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上古声调观

试析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上古声调观

王春英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050024

摘要：关于声调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传统音韵学中一直是百家争鸣的状态，没有定论，但它又是音韵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以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关于声调的部分为切入点，对顾炎武的声调观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声调；音学五书；四声；四声一贯；入声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所写的《音学五书》集中反映了他在音韵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为音韵学专著，《音学五书》不仅对清代的古音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后世研究音韵的人有很大的启发。而其《音论》卷则是全书之鲜明旗帜，顾氏在《音论》卷中讨论了汉语音韵学上的十五个重大问题，其中的“四声之始”、“古人四声一贯”、“入为闰声”、“近代入声之误”是其对于声调的一些认识。

一、四声之始

声调问题一直是汉语音韵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声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上古到底有没有声调？早在古音认识的初级阶段，学者们在自身的理解基础上，提出见解，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上古没有声调。明代的陈第《毛诗古音考》中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韵，此类实多，旧说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无亦以今泥古乎。”“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豪，若经生为耶。”陈第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认为古无四声，但同时也透漏了两点信息：（1）古虽无四声，但人们写诗时已经自然而然的注意到了声调的问题，只是当时不自知而已。（2）古人的诗歌用什么声调无所谓，能唱能吟即可。《韩非子?外储说右》曰：“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在此“疾呼”和“徐呼”集中反映的就是声调的问题。顾氏《音论》中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平上去入之名，汉时未有，然公羊庄二十八年传曰：‘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于‘伐者为客’下曰‘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于‘伐者为主’下曰：‘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长言则今之平上去声也，短言则今之入声也。”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顾炎武的观点，即他在理论上是承认上古语音分声调的，只是当时人们没有发现而已。那么声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并为人们所熟知的呢？顾氏《音论?四声之始》引《南史?陆厥传》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相推，汝南周禺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引《周禺传》曰：“禺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引《沈约传》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误，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最后说“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由以上我们可以得知上古是有声调的，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直到魏晋南北朝时，骈体文和一些诗歌等类的韵文的盛行，以及沈约等人把声调应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并且为此现象提出“四声”这样一个专业的术语，“四声”声调论才为人们所熟知。

二、四声一贯

顾炎武对于声调的认识是通过对《诗经》等上古诗歌、韵文材料的研究而的出来的。上文已说，顾炎武主张上古已经有了四声，认为上古的诗歌、韵文的押韵“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语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声韵调总会有些许的变化，就会出现阅读古韵文时语音不和谐的现象，一些不同声调的韵脚字也可以互相押韵。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古人便对此进行了研究，出现了诸如“叶音”说等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其错误颇多，也就促进了更多的人对其进行研究。顾炎武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为了解释这种不和谐的现象，顾炎武提出了“古人四声一贯”的理论：他认为一篇文章或诗歌中，本应该是同调相押的，如果其中四声可以并用的话，那么一定是因为一些字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即书中所说的“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其实提炼顾氏四声一贯的意思其实就是：“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四声贯于一字”，也即认为古人每个字都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读法，这也是四声可以并用的原因。既然每个字都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那么只需要在歌咏时依靠“抑扬高下”来调节韵律就行了，即“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字只有一个声调，那么顾炎武又为何会得出“四声一贯”的结论呢？原来顾炎武看到每个人说话吐气时前后不能保持一致，一个字说的轻点慢点就是平声；讲的重点快点就是上声，再重点快点，就是去声，最重最快就是入声了。如果再把平声拖长，则一字变为两字，而两个字说快了，就合成了一个字。他进而似乎认为在原则上，每个字根据说话时轻重快慢的不同，也可以分别读成平上去入。但有趣的现象是，顾炎武认为一字收三声四声，只是诗人作诗、歌者歌咏的专利，因为在吟诗歌咏时可以随迟疾轻重加以调节，实际语言中则不是这种情况。所以顾炎武说“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我们不能忽略“歌者”二字，它实际上区分了“四声一贯”发生的条件。因为“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无余音矣。”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歌唱，往往不得不牺牲掉音节末尾的辅音，以求音韵的和谐，但重点是，我们在实际说话时却不能随意的将音节末尾的辅音丢掉。其实在《音学五书》中，顾氏是区分过“诗歌”与“实际语言”的，只不过人们没有刻意的去关注。他在书中说：“且夫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巳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角弓》之‘反’上，《宾筵》之‘反’平；《桃夭》之‘室’入，《东山》之‘室’去：惟其时也。《大东》一篇两言‘来’，而前韵‘疚’，后韵‘服’；《离骚》一篇两言‘索’，而前韵‘妬’，后韵‘迫’：惟其当也。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顾氏把“音”和“文”相并列、以“文”和“律”相对举，“文”即实际之语言，“律”即诗词歌赋之韵律，他主张实际语言中的四声是“有定”的，而讲究韵律的诗词歌赋中的四声则是“无定”的，“有定”与“无定”各司其职，相得益彰。相反，有些学者没有注意到顾氏所区分的条件，认为顾氏的“有定”和“无定”是自相矛盾，可能是对顾氏的意思有些误解了。并且顾氏在论及《广韵》一字多收时也说：“迨至六朝，诗律渐工，韵分已密，而唐人功令犹许通用，故《广韵》中有一字而收之三声四声者，非谓一字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诗之人使随其迟疾轻重而用之也。”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对顾炎武的“四声一贯”的理论做过这样的介绍：“依顾炎武的意思，古人虽有四声，但每字并不限定读某声，字的声调可以随时看情形而定，所以他认为古人四声一贯”。这可能也是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我们也认同，只是我们需注意“实际语言”与“诗歌”间的差别罢了。

