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程的诗教思想与诗歌创作

论二程的诗教思想与诗歌创作

赵前锋

河南省社旗县陌陂镇中心校

摘要：二程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们的诗教思想和汉儒相比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提供了更灵活的诗教观点和解诗方法。这也间接的体现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程颢的诗有很多独特之处。程颐与其兄在诗歌作品上的显著区别也是由他们诗教思想的差异所决定的。

关键词：程颢；程颐；宋代理学；诗教；诗歌

宋代程颢和程颐兄弟，并称“二程”，上继开理学先河之周敦颐，下启集理学大成之朱熹，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发展史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奠基者，其创建的“天理”学说对其后明代“心学”和清代“宋学”影响极为深远。因为从元代以迄清末，程朱理学一直是高居庙堂之官学，二程之学的影响也自然渗透到经史子集等各个社会文化领域。但是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除了钱钟书、程千帆和马积高等先贤之外，大都把二程仅作为理学家对待，很少有学者把二程当成诗人对其诗教思想与诗歌创作进行专题学术考量。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唐宋诗之别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宋明理学家就是“另外一种人”，在作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仍念念不忘“天理”，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二程密不可分，足见研究二程诗歌的必要性。

二程虽是同胞兄弟，但性情凡俗冷暖大有之别。面对繁华的市井勾栏瓦肆娱乐场所，二程兄弟心态迥异。大程能让门生感到“如坐春风”，而小程则令门生有“程门立雪”。这种个人性情意趣的差别对诗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或许正是二程兄弟诗歌作品多寡差异的根本原因。据《二程集》和《全宋诗》，程颢存诗67首，程颐存诗仅3首。

查学术界研究二程与诗歌的相关论文，专门或分别论述二程诗歌作品论文有9篇。其中徐仪明《理学家程颢及其诗》、张文利《二程的文道观及其诗歌创作》、姜海军《二程文道观及其时代性分析》、罗旻《程颢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意趣之观照》等四篇论文，基本都是将二程视为理学家而非诗人进行研究的。因为宋代诗人大多兼具：诗人、官员、学者三重身份，所以这种执其一而忘其二研究视角下的学术作品就难免存在局限性。特别是性情旷放而诗作存世较多的大程，在诗文创作过程中，往往暂时摆脱理学家身份，跳脱出理学思维框架，其作品不时流露出清新天然意趣，因而不能以二程为例简单贬抑宋诗存在义理化、思辨化、议论化、才学化和散文化的弊端。相对而言，王利民《二程的诗歌创作轨迹与交际领域》一文，因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二程家学传统和日常交游而略有新意。另外，近年来还有三篇硕士论文研究二程诗歌创作，魏崇周《二程文论与诗歌研究》、张丹《二程文学思想及诗文研究》、李巧灵《二程文学思想研究》，三文在探析二程诗歌创作时在材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方法上大同小异。其中张丹对程颢诗歌从纪游、咏物、写景、唱和、寄赠、悼亡等方面分别研究，[张丹.二程文学思想及诗文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这种学术分类渐被学界所借鉴。综观通审，上述对二程诗歌的研究依然没有跳出将二程限定为理学家而非诗人看待之窠臼，对于二程之诗歌创作思想动机和诗歌作品本身也缺乏立体全息的认识。

一、二程的诗教思想

宋代理学体系内部，有濂、洛、关、闽之分。在理学“北宋五子”之中，周敦颐代表濂学，二程之学出身于周濂溪之门，二程和邵雍共创洛学，二程亲戚张载独撑关学。经二程门生杨时学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学传朱熹而有闽学。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关键。因此侯外庐先生主编《宋明理学史》认定：“程颢和程颐开创的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洛学才是理学的典型型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第127页。]尽管二程在道统义理学脉上与周濂溪和邵康节最近，但二程的诗教思想却是相对独立于周敦颐和邵雍的，并且相比汉儒经今古文的“以《诗》为政”前进了一大步，撮要而论，盖有如下三个特征：

其一、将《诗经》视作修身养性的读物，不重训诂而重吟咏，在《诗》的功用上恢复了其原始的主旨。“二程”对于汉代以来传统诗教理论所重的训诂和美刺功用不屑一顾，程颐甚至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07.第1185页。]他们提出了学《诗》之法要返璞归真：“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二程认为解经是徒劳的，只有像先秦孩童学诗那样诵读才是了解诗经妙诣的必由之路。“明道先生善言《诗》，未尝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宋)王柏著,顾领刚校点《诗疑》,北京:景山书社1930年版,第24页]

（2）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二程在“比兴”中更重“兴”，“古之学者必先学《诗》《书》，则诵读，其善恶是非劝戒有以起发其意，故曰兴。”[（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07.第396页]

