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繁盛

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繁盛

马英明

马英明（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广州通海夷道于唐代中叶开始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唐朝中国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对待世界各国，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积极吸收别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丰富自身的经济、文化内容。

关键词：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繁盛

0引言

自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中外交通往来主要是通过陆上要道即西北丝绸之路进行，自然地处于丝路沿线以长安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和西北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国早期对外开放交流的重心。但自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海上商路开始蓬勃兴起，而陆上商路日渐衰落，东南沿海地区从此取代西北内陆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往来的重心。

1广州通海夷道的兴起

公元前2世纪，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随后汉朝军队反击匈奴的一系列胜利战争，打通了由长安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此后在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维护下，丝绸之路得以保持畅通，从而成为中国早期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而沿丝绸之路开展的贸易往来是中外交流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商人和使臣从黄河流域穿越西北戈壁，翻越帕米尔高原交通域外的同时，亚欧各国的官员、商人、学者、艺术家及教士僧侣等也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中外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民族纷争不已、战乱频仍，这条陆上的商路受到不利影响，但控制中国北方的各政权为增强其统治力量均致力于维护丝绸之路的顺畅，使沿丝绸之路开展的对外交通得以继续发展。隋唐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高度繁盛，沿丝绸之路的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更是盛极一时。

但到唐代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塞，西北丝路贸易往来日趋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跃升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及交州（今广西至越南一带）等港口城市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交流的重地。在这些口岸中外商贾云集，进出口商品荟萃。唐中后期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进而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整体生产力和社会水平的发展与提升。[1]

一方面，唐以前南方地区经济开发程度较低，除江东外，大部分地区尚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而同期黄河流域开发程度已经较高，从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黄河流域当时不仅有相对发达的农业，而且手工业特别是丝织业在汉代生产规模已颇为可观，生产的织品品种丰富且质地精良，为丝绸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早期先民征服海洋能力低下，海路运输方式的风险巨大，因而经由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流的最佳通道。加上早期中外交通往来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如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为主，进口商品则大多是珠宝、象牙等奇珍异物。这类商品通常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适应西北沙漠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条件。商路沿线拥有发达地区黄河流域和河西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中国对外交通上领风骚上千年。

而到唐朝中后期，随着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航海与造船水平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显示出其在对外开放交往上的优势。首先由于社会的发展，南方经济得到深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江南地区自东汉末年开始开发，经魏晋南北朝、唐前期的努力，到唐中后期，江淮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其次，唐代中国造船业有了新的发展，所造船舶不仅载重量大大提高，而且坚固性增强，适宜远洋航行，以致一些外商也搭乘中国商船往来贸易。与此相伴生的是，唐代人们对季风、潮汐的规律的掌握、对海洋地貌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加强。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上航行的风险性大大降低，从而为中国人利用海上运输方式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提供了可能。再者，唐代中国瓷器制造业有显著发展，且中国瓷器一经出口即受到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从而成为中国一项新的出口品种。[2]而瓷器是一种易碎品，且重量较大，传统的需要翻越崇山峻岭的西北丝绸之路及以运力有限的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方式已无法满足瓷器出口的需要。而海上运输与陆上运输相比，具有行驶平稳、载重量大等优势，因而对于瓷器出口贸易而言，海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适宜。又加上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对境外香料的需求趋于增加，而所需香料产地则主要集中于南海各国及大食等海路交通发达的国家。还有一点就是，怛逻斯之战后，唐朝在中亚的优势开始丧失。随后不久，国内发生“安史之乱”，唐朝将在中亚的驻军撤回中原，唐王朝失去对中亚的控制。中亚地区陷入民族纷争之中，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塞。而此期间正值大食(阿拉伯)帝国取代犹太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取得了海上优势。强盛的阿拔都王朝迁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后，更大力提倡和发展海外贸易，不断派遣使团取道南海到广州登陆，同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其他南海各国也接踵而来。于是海路贸易超过了陆路贸易。

