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先生的《巴金的道路》(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对巴金精神局限的分析有不少精采中肯处，但是，文章的总体批评方式却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先验色彩：作者在品评巴金时，并不是从巴金自身出发，而似乎是在做一个古希腊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以“五四”为惟一价值准绳，将巴金作为对象(或者说猎物)放在床上进行丈量：凡是认为合于标准的则被认可，而被认为背离了标准的则被否定。这种批评方式，必然会导致主观意图对于客观事实的强烈侵害。
巴金研究
2002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