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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原始瓷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迄今已有80多年。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原始瓷,把中国出现原始瓷的时间提至夏代。南方吴城地区在商周时期是原始瓷器的主要烧造地,但是不能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
关键词:原始瓷产地南方烧造
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瓷器的发明和制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瓷的创烧和使用,是中国陶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揭开了中国瓷器发展的序幕。学术界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有陶发展到瓷,中间存在着一个发展和提高的阶段,商代至东汉的青釉器应称为原始瓷器,因为原始瓷器无论在化学组成和屋里性能上都已接近与瓷而不同于陶,所以对于这类器物就不能再称为釉陶”。
自原始瓷发现以来,关于原始瓷的产地问题的研究便未曾间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的原始瓷起源于我国南方地区,二是认为各地出土的原始瓷是由当地烧造的。
(一)“南方烧造”说
早在60年代,周仁、李家治、郑永圃通过化学分析,认为对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出土的陶瓷碎片的化学成分与“北方青瓷”有很大差别,相反的却与原始的“吴越青瓷”非常接近。1961年,经过再次研究,他们肯定了张家坡西周陶瓷碎片和屯溪墓葬中所得的青釉陶瓷器是同一地区烧造的这一观点,初步认为烧造地点可能在“吴越”地区。
70年代,程朱海、盛厚兴对洛阳西周青釉器进行研究,通过胎釉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岩相特征的分析,认为它们烧造于南方,很可能在浙江。廖根深通过分析对比各地原始瓷的胎质化学组成和器物的类型学特征,认为中原商代原始瓷的产地应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并且烧造中心从商至周经历了从江西转移到吴越地区的历史过程。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根据南北方原始瓷、唐代以前瓷器与陶器所含常量元素组成的对应分析,提出北方出土的原始瓷是南方生产的观点。陈铁梅等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得出我国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很可能是由南方某地区生产的,吴城及其临近地区可能是当时原始瓷器的生产中心。
宋健以马桥文化的年代为依据,将原始瓷、印纹陶样品的考古学观察、化学组成分析和物理特性结合在一起,讨论原始瓷和印纹陶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进而将原始瓷器的起源地定在浙南、闽北地区。
2003年,陈铁梅等再次运用中子活化技术新测量了五个商周遗址的原始瓷,测量结果依然支持商周原始瓷南方生产的观点。该文提出从殷墟晚期开始,除吴城地区外,出现了新的原始瓷生产供应地点或地区,它们似也在北方。
(二)“当地烧造”说
自六十年代以来,安金槐先生撰文论述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为当地烧造的观点。安金槐对比河南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原始青瓷器,认为它们“虽然共性是明显的,但却有着较大的区别,说明三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器不是在一地生产的”。
李科友、彭适凡将江西吴城遗址的原始瓷器和其他商代遗址特别是郑州二里岗的原始瓷器进行比较后,认为这些特征上的异同表明商代中期我国南北各地就已能普遍地利用瓷土来制造原始瓷器,它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影响,既有共同因素,又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张剑将洛阳出土的西周原始瓷进行化学组成分析、物理性能的岩相分析和烧成温度的测定,认为商周时期南北两地的原始瓷器不属于一个系统,更不能说北方原始瓷器就是由南方传入。
卢建国对张家坡西周瓷器“可能为吴越地区烧造”的论断提出质疑,他认为陕西、河南西周瓷器,特别是张家坡西周瓷器,应为当地或附近地区烧造。钱汇益分析发现山东地区原始瓷与吴城为代表的南方瓷系的原始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形制上有较大差异,与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北方瓷系有很强的同步性。因此,他认为“山东发现的商周原始瓷器是当地烧制”。
朱剑、王昌燧等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方法,测量了中国南北方商周时期若干重要遗址原始瓷胎,提出“我国古代的原始瓷具有多个产地”的结论。
鲁晓珂等综合多方面的资料,将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化学组成和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其他地区的一些原始瓷的数据一起做了对应分析。尽管实验分析的二里头遗址原始瓷样品数量较少,但是它们的胎料特征却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种不同的胎料组成有可能暗示二里头遗址的原始瓷存在多种来源。
至今原始瓷产地问题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长期以来,原始瓷“南方烧造”说似乎略占上风,但对于郑州商代遗址中被烧裂的残破原始瓷片,“南方烧造”说很难做出合理解释,而我国北方尚未发现原始瓷窑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夏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并非单一起源,南方吴城地区在商周时期是原始瓷器的主要烧造地,但是不能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和科学测试的精细化,原始瓷产地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突破。
(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古陶瓷论文集》“前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
(3)周仁等:《张家坡西周陶瓷烧造地的研究》,《考古》1961年第8期。
(4)程朱海、盛厚兴:《洛阳西周青釉器碎片的研究》,《硅酸盐通报》1983年第4期。
(5)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纹陶、原始瓷烧造地区的探讨》,《考古》1993年第10期。
(6)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第24卷第3期。
(7)陈铁梅等:《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8)宋健:《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9)陈铁梅等:《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3年第3期。
(10)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第8、9期。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的初步探讨》,《考古》1978年第3期。
(11)李科友、彭适凡:《略谈吴城商代原始瓷器》,《文物》1975年第7期。
(12)张剑:《洛阳西周原始瓷器的探讨》,《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4年。
(13)卢建国:《商周瓷器烧造地区再探讨》,《文博》1993年第6期。
(14)钱汇益:《浅谈山东发现的商周原始瓷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26日第7版。
(15)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再分析》,《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
(16)鲁晓珂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