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日本近现代文学探索日本民族的精神构造

试从日本近现代文学探索日本民族的精神构造

张婕

汪弋力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摘要：从19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明治维新和资本主义化的影响下，日本文学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许多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家都依托当时的时代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当时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诉求。在本文中，将从经济、文化、思想四个方面，通过举例论述的方式，阐述日本近代文学特点形成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得出“傲慢”与“偏见”是中日两国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的矛盾导火索，是形成今天局面的主要原因，提出要从消除偏见的方向上，更进一步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理性对待日本这个邻邦。

关键词：日本文学；民族主义；国民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9-0000-02

一

1868年日本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进行了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和现代化的改革，史称“明治维新”。这次的改革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每个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是每个方面的重大改变。但惟独对一个方面的改变依然微乎其微，甚至置身事外，即日本文学。

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由政治家所设计，作家保持很大的独立下，文学的参与性不强，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大都是自由主义文学。当时日本文坛上公认的文坛领袖——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就是自由主义的领袖。前者身为高官，却能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回避政治立场，表达文学的非功利性；后者则把表现“则天去私”和闲适心境的“余裕”加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文学表达固然使日本文学“纯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一定的巩固，但在明治维新的大背景下，这样对个人的过分关注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明治维新遇到的问题格格不入。岛国环境虽然使日本的统一和改革相对容易了很多，但对改革后的进一步发展却是一直禁锢。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下，这种环境只会激发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文学也难以独善其身。

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好处，激发了日本各个阶层的民族主义观念。日本文学也不例外。受西方民主文化的影响，日本的作家依然难以摆脱“皇国”观念。即使是森鸥外和夏目漱石这两位自由主义文坛的领袖都在对明治天皇的驾崩做出了激烈反应，并且他们对于明治天皇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作家几乎都是持此态度。可见，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说到底只是狭义的脱离国内的政党政治，依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下，民族观念的影响，到头来还是服务于侵略战争。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侵略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日本文坛如何表现着场长达十几年的侵略战争？所谓反思战争的“战后派”不过是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人当成受害者刻画，极力表现日本军人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创伤”。野间宏的名作、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就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北山年夫在战场上丧失了同情和怜悯，对同伴见死不救，战后人性复苏，陷入痛苦的自责和忏悔中。”[1]这样一种自我同情和自我怜悯的心理，回避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没有对战争受害国的忏悔。这样的“反思”还不如不反思，日本文学由此堕落。战后的日本不仅仅是文学的堕落，是日本整个国家的堕落。这样的冲击对日本国民的观念、信仰产生强烈的冲击，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对自己的未来都感到迷茫，寄希望于感官刺激来寻找精神寄托。这时，“无赖派”便应运而生。[2]事实上，无赖派所要表现的是“反战后”倾向，表面的无赖和堕落的“无赖派”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反思和新的追求。虽然在反思上，“无赖派”还是不能真正承认对侵略战争的责任，但他们以表现堕落来蔑视、叛逆传统的道德理念，并对权威进行反抗，反应出“无赖派”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军国主义集团造成的。于是，坂口安吾在他的《堕落论》中发出“活下去吧，堕落下去吧”的呼声。这样的堕落并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败坏，而是通过堕落摆脱旧伦理道德的束缚。“无赖派”文学通过毫无顾忌的颓废，表现了一种对“人性的解放”的追求，也成了战后日本国民精神里的一种旋律。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恢复阶段。年青一代的作家对战争体验相对淡薄，也不在关注战争，他们将更多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的不关注战争，转而关注个人和生活，竟依然联系起了战争，发泄出一种对日本投降的悲哀和愤懑。阿部昭的《司令的休假》是表现退役军人家庭生活的题材，描写“我”的父亲战后20年的经历和周围人的生活。父亲原是职业军人，战争期间在儿子眼里是引以为荣的象征，战败后退役在家长期休假，成了只吃饭不做事的老头儿，一家生计难以维持，最终患癌症悲惨死去。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战败抱有深深的屈辱和忧伤。表现出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发展起来后，部分日本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不服。

