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煜词中的生命意识

论李煜词中的生命意识

娄婉莹

河南大学

摘要：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李煜是一个传奇的存在。他是词人，他是皇帝，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一生当中，充满了种种的悲剧。李煜词中充斥着感发生命的力量，本文结合晚唐五代的社会背景、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佛学思想的影响等问题探讨李煜词中的生命意识，具体体现在忧患情绪、向往自由、生死探讨几个方面。

关键词：李煜词；生命意识；忧患；人生体验；佛教影响

唐宋之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各地方势力占土为王，形成多个并立存在的政权，这便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五代十国时偏霸一方的小国，然而与其他南方偏据政权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都显赫一时。李家三代治国之才一代不如一代，祖父打下的到李煜手中已是岌岌可危。李煜的词作中流露着鲜明的生命意识。李煜由皇帝沦为囚徒,经历了极乐与极悲的一生。这种两极体验加深了他对人生的思考,而艺术家的灵心锐感,更帮助他把这份深沉的生命感喟宣泄在他最擅长的词作之中。王国维称他的词作是“以血书者”，又“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道出了后主词中感发生命的力量。

一、时代下的忧患意识

生与死,存在与消失,是人在自身生命意识觉醒后最先遇到的课题。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热爱生命，却忽视了如何面对死亡。人寿的短促,岁月的瞬逝,青春难以久留,衰老不期而至……这一切带给人强烈的焦虑与不安,造成了深沉的忧患情绪。这种对自然生命的忧患是人类的生命意识在最基本层面上的体现。

人有七情六欲，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主观意识必然会对客观物质世界产生极具多样性的反映。在各种存在的反映之中，忧患感与生俱来并显得尤其重要。一帆风顺常常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冀，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正因为现实生活往往与人类精神世界对未来生活的主观臆断和期许难以完全吻合，感伤的情绪和忧患的意识时常伴随在人们身边。但人类的忧生之嗟又不仅仅是对自然规律的慨叹,更是现实问题的反映。创作个体的思想意识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人心态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唐末以来:“干戈饥馑,暴敛横征,而民不聊生。武夫悍卒,逞其武力,嗜杀为雄。于是人以苟得为荣、苟免为幸;贬气节,压谦耻而惜矣。”在唐末五代混战不休的局面中,南唐面临后周和宋的巨大威胁,自中主李璟继位以来,国家便逐渐走上了兵败受侵的道路,这样的时代特征对李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李煜前期那些情欢意惬的作品背后,已透露了一种不安,这正是那个时代忧患意识的普遍体现。亡国前的生活应该是奢华的、惬意的,但李煜却总能感到一种圆满表象下的不圆满,欢乐外衣下的忧患。他喜欢在词中描写热闹场面过后的冷清：“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珠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谢新恩·庭空客散人归后》）“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在这里,作者将热闹的宴会场面避而不提,只是着重描写庭空客散之后的冷清,而这种冷清又是以整个欢宴的场面为背景的。这一热闹一冷清的对比，使人感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失落与怅惘。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似乎预示着南唐也终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二、个体情感的体验

李煜命运多舛，本无意于帝位，却因缘凑巧做了君王；当上君王后想重振霸业，无奈与北宋实力相差悬殊，难逆时局；兵败出降为保全性命，可怜沦为阶下囚三年便被害而亡。加上经历了父皇陨殁，叔父被杀，长兄暴毙、幼子早夭、发妻病逝，兄弟分离的痛苦遭遇。这一沉浮不定的人生，困厄重重，对南唐前途的绝望和失意人生的无奈积压在他的心头无法缓释。在李煜看来，拥有尊贵的皇位和无尽的荣华富贵并非生存的目的，而心灵的自由与安宁才是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按照这样的个性，他最适合于做一个放荡诗酒的文人墨客，而他也的确“思追巢许之遗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世家》、《续通鉴长编》）。李煜所作《渔父》二首，其中“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和“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

