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攻心联》谈诸葛亮审时度势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1-11
/ 2

从《攻心联》谈诸葛亮审时度势

熊艺苏

(成都石室中学)

到成都不能不到武候祠,说起成都的名联,首先必说《攻心联》。这幅联蕴含着两层历史,又显出两代忠臣赤心的缘故。悬挂着《攻心联》的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中从来游人络驿不绝,对联研究的著作里也从未少过它。于是,我欲在众作的研究基础上,浅说几言,以发表管见。

《攻心联》全文如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联文大体意思是:

能够攻心服人,那么怀有贰心、疑虑不安的对立面就会自然消除,自古以来,深知用兵的军事家都不是好战之人;

如果不能够审时度势,那么其政令无论是宽是严都会产生失误,后来治理蜀地的人应当深思熟虑。

此联作者为赵藩(1851-1927),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字樾村,一字介庵。其书法苍劲,有骨力,此联就很明显地透露出颜体的味道。赵藩在书法和文学上造诣都很深,昆明大观楼长联及金殿牌坊匾额都是他的手笔,昆明昙华寺碑林、都江堰二王庙、乐山凌云寺清音亭等也都有其作品。

此联诞生时正值光绪二十八年,四川连年大旱,清政府以苛税压榨人民,再加上洋人教堂长期的横行霸道,川西义和团聚集揭竿而非起,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成都少女廖观音领导的队伍。岺春煊被任总督入川后接管军权,对义和拳运动展开了血腥镇压。但镇压并没有就此削减义和团的士气,反而是“前都骈诛,后者中踵”,于是岺采取了更疯狂的镇压。

在此之前,赵藩被云贵总督岑毓英邀入幕府做家庭塾师,岑春煊是其三子,岑毓英病逝后曾亲自出面为其请咨,又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两人算是师生关系。

赵藩在其先便被急调到成都相辅,镇压之后,赵认为岺此事做的不妥,又不便于直接进谏,在廖观音被杀害后,他才决心要另用他策。他得知岺春煊不久后要游览武侯祠,于是写下这幅著名的《攻心联》,将其悬挂在诸葛亮殿,以暗示岺春煊应放弃武力,采取攻心之术使义和团收敛。

上联“攻心”出自诸葛亮南征时,马谡送行时的建议:“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①这一建议体现在了有名的“七擒孟获”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中记载:诸葛亮对叛乱首领孟获:“七纵七擒”之后,仍然放走,孟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联中“反侧”语出《后汉书·光武帝上》:“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令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后来“反侧”用来指怀有贰心而疑虑不安的人。

此事充分显示出诸葛亮善纳雅言和以德服人的才智,对诸葛亮是肯定的。上联的典故所指和理解在众多研究中基本没有出入,而争议主要集中在下联。

对于下联的分歧大体可分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指的是岺春煊的镇压政策,应当学习诸葛亮是因审势所以宽严皆不误,对其治蜀持肯定态度。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宽严皆误”指的是诸葛亮的政策,对其治蜀成就持批判态度。

在这一联中,显然对“宽”、“严”都是否定的,难以读出作者对诸葛亮所实行的“宽”、“严”的肯定态度,再者,若“严”是指对岺春煊的镇压的否定,那么“宽”好像又无所指了。另外,如果审势指的是诸葛亮,那么蜀国似乎就不该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

于是对下联的理解,我更认同川大毕业的研究者罗开玉先生的观点,认为下联是在指出蜀汉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正是没有“审时度势”,导致“宽严皆误”。

首先,支持第一种观点者常用诸葛亮对法正的纵容说明其当“宽”时宽,用其“威之以法”、“限之以爵”佐其宜“严”则严。但史书中记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由此可见其严法并不很得人心。

罗开玉先生认为,更能体现蜀汉政权在“审势”上出了偏差的是其中对土著豪族的政策。

“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到东汉晚期,巴蜀地区的豪族势力已发展到它的顶峰。他们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他们通常以‘家’、‘族’、‘宗’等宗族关系为纽带,控制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家族徒附,建立起基本队伍。……故到东汉晚期,蜀中的大豪族可以一呼百应,敢与地方政府、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②

由此可风,土著豪族在当时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而蜀汉政权在建国之初,却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是对土著豪族进行打压。诸葛亮不加察证诛杀被诬陷的豪族常房诸子,还将其四弟流徙至越嶲(今西昌)。史学大家裴松辽对此评价“妄杀不辜,以悦奸慝,斯殆亡矣!”③在经济上加大铜钱面额以支持军用开支,对豪族过去的存款造成极大剥削。在人材选拔上沿用了汉代“察举制”和“征辟旧官制”,实际上察举制在东汉时已随着政治腐败,所举之人太多徒有虚名。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是察举出来的秀才不通文墨,孝廉之人和父亲分居,凭借某种品质得到赏识的人私下却恰恰相反,正说明了这种情况之严重。蜀汉的察举,征辟官制主要任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子弟,将土著豪族排挤出实权。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在政治领域也有更多诉求,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已经与发展不适应了。

与此相对,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保证了豪族的利益;东吴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也得到了豪族的支持。而蜀汉在对待豪族上的“不审势”使得在面临危机时豪族们都作壁上观,不愿为国出力。

关于“不审势”的问题,往深处讲,我认为根本是“兴复汉室”的国策出了问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更显示出汉王朝统治的岌岌可危。从唯物史观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也就是说,汉朝的一切制度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到了非破不可的田地。而蜀汉政权以“兴复汉室”作口号,并沿用汉朝旧制,是要逆流而上,显然是“不审势”的。

根本国策的失误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误,以致于后来姜维北伐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但即使是在这情况下,敌强我弱,诸葛亮仍然要选择北伐,并为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他“不审势”的表现。

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代明相,他全然“不审势”是说不通的,他自己也普著《论让夺》一文说:“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以此来说明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那么他为什么最后还会作出这样以卵击石的决定?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忠臣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辅佐自己的君主,诸葛亮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臣子,为了报先帝知遇之恩,实现其兴复汉室,还都中原的理想,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后“六出祁山”,直到最后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继承其衣钵与遗志“八伐中原”。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都是在尽忠,也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仿佛与审不审势已无很大的关系了,因为无论“审势”还是“不审势”,他都会作出这个决定,否则就无法实现他对先主刘备的承诺。

“不审势”就注定“宽严皆误”、注定失败,“审势”又与愿违,诸葛亮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岺春煊也选择了“不审势”,不过我们无法知晓他的心愿如何。

《攻心联》展示了“审势”与“不审势”的矛盾,更展示了“顺势”与心愿相违时的矛盾,这甚至是千古第一相也无法避开的问题。不仅是治蜀,当“势”与愿违,究竟是顺势,还是随愿,这都是要教后来人深思的了。

参考文献

[1]《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2]罗开玉《“攻心”联再研究》

[3]《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