无头，著絮服，外穿甲衣，夏穿裤，扎行滕，足饰不清。”[蔡革.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蜀人的服饰特征.四川文物,1995.04.10:21]将士因多有战事，需行军打仗，穿衣多以防身和方便行走为主。三尊跪坐人像，“一尊双膝跪坐，椎髻短衣裤，形态猥琐。一尊单膝跪坐，穿对襟窄袖领。”[蔡革.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蜀人的服饰特征.四川文物,1995.04.10:21]衣着简单，身份不会太高，同为巫祝，身份也是有高有低，服饰上当时也有明显差别。

三星堆出土的三件金面罩造型相似，做法相同，都是用薄金片进行模压而成，大小与真人面部大小相仿，推测用于祭祀时，覆于青铜人头像面部，凸显古蜀王高贵气质，营造出令人敬畏的祭祀场面。另出土一根金杖，是我国迄今商代已发现的最大件的金器。纵向上看，殷商王朝似乎并没有使用金杖的习惯，鼎才是中原王朝权力的象征；横向上看，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土过金杖，尤其在古埃及，法老手中一般都握有象征权力的权杖；时间上看，三星堆文化距今在3600年到3000年之间，刚好是中原商周时期，却又晚于埃及和西亚。三星堆出土象牙80支，象牙珠120颗，而后金沙遗址又出土了100余支象牙，代表蜀王作为西南夷各族之长，有最崇高的地位，有号召西南各族的权力。象牙祭祀既反映出当时三星堆古蜀人的宗教习俗，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古蜀国力昌盛，受诸部落夷的拥戴。

三、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

三星堆古国遗址，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同时期的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坐落于黄河流域，只有1.9平方公里。三星堆古国规模大于早商都城，与商代中期都城规模不相上下。在《周礼》、《左传》等古籍中记载，“方国都邑必须小于王都，不能逾越。”[黄剑华.古蜀王都与早期古蜀遗址探讨.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27]即是说，蜀国并非商王朝的外服方国，应该是与商王朝分属两个不同政权体系，既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不用分权力大小，在都城规模上也就可以各行其是。古城沿中轴线，分布蜀国的宫殿区。从城墙来看，墙体高大坚固，厚实，可见当时可支配的劳动力十分丰富，城内居民数量一定也很庞大。三星堆文化分4期，其中1期为新石器文化，2期以后进入了早期文明，那这两期之间，应该就是外来文明融入的时机。而这个时期正是鱼凫王完成对蚕丛、柏濩的征服，建立了以鱼凫王为核心的宗教神权政体。城墙的建立，是“神权统治者通过它那庞大的物质形式所产生的巨大威慑力量，来炫耀宗教政体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使王权在神权的庇护下达到充分合法化，借以实施严酷的阶级统治。”[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02.15：23]再根据南城墙外祭祀坑的位置推断，当时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是在城墙上举行的。蚕丛时期的酋邦制古蜀国，到后来鱼凫王建立起神权政治的国家，再发展到后来的杜宇，开明王朝时期建立起“由礼乐文明代替神权文明，以官僚政治取代神权政治”[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2：158]。鱼凫王统治的三星堆古国就是这样一个神权王权紧密结合融于一体的神权政治国家。历史进程中，三星堆文明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它的突然兴盛以及之后的突然消亡，使之成为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谜团，正如伴随着整个三星堆文明发展兴盛的原始宗教色彩一样，都深深吸引着后人去发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