李煜遭遇到错位的人生，在不可预知的命运面前感到了个体的力量激小。他本无饰演这些角色的心理准备与期待却被命运不知是福是祸地选中，将至高无上的社会身份赋予他。用李煜自己的话说，他“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円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李煜《即位上宋太祖表》）。他在承担角色意识的过程中感受到挫败与无力——角色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无奈。高高在上的角色、身份却成了桎格自由心灵的牢房、枷锁，只能造成心灵的煎熬、痛苦。种种的打击和挫折使得他只想做一个拥有自由心灵的真正生命个体，而不是负荷如此多使命重任、命运操纵于他人之手的无生命工具。他不再愿意顾及社会规定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愿问问自己的内心‘我想’做什么；不再愿意充当某种社会整体思想利益的代言人，而只愿意顺从生命个体自身发出的需求，体验、观照独立的个体意识。于是，他转向了心灵世界，或在歌舞升平中、在佛国的清凉世界中寻求一时的解脱，或在放荡不羁中、在对森严戒律的叛逆中找到一时的快意。当然，更多地还是借助艺术的形式予以宣泄。“他的文学创作就充当了释放其生命冲动的媒介。借助艺术，他将心灵中的苦恼尽情流淌，将挫败感、焦虑感深切刻画。”①于是李煜用词记录下了这种意志受挫的苦闷，千百年来触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弦，使得读者的灵魂与他的情感一同颤抖一同摇曳，遂产生极大的共鸣效果。他用发自内心的文字为自己戴上了“心灵之帝”的桂冠，为自己赢得了真正的解脱。

三、佛学影响下的生命感悟

在五代十国那样战乱频仍的时代，下层百姓忧生患死，上层贵族朝谋夕虑，同样对未来充满了担心和恐惧，大家都迫切需要一个能抚慰灵魂的良方，佛教适时担当起这样的重任。李煜一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巨变的遭遇，正好鲜明地印证了佛家所标示的生命历程：‘成、住、坏、空’这四个连续性的无常劫变”②。

佛说“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在第一位，人生如苦海泛舟，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苦，众生在其中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佛教的宗旨就是让众生得到解脱。李煜从中主那里接过的是一个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国家，他焦神劳思但御下乏术，常觉有心无力，再加上久病不愈，体态渐虚，不惑之年却已如老人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加，身心开始衰损，于是就生出种种的苦受，这便是老苦。李煜即位后甘为人臣，对北宋极尽恭敬之心，并无意争霸天下。然而，赵匡胤只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绝了他安度此生的念想。李煜用各种办法希望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终究还是实现不了，这叫做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是世间最普遍的苦，因为人的欲望太多了，满足不了自然就成了苦。

李煜在身心煎熬的时候想到的是到佛教里找解脱的法门，他将日常生活和佛理相联系，化入他的诗词创作当中。李煜的诗词中频繁地出现“空”、“梦”等词语，如：“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想得玉楼遥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宴罢又成空，迷梦春雨中”（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谢新恩·秦楼不见吹萧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生浮梦”（《乌夜啼·昨夜风兼雨》）。越往后，他的宗教情怀越浓烈。空观无常的意识和对生命本质的把握使李煜的眼界更加开阔，词的意境也更为深远。难怪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③李煜后期之作《子夜歌》便是一例，我们能从词中体会到一位去国离家的“天子”对故土的思念和往事的追怀，因为他在这首词里传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要想得到精神的超越和真正的解脱，李煜还要锤炼修行的功夫，于是，他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法门——舍妄归真。这种“真我”在他的《乌夜啼》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特别是最后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道尽了浓缩无数苦恨的人生体验。朴素到近乎白话的语言，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产生令人欲言又止、难以说破而又意味深长的效果。每个人都能在最一句中或反思或使感情得以宣泄：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有的被尘世蒙蔽，有的则自我封闭，只有当一个人在深夜读这样的诗句，才真心流露，呈现“真我”。

词帝李煜，一个逃不过宿命的悲情帝王，似乎老天爷执意要用一生的枷锁和血泪造就出一篇篇熠熠生辉的千古绝唱。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也许不该过于情绪化的去同情或苛责。李煜在帝王政治和文学艺术上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慨，那流淌在诗词中的对人类的自我关怀超越了时空、超越了阶级，实现了李煜永恒的生命意义。

注释：

①于赛：《李煜与仓央嘉措比较研究》，硕士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

②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2009年版，第92页。

③(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宋)陆游.南唐书[M].南京：南京出版社，1932.

[2]叶嘉莹.叶嘉莹谈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3]李卫华.论李煜词中的无奈情绪及其文化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4]刘跃辉.南唐后主李煜若干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1.

[5]赵新宇.试论李煜词的悲情审美[D].黑龙江大学,2014.

[6]黎文雯.李煜与南唐佛教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