顾炎武除了区分“实际语言”和“诗歌”中的“有定”和“无定”之外，他还认为，在诗歌中这种“无定”也不是随便的，而是有着严格的原则和顺序，即其在书中所说的“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夫一字而可以三声四声若易爻之上下无常而唯变所适也，，然上如其平，去如其上，入如其去，而又还如其平。是所谓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此声音文字相生相贯自然之理也。”总结来说，顾炎武认为诗歌中四声的递转顺序为入→去→上→平，平声是不可以转的。然后他又举例解释了这个顺序的不可逆转性：“或曰:一字而可以三声,则天可读为上去乎?曰:天不可去而地可平,《楚辞?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境地’是也。东不可去而北可平,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东西南北,驰鹜往来’是也。是以四声同用,则歌者以上为平而不以平为上,以入为去而不以去为入。”并且顾氏在《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中也说:“凡上去入之字,各有二声三声四声,可递转而上同,以至于平,古人谓之转注。”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了递转的次序,这种顺序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除了递转的顺序之外，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顾炎武对于上古声调性质的认识，那就是他认为上古平、上、去、入四声的差别主要在于音长,他在书中多次提到“平声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余音也。”“平生音长,入声音短”“长言则今之平上去声也,短言则今之入声也。”他也提到“迟疾轻重”,但又说:“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迟之又迟则一而为二。”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平、上、去、入的主要区别在于音的长短,而音的轻重只是个伴随性的特征罢了。顾氏的这种对于四声的区别只在音长的认识是和他“四声一贯“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四声一贯“主张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在诗歌中只要按照适当的顺序就可以任意转变,而只有当四个声调仅仅有音长的差别时,才可以自如的完成这种转换,所以,顾氏十分强调四声的差别只在于音长。但我们知道一种语言中的四种声调不可能只用音长就可以明确的区别开来,因为这不符合语言的普遍规律。声调要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音长的确可以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比如英语中长、短元音的对立,但是,音长的这种区分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长和短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只能相对而言,用这种模糊的对立去区分四种声调,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只会引起混淆。

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顾氏在《古人四声一贯》中的主要观点有四：（1）上古已经有平上去入四声。（2）古人四声一贯，但是仅限于吟诗歌咏。（3）诗歌中的四声递转有着严格的顺序限制，不可逆转。（4）上古平上去入四声的主要区别在于音长。

三、入声之认识

关于入声的问题，顾炎武写了《入为闰声》和《近代入声之误》。闰声即变声。在《入为闰声》一文中，顾炎武认为入声是个特殊的短音,可以转变为其他三声,例如:《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顾氏注云:“木字转上声音姥,则与女字为韵。”(《诗本音》卷一)木是入声字,而女是上声字。入既为可变之声,依照四声通贯的顺序便可以转为上声姥字,就与女字相押了。在顾氏看来,长言的平上去可相互通贯,而短言的入声则不可与三声直接通贯,需变成相近的长言之后才可通贯,这就是入为闰声。通过过入声和平上去三声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顾氏眼中的入声有二重性质:入声字和入声字相押时具有独立性;当入声与平上去通押时具有从属性,根据三声临时变转,成为游离不定的闰声，即“入声为声之变，可独立为韵亦可转为三声”。

总结看来顾炎武《入为闰声》一文的观点主要有二：（1）入声是可变之声，在诗歌中可变为平上去三声。（此处也吻合了“四声一贯之顺序”）（2）通过研究《诗》的韵律发现，“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八”，证明了“古人未尝无入”，从而将入声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讨论，虽不完全正确，但却为后人研究入声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入声之误》一文中，顾炎武认为《广韵》中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的模式是错误的，上古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通过考察大量的上古材料，他发现《诗经》中有入声和阴声谐韵的现象,而没有阳声和入声谐韵的现象;汉字谐声系统中,阴声与入声相谐的很多,而阳声与入声相谐的却很少见;经传子史中的异文、通假也往往是阴入发生关系，于是他提出入声韵(侵谈以下九韵入声除外)应配阴声韵才是。而在顾氏之前，从来没有人从上古有韵之文的用韵实际出发来研究《广韵》韵律相配模式是否有误，顾氏此举可谓是开创性的，从而揭示了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音声调问题一直都是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学界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顾炎武作为古音学的奠基人，其成就是巨大的。虽然其理论观点有不足之处，但也正是这些不足，激励启发了后来的学者，使得古音学的研究更加完善。今天我们再读其《音学五书》时，既要看到它的不足，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不足背后所隐藏的古音研究的价值。

参考书目

1、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

2、朱晓农.《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3、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