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若愚的创作与翻译——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

浅析刘若愚的创作与翻译——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

陈晏中陈志璐

陈晏中陈志璐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0047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3-0000-01

摘要：刘若愚是名满天下的美籍华裔比较文学研究家。他平生出版了八部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注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它的比较诗学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刘若愚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把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20世纪欧美文论结合起来的语际批评家。他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关键词：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创作与翻译

在欧美人文学术领地,华裔学界、比较文学界与汉学界这三个术语总是在相关的意义指称上交互在一起,诱惑着人们瞩目在此空间中崛起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西流”的不幸早逝，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惊。刘邵铭在悼文中说:“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1]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著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要求

自1961来到美国，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辗转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至1967年转到斯坦福大学，刘若愚身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在生活上，刘若愚需要将他所操的标准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刘若愚初到美国的前几年，在各大学间辗转谋职，艰辛备尝。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刘若愚从此只用英语，而且不再用中文写作论文和专注。刘曾对此作出解释：“这不是说我不能用中文写，只不过是我没有时间把用英语写的一切再用中文写一遍。另外我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特意为西方读者写的。除了我现在喜欢用文言文写的诗歌外，我对使用哪种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已经觉得无所谓。”[2]对于刘若愚的解释，刘邵铭表示不满意，他说：“刘若愚说没时间虽然不能说强词夺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聪明才智有异，可说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时间上绝对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真正的理由是刘若愚做了美国的过河卒子，生性要强，也只有不断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头地。做了罗马人，就守罗马风俗。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我尚未听说有一家开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论贡献的。刘若愚考了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可以由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辗转到史丹福大学，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书。这七本书，既然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学写论文的人，偶尔到图书馆尘封的架上取阅。如果他能看开点，就不会做了别人价值系统的努力。”刘邵铭对刘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单单从功利的目的来理解，虽说也言之成理，但毕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鸥梵便对此提出反驳：“既然刘先生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世界性的体系为依归，我认为他用英文写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两位好友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应该用中文写作。”[3]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与评价

在刘若愚群星闪烁的论著中,鉴于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不一，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论,他结合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被当作比较文学典范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艾伯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国文学理论分成所谓的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理论。中国文论被他运用西方文论话语进行了切割。这种切割,使得刘若愚对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西方式的条分缕析,这对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切割也有坏处,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本来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文学理论被误读了。例如,刘若愚写道:“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考虑到了艺术过程的全部四个阶段,包容了中国文学批评里所有全部六种理论中除决定论以外的五种理论的因素。”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不包含决定性理论因素。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就是文学与社会状况、时代政治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与文学决定论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只成为解释西方文论的材料和注脚,中国文学理论只是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在需要被证明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文学中出场,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悬置起来。刘若愚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切割以后介绍给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西方人雾中看花,朦朦胧胧地对中国文论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认,刘若愚此举也是典型的“失语”例证。

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评述，需要后来学者的订正或补充。但我们对其分析方法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而且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而不是“以西释中”，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三、创作与翻译

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会导致完全两种不同的学术感觉及其评价。怎样评价刘若愚？是评价英文读本中的刘若愚还是汉译读本中的刘若愚？这都是关于研究刘若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时,应该考的问题。用刘若愚自已的话来说,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

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单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譬如比较文学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不足为法，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4]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说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应该理解为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绝对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被汉语思维及汉语书写的体验性与体语性隐藏得深不可测,几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妙完全肃穆在其中不可凭借逻辑与思辨出场,怎样用英语来使其在学术表达通畅地流淌?刘若愚教授的学术角色是复杂的,谁来评判及怎样评判刘若愚教授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诸种读本?这是当下国内汉语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刘绍铭：《孤鹤随云散——道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6年7期.

[3]李鸥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期.

[4]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J].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2期.

作者简介:

陈晏中（1988-），女，湖北省荆州市人，重庆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陈志璐（1984-），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重庆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