广州通海夷道的畅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粤北大庾岭道的开通。[3]当时经灵渠由桂江入西江一路，是进入岭南早期的主要通道，也就是溯西江入桂江，经灵渠入长江的支流湘江，从长江水系转往京师、中原各地。它引发了西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汉代广信（今封开）是交州刺史驻地和苍梧郡治所在。但经西江进入岭南，毕竟绕了一个大弯，而相对于西江通道，北江通道则路程缩短，直捷利便。沿北江至韶关，入浈水，越大庾岭道，下章水经赣江入鄱阳湖，进长江经运河而通往中原各地。当时之所以宁可绕一个大弯取西江道而拒用或很少利用北江一途，皆因大庾岭道未开。此道当时只是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峭壁林立，坎坷不平，行旅极为不便，从而造成越五岭之道路险阻难行。开元四年(716年)11月，唐开元宰相曲江张九龄召集民夫，开凿大庾岭新道(即大梅关)，并在两旁植松以改善公私贩运通道。大庾岭通道从此北接赣江上游的章水，南连北江浈水，沟通岭南和中原的经济文化物资交流。此道开通后，便取代西江—桂江—灵渠—湘江道，成为南北水运交通的主要干道，南下岭南，或北上内地者，大都取此道。值得注意的是，沿这条南北水运通道而来的商旅使客，越大庾岭后往往先在粤北驻足，尤其是北方战乱频仍，每当大的动乱，便会有大批的北方移民沿着这条南北水运的通道而来。粤北成为他们度岭避难的场所，宋末“珠玑巷”移民，就是最著名的一次。

广州通海夷道的畅通更是得益于广州港口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由于广东雨量充沛，这就使珠江水系经常保持充足的水位，大大有利于航运的发达。而广州地处三江出海汇合处，正当珠江水系的中心，成为海运和河运的交通枢纽。在古代没有先进交通工具的年代，水运是唯一具有经济效益(运量大、运费低)的情况下，广州起了江海联运的作用，经济优势非同小可。广州又位于亚洲大陆东南端，每年3至8月，受海洋气流控制，盛吹南向夏季风；自9月至翌年2月，受大陆气流控制，盛吹北向冬季风。这种冬夏季风的风向甚有周期，十分稳定，因此又叫舶风。广州帆船开往南洋、印度洋、东非、西欧以及拉丁美洲各国贸易，完全依赖于此种季风气候。而来自南洋、阿拉伯和西洋各国的帆船，每年夏季借西南季风驶来广州，再由广州转到东南沿海一带，可通达琉球、日本长崎等地；次年秋季，又借东北季风返航。这样利用季风风力，一年往返一次，随风顺流，给广州滨海城市的形成和开发以得天独厚的恩惠。当时便有“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赞誉。

2阿拉伯人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广州海外航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西行，通行印度洋航线，抵达印度洋沿岸诸国，而直达波斯湾。从广州到波斯湾航线全长共达一万多公里，是连接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是继汉代以来延伸了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这航道的西极，不仅是波斯湾，也遥指红海和东非。广州东行航线还通往日本、琉球以至朝鲜，利用西南信风，向东北航行。鉴真和尚便是从广州渡海去日本的。日本的高岳亲王真如来唐通好访问也是由广州渡海返国。广州作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作为海上贸易繁华商埠的出现和发展，而且经久不衰，这和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密切相关。广州借助地处三江交汇处的便利内河航道运输，编织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经济腹地。

