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底层人的生存哲学——论余华的创作

揭示底层人的生存哲学——论余华的创作

李伟华

李伟华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余华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创作显示了先锋派的转变。就余华的写作风格而言，由先锋的“暴力美学”转变为悲悯姿态中的“温情受难”。本文主要探讨余华在90年代初的创作中呈现的底层人的生存哲学，即坚韧与谎言下的生存。

关键词：转型；坚韧；谎言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77-01

20世纪80年代，余华以先锋的姿态闯入文坛，他的暴力美学、“暴君式”的叙事方式曾受到了人们的争论与探讨。90年代初，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重要代表作的相继问世，在文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凭着这两部作品余华在国外屡屡获奖，给中国当代文坛以巨大的鼓舞。这个阶段的余华已将将视角转到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以一种悲悯的姿态发出人道主义的呐喊，引人深思。

生命的坚韧——《活着》

17世纪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就说：“我们永远也没有在生活着，我们只是在希望生活着：并且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能够幸福，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这些话十分精准地诠释了《活着》所要表达的“人，可以坚韧地活着”的思想主题。曾被认为“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喳子”[2]的余华认为“‘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3]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福贵的形象，“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一样黝黑”[4]“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5]。一个家庭的苦难的故事就从对一个承受岁月蹉跎的老人的描述展开。福贵一家人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这是在社会动荡年代底层人无法摆脱的身份——永远的受难者，这也是余华一直信奉的理念——人生来是要受苦的。无论怎样的挣扎都不免于被迫承受并承受到底的命运。

从《活着》的文本中，显然可以看到死亡与贫困造成了福贵一家人坎坷多难的生活，而贫困又是直指死亡的。凤霞的哑巴，因为没钱供有庆上学而被迫将凤霞卖给别的人家，家珍由于不舍得花钱看病而死，苦根则因为长期的饥饿吃豆子饱食撑死。余华也隐约地向读者表达着社会环境给底层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实际上，正是由于社会致使人们的生活如此的艰难。福贵被抓去当壮丁，有庆因为献血过多而死亡。余华并无意将矛头指向社会，他只是客观地呈现底层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幸，但这些不幸都直指死亡。

一系列的“死亡”使得《活着》充满了艺术的张力与细腻的情感，用反复的死亡来表现死亡对活着的人的不停息的折磨，并由此展现福贵历经多次死亡后超脱、旷达，看透生死的心境。福贵，作为底层人的缩影，经历了最最痛的苦难，他对于命运没有任何的反抗方式，唯有活着，而这恰恰是对于命运、对于死亡最好的反抗方式，一种无声的反抗，一种对命运骄傲的嘲笑。凭借这样一种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福贵平静地活着，不再有任何的欲求，只想活着，“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了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6]。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对那头同样叫着“福贵”的牛说的话，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也耕了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7]。从平静归于平静，而中间的叙述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乎没有引起福贵自己心里丝毫的波澜。福贵的心里并不是万念俱灰、行尸走肉般地存活着，他依旧想念自己的亲人，回忆往事，，以一种鲜活、旷达的生命状态存在着。没有歇斯底里的喊叫，没有痛不欲生的嚎叫，福贵只是娓娓道来这如此多难、坎坷不幸的一生，默默体会着一份只属于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展现一种面对死亡的超脱与平静，谱写一曲生命坚韧的光辉篇章。

谎言的力量——《许三观卖血记》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一向着迷的“死亡”主题已经不复存在，而一贯“冷漠无情”的余华却用幽默轻松的喜剧式的文笔讲述了一个送茧工许三观长达半个世纪的卖血的故事。幽默成了人类超越困境的一种坦然态度，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手段。同样是作为底层人，许三观没有像《活着》中的福贵那样有着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而实际上，大多数底层人并不是都像福贵那样经历大灾大难，多是如许三观这样被日常生活中的事务缠身。

在小说的一开始，一个巨大的谎言就已经形成。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与四叔的对话，以及桂花的退婚，都证明了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不结实，只有通过卖血才足以证明身体的强壮。当许三观出于好奇和阿方、龙根去卖血后，得到了三十五元钱，并顺利地把“油条西施”许玉兰娶回了家。在这个地区根深蒂固的卖血即是身体好的观念下，许三观第一次尝到了卖血的甜头。而许玉兰试图以她父亲的话来戳穿许三观等人许久以来的谎言时，此时的许三观已经将谎言“转化”为了真理，而确凿的事实摆在眼前，许三观也得意于自己的卖血经历。许三观等人也同样明白血是人身上宝贵的资源，所以每次卖血前后，都有一套庄重的仪式。卖血前先要喝上八大碗水，认为是把血冲淡了，卖血后一定会到胜利饭店去吃爆炒猪肝，喝上二两黄酒，还要把黄酒温一温。许三观等人认为猪肝是补血的，黄酒是活血的，这体现的正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崇拜，而这套仪式反过来又重新鼓励人们去卖血，正是这套仪式告诉人们，虽然血是人身上宝贵的资源，但却是可以通过这一套仪式而重新获得的，而不会引起人们内心对于卖血这件事的恐惧。于是人们就在卖血这件事上心安理得，而一个巨大的谎言就这样被人类庄严的仪式天衣无缝的掩盖了。

小说中许三观执着地相信这个谎言，显示出荒诞的色彩，“在荒诞的世界中人最终能够坚持一种信念——担当荒诞即是欢乐”[8]。许三观十二次卖血，七次是为了一乐，一次是为了二乐，一次是为了全家。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每当家庭遇到困难时，许三观就到血站去卖血，拿到三十五元钱。生活每一次都因为许三观的卖血而有所好转，虽然余华笔下的卖血显得并不血腥与残忍，只是一个单纯的输入输出的过程，但是血毕竟是人身上有限的资源，是与生命的存活息息相关的。

许三观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卖血证明其活力的存在，证明他在家中的地位，以一种扭曲的生活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肉体的生存与精神上的活跃。而生命的坚持是从一个荒诞的谎言开始的，就是因为对于这个谎言偏执的信任，才让他认定由卖血带来的价值以及自身生存的价值。许三观的卖血始于好奇，终于慰藉。最后一次去血站为自己卖血，血站不要，说他的血只配去当油漆了，让他泪流满面，卖血实际上已经升华成为一种人生仪式和人性仪式。就这样，许三观将自己的卖血生涯中，许三观以卖血的方式完成了对全家苦难生活的拯救的奋斗目标。

以幽默喜剧的口吻叙述这个谎言以及深信谎言的人们，我感到了些许的悲哀。一个原本荒诞残忍的谎言却没有一个天真的孩子告诉他们皇帝其实什么都没有穿。没想到这个孩子和人们一样深信着这个谎言，不能否认许三观等人的心地是善良淳朴，而就是这样善良的人却被这样残忍的谎言迷惑着。善良的人在受难，并且在愉快的受难而毫不知情，正在享受受难的过程，这恐怕是最大的悲哀。

无论是福贵的坚韧，还是许三观的“微笑着受难”，底层人身份卑微，没有过多的生存要求，只希望活着——这是最低微的要求，于是才能够从生命里产生极其强大的力量，发出生的呐喊。

注释：

[1](法）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温儒敏，赵祖漠.《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4][5][6][7]余华.《余华作品：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

[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李伟华（1987—），河南郑州人，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09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