时间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文学才逐渐摆脱一些传统观念和负面情绪的束缚，但日本经济的强盛还是让日本人飘飘然，冒出一些“日本人论”、“日本式经营论”等一些外部言论，更加激发了日本人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即使慢慢恢复正常，但也会衍生出一些新的民族主义内容。“90年代后,在冷战体制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再次发生变化,明显地表现出保守化和右倾化特征:强调’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肯定明治以来的国家发展史和扩张史,美化侵略战争,以’国际贡献’为名提升军事力量并不断谋求海外扩张,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煽动国民的排外情绪,纵容右翼势力抬头等。”[3]日本文学所贡献的是战争意识的“集体失忆”，为这个时候的日本社会右倾倾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日本近代文学，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日本的近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时期所反映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所有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是相差无几的，关键在于我们还要更深入的分析他们成为这钟面貌背后是何使然。

二

1.岛国地理环境造成日本民族争强好胜和永不服输性格的形成，其民族优越感的起落是随着在世界体系中所争得席位的高低而变化相挂钩，常常表现在要在外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体系中不断地争得更高一级席位的冲动上。明治维新后，当其被允许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时，国内的民族意识迅速膨胀，骄傲自大的民族心理开始泛滥。其次，在四面环海，交通手段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

对于日本来说一方面起到了使其免受外敌入侵人的天然屏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日本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封闭的岛国里，形成日本民族狂妄自大的国民性格，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神国，将天皇视为太阳神的后裔，但当日本人接触到大洋对面的世界时，又产生了一种自卑的性格。

2.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将人格独立出来，存在着“矛盾性”的思想认知。战后日本文学界普遍存在战争与和平观，即是一种“矛盾性”的思想认识，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观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需要清醒认识和给予批判的思想因素。战后日本文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深刻表现了日本作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反映了日本国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然而，战后日本文学的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反战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的不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侵略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而反对的是“战争的失败”或“失败的战争”。，战后日本文学的这种战争与和平观带有激进性的民族主义思想。日本战后作家对战争的揭露与批判，对和平的理解与呼唤，对侵略罪责的认识与表现，对日本失败结局和受到打击的理解是站在一定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进行的。民族主义的出发点就必然会与真正追求世界和平的立场在一定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矛盾。

3.战后没有对民族主义和极右思想进行认真清理。“日本病”的本质是“逃避责任”，这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日本人太在乎自己的发展前途而过于逃避责任了，并非是为公司谋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利益。不少日本人总是理直气壮否认其发动的战争是罪恶，他们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自卫战争”。时至今日，许多日本人还认为，他们不是输给中国，而是输给美国。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占别国与西方列强所为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否正确地对待历史，有没有勇气坦诚地认识历史，彻底反省自己，不仅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政治心态，而且可以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

4.战后经济的崛起对日本民族特性的双重影响。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团结合作，勇敢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日本李靖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于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主因。日本民族积极进取精神的崛起带动国家经济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更是使这种精神得到弘扬和发展。然而，经济的发展却在日本社会引起“脱亚入欧”，外交上倒向强势的呼声，极大程度地表现了日本人的功利性。

三

日本和中国不是天生的仇人。在历史上，我们与日本也有过很好的时期，比如唐朝。在那之后，中国与日本总是磕磕碰碰，矛盾不断。于中国，于日本都是源于“傲慢”与”偏见”。在日本落后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给以“倭寇”的蔑称，把他们当做蛮夷，得不到认可；日本自近代崛起后，受尽蔑视的他们，又反过来看不起落后自己的中国。两个民族这样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中日矛盾的从古至今，换个角度说，就是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中日两国至今都无法放下敌视的复杂心理。

既然是病态的心理导致的病态关系，为什么不着手解决呢？

1.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根据日本的民族性来应对日本的偏见是关键。首先这种崇尚权威主义的性格不是日本人天生或独有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其实，中国社会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过权威主义性格，形成了极左思潮。那么，如何改变呢?社会心理学开出的药方是:第一，采取与有偏见者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行为来消除偏见;第二，平等地直接接触，相互深入了解，消除先入为主的偏见;第三，鼓励形成命运、利益共同体开展合作;第四，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使人们认同并自觉遵守;第五，防止疏离或使对方感到蔑视。总之，如何促使具有从众的、集体的日本社会潮流转向对中日友好合作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反向。

2.加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增强中日两国高层互信和民间交流。回顾历史，从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到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山富市就历史问题发表讲话，这段时间可谓是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最好的一段时间。之所以会这样，离不开两国的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从高层而言，日本领导人应正确看待历史，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从民间而言，两国人民应多开展了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2]王向远.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M]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831.

[3]李莹.90年代后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J].日本学刊,20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