首先，三江入海水道形成的珠江三角洲是广州经济的内层经济腹地。珠江三角洲河网密集，沟渠交错，水源丰富，灌溉方便，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极为有利于水稻、蚕桑、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喜温作物和塘鱼的生长，而且复种指数和产量都高，为广州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三江流域地区是广州经济的中层经济腹地。西江是珠江最大的干流，是广州联接广西大部分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因此，西江对沟通广州和广西的货物运输，对广州海外贸易的货物供应，无疑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江是珠江水系第二条航运价值较大的河流，深入到粤北和湘南的主要城镇和广大农村。粤北地区以及湖南、赣南的土特产货物，都可以经北江支流而运人广州出口，而广州进口的货物亦可通过北江及支流而运往粤北、湖南和赣南各地销售。东江是珠江水系第三条重要河流，东江是广州与粤东、赣南、闽南广大城乡交通运输的重要水道，粤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丝货、茶叶等土特产，都可顺东江流驶到广州出口。第三，珠江上游的云、贵、川、湘、赣等内地是广州经济的外层经济腹地。从广州沿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境内之后，可以通过广西境内的浔江、红水河、南盘江等水道，进人贵州、云南，又通过烊柯江而进入四川盆地。这样内河就把广州与云、贵、川内地联系起来。同时，广州也可以通北江、东江把腹地延伸到华东、华中地区，而且路程最短。任何一个贸易港，都与其经济腹地唇齿相依，腹地越辽阔，港口就越充满活力，其地位就越重要。广州就是以它依仗的航运触角使经济腹地伸到全广东以至整个中国，所以自古以来广州航运贸易十分发达，少有停滞。

唐代各朝政府基本上实行鼓励外贸的政策，对海外贸易国采取亲善友好态度，无论国籍大小，均以礼相待，并给予丰厚的回赠。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国来朝贡，太宗嘉其陆海疲劳，赐赍甚厚。对在广州等地的海外贸易商人，唐政府明令节度使常加存问。对于外商在中国境内经商或旅行，也提供了方便条件并加以保护。一般给外商开具两个凭证，一个是当地中官(即宦官)开给的，另一个是地方官开给的。前者是证明商人所带银钱或商货多少；后者相当于现代的护照。有了这两个凭证，外商在中国境内的往来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外商对唐政府的友好政策十分满意，他们感到中国对于商人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中国商业和公事上，都讲公道。[4]

为加强管理，唐朝按照里坊制度（城市居民住区按里坊划分的制度），在外国商民聚居区设置“蕃坊”。广州蕃坊出现在天宝初年，位于城外西郊，范围包括今广州市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以光塔街及其附近为中心。蕃坊委任蕃客大首领以自治。蕃客大首领由朝廷从蕃客中选拔，职能有三项：管理纳泊脚，禁珍异等贸易事务；指导宗教祈祷、仪式、寺院建设等宗教事务；处理诉讼等司法活动等。由于蕃坊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占多数，因而作为蕃坊领导者的蕃长一般由外国穆斯林居民中选出。唐政府通过市舶使联系蕃长，实施蕃坊管理。《羊城古钞》记载，当时来广州的商人很多，有些年份多达数十万人，当时出现了“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繁荣景象。

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于邵《送刘协律序》云：“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连毂击，会合于其间者，日千百焉。”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唐朝政府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掌管海上往来的船舶贸易、接待蕃客和征税。唐政府对外国商人来贸易，只要是按规定依数交付价值(货税)，和官市(官买)之后，就任百姓贸易(私人经营买卖)。这对于外国舶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公开保证外国舶商的公平贸易和合法利益，具体表现了初唐政府对外开放、招来蕃舶夷商的精神。

黑石号的发现就是广州通海夷道的最直接证明：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北的印坦油田海域海底，打捞出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海船——黑石号。该船长装饰华丽，而且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有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大部分运载物都出于公元920－960年间，可以确定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甚至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阿拉伯古籍也记载，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广州通海夷道于唐代中叶开始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唐朝中国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对待世界各国，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积极吸收别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丰富自身的经济、文化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这两个强盛充满活力的文明，通过这条广阔的蓝色大道，融会贯通、互通有无、彼此借鉴，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文明的交往堪称人类一切文明交往的典范。

参考文献：

[1]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2]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3]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

[4]《唐太诏令集》卷10.《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全唐文》卷75.

本文为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广州通海夷道的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