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具体案件的认定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具体案件的认定

童帆

在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最受争议的是有关“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虽然百家争鸣，但多为学术理论方面，相对于具体案件的分析却不甚了了。笔者从事公诉工作多年，期间接触了大量的交通肇事案件，其中最难办理的就是“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认定。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几个典型案例，拟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多种情形进行具体分析，以供实物界探讨。

案例一：甲违章超速驾驶，将行人乙当场撞死，甲在不知道乙的死活的情况下，置之不理而逃离现场。

案例二：甲酒后驾车，将乙撞成重伤；甲下车后发现乙流血不多，以为轻伤，过于自信的认为不致发生严重后果，遂驾车逃离现场，后乙因内伤严重而死亡。

案例三：甲酒后驾车，将乙撞成重伤，遂逃离现场，逃逸中慌张，加上天色昏暗，又将丙当场撞死。

案例四：甲酒后驾车，将乙撞成重伤，明知乙可能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情况下，置乙于不顾，逃离现场，之后乙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案例五：甲酒后驾车，将乙撞成重伤，在逃逸途中对公路上其他行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而又撞死丙。

案例六：甲驾车超速形式，将乙撞成重伤，甲明知乙可能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的情况下，置乙的生死于不顾，驾车逃离现场，后乙因在公路上爬行求救，又被丙的车所撞致死。

案例七：甲酒后驾车，将乙撞成重伤，在围观群众的压力下，佯装将被害人乙送往医院抢救，却将其中途抛弃，后因延误救治而致乙死亡。

案例八：甲违章驾车，将乙撞成重伤，但并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甲逃离现场，后乙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笔者先分析案例一、二、三。首先，在案例一的情况下，甲虽然主观上存在对受害人死亡结果放任其发生的心理态度，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但其逃逸行为与受害人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是先前肇事行为造成受害人死亡，因此甲只需对先前肇事行为所导致的死亡结果负责，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且由于有逃逸情节的存在，应以第二档法定性处罚。在案例二中，肇事者甲在将乙撞成重伤的情况下，因没有履行及时抢救的义务，而是逃离现场，导致乙的死亡，在这里甲的逃逸行为是导致乙死亡的关键因素，具有因果关系。综上分析，案例二情形下，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条件，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以“因逃逸致人死亡”法定性处罚。案例三中甲在逃逸中，违反注意义务，因过失造成丙死亡，甲的逃逸行为与丙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笔者认为在案例三的情形下应当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性幅度。因为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范围和构成条件看，因过失在逃逸中再次致人死亡的应当适用；况且在案例三情况下，实际上甲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的数罪，同种数罪应当从重处罚，因此将这种情形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来处理，不会造成量刑上的不适宜。

在分析了案例一、二、三之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分析案例四、五、六、七、八。实际上这五个案例分别提出了五个问题，需要加以阐明。笔者将案例四所涉及的问题单独分析，而其他四个问题一并解决。

（一）行为人放任受害人的死亡而逃离现场，后因无法获得救治而死亡情形的处理

刑法将不作为犯分为真正不作为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要件：1.行为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作为义务；2.行为人能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3.作为义务之不履行与危害结果之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确定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条件必须先从作为义务方面着手。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所产生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1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在先前肇事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罪的情形下，由先行的肇事行为引起行为人积极履行救助和抢救作为义务，即属于先行行为引起行为人实施某种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2

在论证了交通肇事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而产生某种特定作为义务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还必须确定这种先行行为引起的具有使死亡危险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这种现实危险性从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支配力度看，一种是当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处于绝对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倚赖肇事者的保护，排斥了他人进行救护的可能性，由于行为人不予救护，导致受害者死亡；另一种是在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基本上处于排他性支配关系中，行为人虽没有控制死亡结果进程，但因其具备了现实危险性，仍可以肯定其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综上，在处理案例四的情况时，不仅仅根据甲主观上的放任态度，同时必须结合行为的方式、地点、环境情况、被害者受伤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行为人的不作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危险结果具有现实危险性时，同时对被害人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时，才能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并与先前之交通肇事罪实行并罚。当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持有间接故意，仍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鉴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定罪量刑。

（二）案例五、六、七、八的问题的具体处理

案例五所要解决问题是行为人造成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置公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在逃逸中又撞死其他人。与案例三相比较，在主观方面，前者属于间接故意，而后者是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在客体方面，前者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而后者侵害的是特定主体的生命健康，笔者认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分析，行为人再次肇事的行为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对甲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案例六实际上是要解决因其他因素介入直接导致受害人死亡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的处理。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存在条件说的因果关系论和相当因果关系论，前者认为只要在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的关系即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这种必然性条件关系，就可以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后者认为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按照人类社会生活上的经验，存在基于其实行行为一般就发生某结果这种可以说是相当的关系时，就认为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3在该案的情况下，甲的逃逸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并不构成相当因果关系，而是由于乙之后的撞车才直接导致乙的死亡；也就是说根据犯罪构成原理，行为与结果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就不构成犯罪，因此甲在主观上放任的前提下，即使其逃逸行为对乙的死亡结果确有现实危险性，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导致乙死亡的，甲不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但是甲的行为是否应该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幅度，值得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甲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乙的死亡的因果关系并不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中断，相反，而是因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产生，即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导致了乙的死亡结果的发生，使得甲的逃逸行为也成为乙死亡的一项重要条件，从条件说的因果关系出发，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就是受害人死亡的一个原因。

案例七也就是我国刑法界上通常认为的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形，即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移弃、抛弃或隐藏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情形。这种情形构成故意杀人罪是确定无疑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1.在先行肇事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如何量刑；2.移弃、抛弃的地点、时间不同，对于构成故意杀人罪是否有影响。关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观点不尽相同，4但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犯罪个数是由犯罪构成要件决定的，在案例七的情形下，甲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后的移弃或抛弃乙，致乙死亡的行为又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两个构成要件，在量刑上应当数罪并罚。至于第二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司法实务界通常认为，白天或市区的情况下，被害人极易获救，如果死亡，则可推定并非肇事人逃跑行为的结果，而是交通肇事的结果，但在深夜或偏僻地带被害人很难获救，其死亡与移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可见，在处理移弃逃逸案件中，弃置地点的差异对于行为定罪量刑有较大的影响，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案例八中，甲违章驾车，将乙撞成重伤，由于不存在《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一）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因而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之后甲逃逸，并且逃逸致人死亡的，是否适用第三档法定刑幅度，即是否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条件。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虽然不具备解释中的二条第二款第（一）至（五）项的情形，但是由于甲肇事后具有逃逸行为，符合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在构成交通肇事罪前提下，主观上基于过失而致乙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的理应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幅度。笔者认为这里仅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即可，而对其先行的肇事行为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江干检察院公诉科）

1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2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因此交通肇事后行为人负积极抢救受害人的特定法律义务已为法规所明确规定，成为行为人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

3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2页。

4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没有前一个交通肇事行为就没有后一个故意杀人行为，因此，根据吸收犯的有关理论，应由重罪吸收轻罪，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参见胡鹰著：《过失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具有牵连关系，应该根据牵连犯的有关理论从一重处罚。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犯罪案例丛书》编委会编：《刑事犯罪案例丛书》，中国人民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笔者赞同的是第三种观点，即认为这里构成两个犯罪，应当数罪并罚。参见刘艳红：《再论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