（3）他们继承了《诗大序》的观点，认为“夫子删之，得三百篇，皆止于礼义，可以垂世立教，故曰‘兴于诗’。”[同上，第1046页]他们认为“孔子删诗”确有其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择，不特合于《雅》、《颂》之音，亦有择其合于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浅深者，亦有元无次序者。’”[同上，第28页]而且更加进一步认为“诗三百”是有共通的主旨所在的，即“义理”：“孔子删诗，岂只取合于《雅》、《颂》之音而已，亦是谓合此义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类，其义理，非人人学至于此，安能及此？作《诗》者又非一人，上下数千年，若合符节，只为合这一个理。若不合义理，孔子必不取也。”[同上，第40页]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身。

（4）特别重视孔子“思无邪”的诗教宗旨，“思无邪，诚也。”“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同上，第41页]，希望秉持着“诗言志”的观点读《诗》，荡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明道尝言：‘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同上，第428页]

（5）重视诗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经世致用”是二程诗教思想的第一要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同上，第261页]希望通过读《诗》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之后朱熹的《诗集传》深受这些诗教理念的影响。

二程的诗教思想和他们所开创的洛学理学思想系统密不可分，但是在他们的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诗教思想更通达的程颢较之程颐就能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存世。当理学家作为诗人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比起唐诗另具一种别致的韵味。

二、程颢的诗歌创作

之前对于程颢诗歌的研究普遍认为：“以其从政经历为背景和线索，程颢的诗歌创作可以四十一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程颢归洛后，从政治转向了学术，人生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明显反映在了其诗歌创作的各类题材中。”熙宁五年（1072年），程颢四十一岁，这一年他因为反对新法被罢官。但是以这个事件作为时间点来对程颢诗歌进行分析是比较牵强的。笔者试图通过二程的诗教思想来解读他们的诗歌作品，找出其中一以贯之的规律。

在2008年上映的由大卫·芬奇导演的电影《返老还童》，讲述一个婴儿刚出生时是耄耋老人之相，随时间流逝越活越年轻，一直在逆生长，等别人垂垂老矣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婴儿。这也可以作为程颢诗风嬗变的写照——和大多数诗人的诗风由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到年迈时的老成持重不同，作为诗人的程颢的诗歌创作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由老气横秋到少年意气的奇路。

笔者按照程颢的人生经历，将他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少年老成”。这段时期从程颢少年时期到熙宁二年三月被王安石提拔为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为止。这段时期，程颢少年老成的人格和哲学思辨的视角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这段时期的作品很理想化，体现的是理学家刻板、方正的形象。

程氏门人河间刘立之曾说：“先生幼有奇质，明慧惊人，年数岁，即有成人之度。”《酌贪泉》：“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07.第328页]程颢深受周敦颐思想中释道思想的影响，和佛偈“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颇有相似之处。他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有非常高的道德品质要求，严格的克己，这一点体现在了他前期的所有诗文当中。

嘉祐四年，程颢作《春日偶成》：“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实际上，此时的程颢还不到三十岁，方当盛年，竟然已经要“偷闲学少年”了。他的“偷闲”并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忙里偷闲”，偷得是该诗前两句描摹意境之闲。作为理学家和政府官员，他是时刻以至高道德标准来苛求自己，人未老心已老。直到此时给自己的放了片刻的假，才流露出一点融入自然的快慰。

与这首诗相对的程颢晚期写春天景色的的作品《晚春》：“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间几悲歌，况复多聚散。青阳变晚春，弱条成老干。不为时节惊，把酒欲谁劝？”这时候程颢开始步入晚年，已经经历过许多悲欢离合，但是这首诗相较前者反而更为自然，流露出了更多的真情实感。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程颢29岁，写下了《游鄠县山诗十二首》、《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兴宗》、《郊行即事》、《春日江上》、《题淮南寺》、《桃花菊》、《中秋月》、《盆菏二首》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纪行或状物，但凡言及景物，一定要反观自身，将话题引到理学和心性上。如《桃花菊》：“仙人绀发粉红腮，近成武陵源上来。不似常在羞晚发，故将春色待秋开。存留金蕊天偏与，漏泄春香众始猜。兼得佳名共坚节，晓霜还独对楼台。”首联颔联颈联均是规规矩矩的咏物，手法多样，体现了程颢非常身后的文学修养，但是尾联大煞风景，将“兼得佳名共坚节”作为全诗的基调。

这一时期的程颢作品大多是这种类型，既有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灵动豪壮，又有“天理”思想对其诗风的钳制。这种奇妙的违和感不仅出现在程颢身上，也体现在许多宋代理学家的诗歌作品当中。

第二个时期：“经世致用”。这段时期从熙宁二年到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二程居洛讲学。熙宁二年，程颢在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供职期间，同僚中有王安石、苏辙、孙觉、李常等诗文名家，按说应当出现“诗文唱和”的盛景，应有许多佳作传世。但当时新旧党争的政治压力消磨掉了程颢创作诗歌的热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诗歌作品。

