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和马克思主义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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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和马克思主义

胡慧师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东莞523070

摘要: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观点,即马克思由于过于相信人性,才将未来悬想为一个乌托邦之梦:共产主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马克思的一切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其称说的未来“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现实”发生变化的可能之一。本文将以“现实”、“悲剧”和“未来”为辐辏之点,阐释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一辩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现实悲剧未来

以“太过相信人性”为底据的“乌托邦之梦”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非难之一。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所言说的促生“未来”的因素存在于充满矛盾的“现实”中;“人性”并无任何价值底色;“机制”作为中介的调节作用是矛盾是否继续在“未来”存在、“人性”之高下的关键。出于对未来的乐观仰望、基于对现实的悲观关照,“乌托邦”实属悲剧性的言说。未来作为一种悬设,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言说的必要,因为它是复杂的。但不同于乌托邦所悬想的未来,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具有实践的价值,而之于伊格尔顿,这种未来仅仅是个导向。

乌托邦视域下的未来,是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的。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可能是最早涉及乌托邦的,其中描述了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莫尔的《乌托邦》或许也可视作乌托邦在文学上的自觉,书中向观者描述的是一个无人到达也无人知晓的理想社会。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乌托邦称说或许可以称为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悬想。但如果从乌托邦的内涵来说,即作为乌托邦精神一维来说,其肇始或可论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尝试着为未来社会建构出一个有序且符合绝对理念的城邦。反乌托邦的出现,即作为批判方式的乌托邦,或可看作对乌托邦的又一次召唤,这种理路的遗踪在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依稀可见,论述了乌托邦思想在时下的尴尬处境,即穷人不再相信乌托邦,富人忽视乌托邦。雅各比反对将乌托邦具象化,提倡一种反偶像的乌托邦,即间接引证乌托邦的正确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与乌托邦毫无瓜葛,相反,除了其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马克思的逻辑也在于根植于对现实的干预,并不试图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作描述。

共产主义的未来,是马克思从现实中推断出的未来,它仅仅是现实行进中的一种可能。如前所述,这种可能被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也可称作“真正的集体”。在这样的一种集体中,矛盾并不是不存在的。依照马克思对人性即物种的存在需要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机制只是最好地管理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矛盾仅仅作为暂时的和解。至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否一定提升人的道德,马克思的观念也是模糊的。就物质满足于精神富足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仅仅认为,前者的实现会断绝精神滑坡的某些根源,并没有作决定性的观点。之于前者的实现是否能够促成精神的高尚,马克思仍然没有言明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促成与阻碍的关系。马克思主张发挥机制的中介作用。从长远来看,是教育这种机制改变了人们所固有的精神图式和价值建构。

伊格尔顿视马克思所言说的共产主义为一种真实的、需要为之奋斗却不一定要实现的未来。如前所述,马克思语境下的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全部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为前提的,而“我”的自由的实现势必与“你”的自由是相悖的,换言之,全人类共同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此外,之于平等,就伊格尔顿的视域来说,马克思对于平等的界定同样是基于人作为物种存在的需要来说的。由此,马克思所说的平等是从现实每个人的需求的角度说起的,而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是从机械的给予这一手段来说的。综上,乌托邦式的悬设正在经历着由悬于现象向干预现实的过渡中,共产主义式的未来是通过干预现实进而无限趋近浸润着完满的光源。

凝视现实是马克思本身的批判性所决定的;对于未来的悬疑也是由其批判性思维所导向的自然向度;对于现实的绝对批判,使其对共产主义式的未来只能作内容上的描述,而无法具体描绘其形式。尽管它的机制中介理路是未来得以呈现的基石。而笔者认为,马克思将人性的高尚归因于机制的本质却是值得商榷的。与马克思一样,笔者也反对把人性看作是历史或者社会得以前进的根本动力,反对以人性为基底构建的社会进化论或退化论。但是,与马克思将人性等同于人的通性进而等同于每个个体作为物种得以存在的基本需求的观点不同,笔者将人性看作是人之为人的属性,在本体论意味上,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人性是完全独立的。马克思所说的个体作为物种存在的必要需求,在笔者看来仅仅是人存在的一个方面,即对待向度上。与之相应,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种它仍有作为特殊物种的必要坚守,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人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无待向度。所谓对待向度,也可解释为是人为了生存而向外发力的结果,如生产;所谓无待向度,或可解释为人得以坚守自己特殊性的向内持守的品操,如善。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的界说之所以模糊不清,或许是因为这两种向度上延展而出的历史本来就呈现出交织或者错致的状态。即便是伊格尔顿,也对物质富足是否导致精神高尚的关系尚且保留了可能的向度。

参考文献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69页。

作者简介:胡慧师(1992.5~),女,广东深圳,广东科技学院,助教,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