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物”变化看乡土社会关系的变迁

从“礼物”变化看乡土社会关系的变迁

王烬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随着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礼物观念的变化，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形式已从“礼物”转变为“礼金”，并且“礼物”也发生诸多变迁，如金额数量、关系基础等，同时也存在“代际”差异。本文旨在从社会交换、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基于各种酒席间“礼物”的变化，来描述、分析和阐释乡土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的变迁。

关键词：礼物；礼金；社会交换；社会资本

一、绪论

“唉，恼火得很，这么多人户，走都走不赢”。每逢岁末年初，父母便会抱怨酒席太多，有时一天要吃的酒席约十来家，若按照现在家乡的“送礼”习惯，一两千元又送出去了。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况且广大农村还存在“一人挣钱、养活全家”的现状。

节假日、黄金周、寒暑假，总有走不完的“人户”，吃不完的酒席。按照川东北的地方习俗，一年除开红白禧事，还有婴儿的“三朝”酒、小孩的满月酒或周岁酒，升大学的“学酒”，乔迁新居的“上梁酒”，以及个别人物的“生日酒”。每年的酒席主要集中在腊月，因为平时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大多外出务工，留在家乡帮忙及吃酒的人较少，故而各种酒席便集中在岁末。根据笔者的生活经验，酒席一天少则一两家，多则八九家；礼钱少则一天两三百，多则一两千，还不算与自家血亲、姻亲关系在内的酒席。

自打开始“吃酒”以来，但凡办酒者总会设置“礼局”，并且这一“设置”也一直保持至今。礼局，顾名思义，就是吃酒者送礼的地方，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金钱的，也无论送多、送少都会在主人家的“礼簿”上红纸黑字的“记录在案”，以便下一次人户往来时进行“查证”，并根据对方礼金的多少及家庭经济状况适当“回礼”。

人们在送礼的同时，无形中也期待对方的回礼。这一“送”一“回”的往来就是一种“社会交换”，这种社会交换既是实物、金钱的交换，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交换。社会交换，指人们被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并且一般来说也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回报所激励的自愿行动。[1]它不同于严格的经济交换，因为其中没有“规定的义务”，这与契约式的交换不同。同时社会交换中也含有“信任”与“感激之情”。

礼物（包含实物和金钱）的交换，既是一种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时更是一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此外还是乡土社会风俗文化的符号表征。随着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礼物观念的变化，笔者在参与观察、结合自身体验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交换及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描述、分析与阐释。

二、乡土社会关系的变迁

费老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根植于土地的“乡土社会”，是基于血缘、亲缘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差序格局”的形式，即以自我为原点向外作同心圆，离原点越近关系越亲近，反之关系越疏远。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已不再深深扎根故土，在当地人看来“绿水青山”并不是能使自己富裕的“金山银山”，而是选择不断地向外流动，这也导致原来的社会关系发生变迁。

（一）“实物”到“礼金”的交换关系形式

在乡土社会中，春耕秋收、红白僖事，少不了熟人之间的你来我往、互帮互助。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钱”在当时十分金贵，人们的社会关系多是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体现，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大大小小的酒席，也是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从而构建起村庄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2]

根据笔者的记忆及对长辈的访谈，在十几年前，人们吃酒送礼以实物居多。以结婚为例，当时缔结婚姻需要几台“杠担”，即由两人抬着竹杠，竹杠里装着娘家送的嫁妆和亲朋送的贺礼，比如四件套的床上用品、衣柜、箱子、柜子、梳妆桌以及烟、酒、蛋、茶等等。有钱的出点礼钱，钱少的出力当脚夫，或者出力帮厨，女子负责煮饭、洗菜“打下手”，男子负责端盘、掌勺，有“才华”的负责“支客”（相当于“主持人”），这便是乡土社会酒席间常见的守望相助。再以婴儿的“三朝”酒为例，吃酒者也多是送些鸡、鸭、蛋之类的营养补品，条件好的再出个二十、五十的礼钱，不论物资还是金钱，都会由记录者在主人家的“礼簿”上悉数记下。

如今，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来更纯粹而直接，即通过“礼金”（或可称为“金钱形式的礼物”）来表现，这种“礼物/商品”具有“工具性”和“礼物的商业化”两种角色共存的特征。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即使是“礼金”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礼金数额的变化。就平均每户人家而言（不考虑关系的亲疏远近），礼金从小学时候的20元、50元，到中学时候的100元，再到现在的200元，不难看出，这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也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五年前，对于乡亲父老而言，100元已是大笔礼金，而现在稍微打交道的都送200元，甚至可以说送礼“基准”默认上调了。然而，事实是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即便前两年也仍有送50元的人家，不是吝啬而是真的穷。