许多文豪聚集在一起共事许久而没有大量作品问世，甚至死气沉沉的一片沉寂，这重状况在唐代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宋诗在发展过程中，很受政治上党争的制约。程颢少年时的理想在“经世致用”的实践中经受到严峻的考验。

程颢的诗歌创作一直沉寂到熙宁十年春，吕公著起知河阳，河南府尹贾昌衡率同司马光、程颢在洛阳福先寺上东院设宴饯行，程颢在席间写下《送吕晦叔赴河阳》：“晓日都门飓旆旌，晚风铙吹入三城。知公再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程颢说吕公著“不是寻常刺史行”是因为他是被宋神宗起复的官员，也承载了他本人在旧党政治阵营的理想。后来程颢又写了《赠司马君实》：“二龙闲卧洛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他一再提到“苍生”，说明他的政治理想和儒家诗教中“治国齐家平天下”是分不开的。只是在理想的实践过程中，他一直很不顺利，因为他是一位理学家，而不是懂得审时度势的政治家。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程颢41岁，以照顾父亲为由罢归洛阳，得有机会与邵雍唱和，创作了：《和尧夫西街之什二首》、《游月陂》，《新晴野步二首》、《象戏》、《赠王求甫铁如意》等诗。这是程颢诗风向平和自然过渡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童心未泯”。

这段时期起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程颢43岁，二程居洛讲学。自此，程颢的志趣开始由政治转向著书立说，游园赏花，其诗歌真正开始反映“洛学”中有关“性情”的思想，诗风才臻于圆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和邵尧夫打乖吟》、《和邵尧夫首尾吟》、《和邵尧夫西街之什》、《秋日偶成》、《九日访张子直承出看花戏书学舍五首》、《子直示以新诗一轴偶为四韵奉谢》等。有代表性的是和邵雍的唱和诗《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仅把笑谈亲俗子，德荣犹足畏乡人。

圣贤事业本经纶，肯为巢、由继后尘。三币未回伊尹志，万钟难换子舆贫。且因经世藏千古，已占西轩度十春。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这时候从他的诗中再读不到说教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平和的生活气息。这主要是因为他生活环境的改变，大半生仕宦沉浮逐渐磨砺了他立志成为老成的经学家的初衷，晚年的程颢选择了平和冲淡和充满意趣的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程颢晚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基本摆脱开理学思想的束缚。

三、作为陪衬的程颐诗作

相比他兄长67首的创作数量来说，程颐仅存3首诗作，这和他理学、经学大家的身份不符。其根源在于二程之间在诗教思想上有深刻的分歧。

吕大临有一首《送刘户曹》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程颐评价说：“此诗甚好。”[1](p239)以唐诗的审美标准来看，这首诗缺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韵味，是将宋代以议论、以才学为诗的诗风发展到极致的产物，甚至已经有些病态，因为这首诗已经抛弃了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所固有的韵律美。程颐认为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而且补充说：“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乐人，非俳优而何？”这种极端的文道观是将“诗”和“文”划了等号，认为诗歌要和文章一样抛弃外在的文采，不能让华丽的辞藻和多变的文学形式影响“道”的表达。

他自己的诗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现存的诗作是一首纪游诗，两首寄赠诗。纪游诗是《游嵩山诗》：“鞭羸百里远来游，岩谷阴云远不收。遮断好山教不见，如何天意异人谋？”与其说是对天气变化以至于观景不成的遗憾，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格物致知”和“天命”观的思考，不脱宋诗以文为诗的窠臼。另外两首寄赠诗：《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和《谢王佺期寄丹诗》。

《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诗云：

词华奔兢至道难，茫茫学者争驱驰。先生独奉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

志期《周礼》制区夏，人称孔子生关西。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徒而为。

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今朝有客关内至，闻从大幕征南垂。

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张螗臂抗天威。圣皇赫怒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羆。

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蕞而小蛮何足珍，庶几聊吐胸中奇！

这是写给二程的舅父侯可的，基本采用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甚至稍加改动便是一篇很工整的韵文。基本谈不上有诗意，和其兄程颢早期的作品类似。

二程兄弟之间在诗教思想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最突出的差异在于程颢解诗比程颐更为灵活多变，更多的注意到《诗经》刻画人性和舒缓性情的美学作用，程颢曾说“兴于《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07.第366页]可见程颢对于孔子学说中“吾与点也”和“思无邪”的人生理想有过深深的共鸣，换言之，程颢比程颐的诗教思想更为人性化，更贴近生活。陆九渊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市：中华书局,1981.07.第401页]程颐的诗教思想就很刻板了，不再考虑文学作品道德范畴以外的价值，遗憾的是，后世理学家的诗教思想对小程的继承反而更多一些。

虽然二程兄弟都反对“文以害道”，但是只有程颐将诗歌创作中的文采视为传道的大敌，他说：“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某所以不尝作诗。”说明程颐极少作诗并非是缺乏写诗的才能，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专力作诗的作家和这种文学体裁本身所持的刻板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