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晖(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360-02
摘要:在梳理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企业的理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企业是市场社会的生产组织,是自由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约。企业合约具有效率属性和权力属性。对于劳动关系研究而言,两种属性都非常重要。
关键词:交易成本;企业的行动理论;具体行动体系;场域
那种理论里的企业模型,就像很多作家相信的那样,不是设计出来解释和预测真实企业的行为的;相反,它是被用来解释和预测观察到的价格(报价、支付价、接收价)的变化,该价格变化是条件(工资率、利率、进口税、消费税、技术等)变化的结果。在这个因果联系中,企业只是一个理论环节,一个思维构造,被借以解释原因如何导致结果。这与解释一个企业的行为不同。
——Mchlup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里,企业实际上只是一个生产函数。如Mchlup所言,企业在那里只是一个理论环节,一个思维构造,而不是组织。自科斯等学者以来,针对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已经很多,它们主要关注企业的为何产生和企业的边界问题。而有关工作组织的内在结构和运作的研究,现代经济学还处在早期阶段,它们讨论的还是非常一般的问题(Stephen,1984)。社会学对组织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它对组织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较少。从分析劳动关系的角度而言,关于工作组织的理论,既要重视组织的经济逻辑,还要回答要素在组织内是如何组织的。要建构这样的理论,需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本文拟在清理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组织研究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劳动关系研究的角度,揭示工作组织的特点。
一、经济学的解释及其不足
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的认识还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上,仅仅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即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出版《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技术函数的质疑,激发了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研究的浓厚兴趣,现代企业理论才逐渐发展起来。科斯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科斯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组织?鉴于经济学家视价格机制为协调工具的同时又承认“企业家”的协调功能,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协调是价格机制的工作,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又成了企业家的任务?科斯的回答是,“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科斯,2007)。企业组织的出现,就是用企业内部等级性的生产要素组合代替市场交易,从而节约交易费用。科斯还从劳动关系入手分析了企业性质。他把“雇主—雇员关系”看作是一种长期的、权威的契约关系。长期性体现在“一般条款”中,而权威性体现在“具体细节”中。“雇主—雇员关系”是前者长期购买后者的劳务,这种长期契约因为节省了每一次短期契约的费用并回避了风险,因而替代了短期契约,以企业的形式存在;一旦这种长期契约得到确定,“具体细节”则留待某个权威来支配。科斯实际上认为,企业的长期性和权威性特征使之区别于短期的、讨价还价的市场,因为这种契约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因而可以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存在(郭东杰,2006)。“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指导生产,而生产由市场上的一系列交易来协调。在企业之内,消除了这些市场交易,取代充斥交易的复杂市场结构的是企业家——也就是指挥生产的协调者”(科斯,2007)。总之,通过组织内部的分工,借助于权威指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张五常的间接定价理论发展了科斯的观点。张五常(2004)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由于估价某产品或获得某产品的有关信息通常需支付成本,如果采用通过对某些投入品替代物进行估价的定价方式,成本将大大小于对产出物的直接定价,但是这种间接定价的不足是不能获得象对产品定价那样充分的信息。因此,对契约安排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对替代物定价所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于相应的信息不足而造成的损失之间作比较。企业与市场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以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契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契约里,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契约规定,接受权威的指挥,而不再参照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阿尔钦和笛姆塞茨把企业看成投入的合约组织,也就是说,企业是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为了发挥彼此的比较优势,利用专业化协作来提高生产率而组成的一种合作性经济组织。他们之所以合作,是因为合作生产的总产品大于他们分别进行生产时的总产品。他们把合作性的生产活动称作“队生产”(teamproduction)。然而,“队生产”面临着如何衡量每个参与者的生产率和报酬的难题。在阿尔钦和笛姆塞茨看来,对生产率和报酬进行计量的困难以及节约计量费用的需要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存在计量困难的情况下,参与者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动机,而“搭便车”行为将降低“队生产”的效率。为解决偷懒问题,需要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然而监督者本身也可能怠工,为监督监督者,还必须有如下安排:企业所有人(企业家),⑴是与所有资源所有者签订双边合约的核心方(centralparty),⑵有权监督所有投入行为,⑶可以改变“队”的成员身份,⑷是剩余索取者,⑸可以出售上述所有权利(Stephen,1984:6-7)。所有这些安排一起保证监督者自己不会“搭便车”。因此,合约组织的主要问题是决定合约或产权系统,该系统确保投入的最有效的使用。
回顾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可总结出几个特点。首先,新古典经济学视野里的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函数,不是组织。但新古典经济学揭示了企业的目标乃经济利润最大化,这是需要肯定的。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企业为何存在,把企业看作为了分工合作的利益、节约交易费用并达到均衡的组织。在它的视野里,企业是合约组织,这个合约组织具有科层特点,也就是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契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契约里,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契约规定,接受权威的指挥。但是,仅仅认识到企业的目标和企业的科层特性还不够。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企业仍然还是个“黑箱”,全面的企业分析,应该打开这个黑箱,应该揭示科层组织内部的运作。