按照习惯，亲自“写（送）礼”的人，主人家会给一包烟“回（还）礼”，而“代情”（请别人代送礼金，以钱代情）的，主人家会给两包糖、酥肉或一袋“茶侍”，反之就会认为主人家“不懂事”。所以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感激与信任，也为遵从“社会压力”，都不能忘记回礼。笔者上小学及中学时见得最多的礼烟是“五牛”、“梅花”等，而现在随处可见“红塔山”、“云烟”、“黄鹤楼”，阔一点的主人家也会给“芙蓉王”、“玉溪”，甚至“中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除了“礼烟”的变化，还有席间菜肴及风俗的变化。如今更是为了方便，很多人家不会选择在自家办酒，而是到镇上、县城包席办酒；为了紧跟时代的潮流，原来的“哭嫁”婚俗早变成西式婚礼。

（二）“经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转变

笔者认为，之所以“回礼”在乡土社会中如此看重，是因为这是维持一段社会关系的必须，更是积累经济资本的有效途径。人们经由“吃酒”这一媒介，给主人家送去了大量的礼物，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资和金钱，就是“经济资本”。以乔迁的“上梁酒”为例：刚刚修建好房子的主人在已有“原始资本”的基础上，请人帮忙装修房子，因为前期建房花去大笔资金，因此只好赊装修工的账。装修好房子后，办一场“上梁酒”，于是街坊四邻、乡亲父老前来祝贺送礼，这时便有钱还账。当然，也有因为子女结婚而先装修房子，等办完喜酒后再用礼钱还账的情形。可见，因为办酒席而积累的“礼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主人家解决了“燃眉之急”。

“人情世故”往往是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重心，因此，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于一个家庭（家族）的发展甚至村庄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学上，无论是封闭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与互惠，还是开放网络中的信息与影响力都是一种“社会资本”，借助这种“社会资本”，个体得以发展、社区得以安定。在乡土社会，最为显著的社会资本是由氏族宗亲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网络。以笔者老家为例，由于地处两市的交界，老家属于B市，而居住地则属于N市。老家“王家坝”是由绝大多数王姓家族及其分支组成，以前父辈们“吃酒”，走动的也都是父系的王氏家族、本村的父老乡亲和姻亲亲戚。

然而，原来以血缘、亲缘及“小传统”的地缘为酒席纽带也转变成以“大传统”的地缘及业缘关系为主。从十五年前搬到M乡，宗亲关系维护得少些。随着搬来M乡的人越来越多，加之父亲是手艺人，走动的范围更广。因为工作原因，即便是陌生人且赊有账，对方办酒仍要去，以便日后“不好意思”要账！同时，可以“借助”对方的“社会资本”，拓宽工作业务，实现“资源共享”。另外，按照风俗，即便以前是陌生人，而今成为街坊邻居，有酒席时也会走动，这样送礼者与回礼者间便建立了社会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吃酒也存在“代际差异”。一方面由于生育子女数减少，同一代人要走动的“同辈亲戚”减少，加之宗亲关系的疏离，给的礼金从人头上也减少。而事实是，虽然“正式亲属关系”毋须人们考量，而“实践亲属关系”（功利性地利用人际关系的一种特定情境）[3]却让人们“操碎心”，这些亲属主要是同学、同事及一些趣缘群体等。另一方面，吃酒的观念也有代际变化。年轻人既嫌麻烦愿意旅游结婚，又不喜欢与陌生人推杯换盏而拒绝吃酒，而父母认为只有办酒席才能收回礼金，不然礼都白送了，更别提旅游！

可见，原来以“亲属距离”的感情程度走动的人户在逐渐减少，现在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扩大，于是以“社会距离”的远近而需要吃的酒席则日益增加。同时，“经济资本”的地位在乡土社会至关重要，而积累“社会资本”的人数在日渐增多。

三、结论

综上，现在的乡土社会，礼金已经成为社会交换形式的主流，而且愈演愈烈。一方面按照道德义务、情感联系等公序良俗原则，人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换；另一方面又通过“理性计算”与他人互惠。礼金或者礼物，对送礼者而言是一种直接的投入成本，进而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本”，成为“巩固并且建立新的联系的纽带”，一种获得他人信任的符号表征；同时，对收礼者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本，这种合法的“非法集资”有助于缓解人们升学、买房及装修或者还贷的燃眉之急，另外也是下一次人情来往的“保证金”。因为，“礼物交换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法律的方方面面。”[4]

参考文献：

[1]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

[2]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布迪厄.实践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马塞尔·莫斯.礼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