威廉姆森就曾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内部结构。他认为,交易成本视角的基本假设是,如果要节约交易成本,劳动治理结构与劳动交易特性应该匹配。他从人力资产(humanassets)的专用性和单个工人生产率的测量的难易度两个方面分析了长期劳动交易的属性,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劳动交易在这两个方面的性质不同,劳动治理结构也应不同。他把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和生产率测量的难易度分别分成高低两类,H1、H2分别表示低专用性和高专用性,M1、M2分别表示易测量和难测量,从而构造出四种劳动交易属性组合,与此相应则有四种治理结构:⑴H1、M1:内部及时市场(internalspotmarket),⑵H1、M2:初级团队(primativeteam),⑶H2、M1:责任市场(obligationalmarket),⑷H2、M2:关系团队(ralationalteam)(Williamson,1984:89-91)。我们可以把这四种治理结构看成四种劳动关系,则威廉姆森的贡献是揭示了劳动交易属性与劳动关系的在效率方面的联系。但弗雷德曼认为,威廉姆森的观点落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而且由于忽视了作为雇佣合约结果的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该观点对“黑箱”的解释苍白无力(Friedman,1984)。
二、社会学关于组织的观点
研究组织内部结构和运作,是社会学的传统,社会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斐然。总体而言,与经济学从效率角度研究组织的做法不同,社会学倾向于从权力的角度研究组织。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理论,分析了作为理性系统的组织的内部合法性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在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视野里,组织内部似乎不存在权力和利益冲突,组织成员都遵从明确的规章制度。显然,该理论未能很好地揭示组织内部复杂的结构关系。笔者认为,深入关注权力关系的几个理论是企业的行为理论、具体行动体系分析框架和场域理论。
企业的行为理论(thebehaviouraltheoryoffirm)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单脑(monobrain)。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未解决的冲突”,即假设行为人之间具有雇佣契约未完全解决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并认为“行为人不断地进行谈判和再谈判,以确定组织、次级集团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行为人之间很难达成利益的一致,这种一致也是难以维持的”(西尔特、马奇,2008:188)。因此,企业的基本问题,是构成企业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目标,那些目标可能互相冲突。企业只能解决部分利益冲突(Stephen,1984)。企业管理不仅要处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问题,而且要管理利益的结合问题。
具体行动体系框架是克罗齐埃等人在《行动者与系统》里提出的。拉法耶把该体系的公设概括为四个方面:⑴社会行动总是拥有一定自由的余地,在组织内部,他们永远不会接受被作为实现领导所决定的目标的工具,他们追求着各自的目标,其目标不一定与组织目标一致;⑵行动者自由不是绝对的,而要受制于偶然性与局限性;⑶行动者运用他们的自由空间在组织中获取权力;⑷行动者具有有限理性(拉法耶,2000:39)。具体行动体系其实是一种组织分析思路,是在对具体组织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其中重要的有克罗齐埃对巴黎会计事务所和联合工业垄断企业的研究,两项研究的成果构成了《科层现象》的内容。在该书的引言里,克罗齐埃表明了他关于科层组织的观点:“一个组织不单纯是由完善的科层机器规定的权力与义务所构成,更不是由老板或技术结构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劳动力对剥削的反抗构成。组织是由一些相互冲突、相互依存的游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通过这些游戏,掌握着往往各不相同的王牌的个人,遵照环境所确立的不成文的规则,充分利用自己的一切优势,拼命削减他人的优势,以求最大限度地谋得自己的利益”(克罗齐埃,2002:7)。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原本不是组织理论,是拉法耶在其《组织社会学》里把它带入了组织研究领域里。场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场域是位置或岗位的结构化以至等级化的空间,这些位置或岗位相对独立于其占有者;每个场域都有其特殊的规则和利益,这些规则和利益不可适用于另一场域;一个场域意味着占有或建造属于自己的资本;一个场域的结构是在某时间点,占据不同位置的机构或人员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一个场域也是一个活跃的空间,力量关系为维持或推翻现有状态再此斗争(拉法耶,2000:90-91)。与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平理论”、“组织平衡理论”等理论不同,场域理论认为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塑造一个具有独特权力结构和行动逻辑的“组织场域”,而该场域会进一步塑造组织成员的行为。笔者认为,场域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比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公平理论、组织平衡理论更能有效地解释员工在组织内的行为。
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把企业看成科层组织。但是,与马克思?韦伯的科层组织的理想类型把权威路径视为是自上而下的不同,它们认为组织内所有群体都掌握一定的权力,每个群体或个人都在寻求对别的群体或个人的控制,相互之间存在力量的较量和斗争;在工人受管理者的权威影响的同时,管理者也受工人的权威的制约。但是,这些理论却忽视一个事实,即管理者的权力和权威与工人的权力和权威在量和质上都有差异,双方的权力不是对称的。
三、结论
任何社会形态都有相应的生产组织。比如封建社会的庄园、共产党社会的国有企业,都是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的根本性质也是由社会的性质派生而来的。这些生产组织都是契约安排。封建庄园这种契约安排的焦点,是封建特权和农民的半自由。共产党社会的国有企业表面承认要素所有者(劳动者)的自由,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则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相较而言,现代企业是市场社会的生产组织,是自由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约。企业具有效率和权力属性。经济学揭示了企业的效率属性。效率属性有两个方面,即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一个关于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企业是获取分工合作的利益或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或合约安排。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还看到了企业合约的科层性质。社会学解释了企业的权力属性。在社会学看来,企业是不同利益群体或个人的结合,其中的群体或个人都掌握一定权力,他们之间存在不断的权力较量和斗争。从劳动关系研究的角度而言,企业的两种属性都很重要,它们共同决定这特定企业劳动关系的性质。
参考文献:
[1]克罗戴特?拉法耶,2000,《组织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科斯,2007,《企业的性质(1937)》,载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
[3]郭东杰,2006,《公司治理与劳动关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4]理查德?M﹒西尔特、詹姆斯?G﹒马奇,2008,《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刘昕,2004,《现代企业员工关系管理体系的制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米歇尔?克罗齐埃,2002,《科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
[7]张五常,2004,《企业的契约性质》,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晓晖: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劳动过程视域下的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研究》(10XJC840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