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偏见”“侵入”下的《论语》英译

译者“偏见”“侵入”下的《论语》英译

张雁珍

（山西省霍州一中，031400）

摘要：从西方阐释学的角度研究《论语》的文章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只是局限在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的视角之下研究的。本文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和斯坦纳是该理论的两位代表，把他们理论的“偏见”和“侵入”有机结合，从这个视角下研究《论语》更有探索意义。

关键词：论语；偏见；侵入；伽达默尔斯坦纳

1引言

系统的西方阐释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伽达默尔和斯坦纳是该理论的两位代表。从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理论的共同点切入，本论文作者勇敢地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同的偏见导致译者不同的信任和侵入，如宗教偏见侵入和文化偏见侵入，而这些正是致使译本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2偏见

偏见是伽达默尔对阐释学的重要贡献。他赋予偏见以积极的内涵，他指出启蒙运动对于偏见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偏见。他认为偏见可分为真偏见和假偏见，真偏见有助于我们理解而假偏见却会阻碍我们理解，导致误解的产生。很显然，伽达默尔为真偏见辩护。

3侵入

斯坦纳将翻译步骤分为四步：（1）信赖（2）侵入（3）吸收（4）补偿。根据斯坦纳所说，在翻译过程中，他无可避免地将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了原文，使翻译变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译者的第二个行动是深入阵地，进行获取，理解原文意思。圣哲罗姆有一个巧喻：译者把意义像囚犯般抓来。在翻译时，我们破解代码。理解如解剖---割开外壳，让核心部分彻底显露，又如挖掘矿藏，然后在地面上留下一道痕迹。

4译者的偏见侵入

伽达默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正是我们的偏见彰显了我们的存在。这样我们就能够运用偏见来更好的审视翻译过程，因为偏见强调了译者的创造劳动、主观色彩和独特魅力。正因为如此，带有不同偏见的译者翻译相同的文本却得出不同的译本。

4.1译者的宗教偏见侵入

西方翻译史起源于圣经翻译，西方人是浸泡在圣经传长大的，这势必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人逐渐意识到儒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孟懿子问孝。

Legge:MangIaskedwhatfilialpietywas.

Waley:MengITzuaskedaboutthetreatmentofparents.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在朕躬。

Legge:‘…OmostgreatandsovereignGod,thatthesinnerIdarenotpardon

Waley:…ohmostaugustsovereignGod,IfIinmypersondoanywrong

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由于受当时盛行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宗教价值的影响，理雅各时时把儒学比作基督教。他用一种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来调和儒学，他坚信基督教优于儒学。他的目的就是看见基督教取代儒学（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都是要向基督表明他的虔诚的罪人，如果他们想要得救的话。受强烈宗教偏见的影响，他把“孝”译成“filialpiety”、“帝”译成“God”、“罪人”译成“sinner”，这些都是在西方富含宗教色彩的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们的宗教迷梦，当第二次世界的硝烟弥漫空中时，一些无助的西方人开始求助于儒学，他们认为它是一剂良药。威利就是其中之一，他理解尊重中国文化，认为《论语》体现的是生活哲学，可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他的翻译显然受到了较少的宗教影响，如他把“孝”译成常用表达“thetreatmentofparents”、“罪”译成“doanywrong”。但是当他把“帝”译成“God”，他的宗教偏见还是侵入了。

4.2译者的文化偏见侵入

因为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偏见侵入就是不可避免的。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Legge:Themastersaid,‘Ascholar…’

Waley:Themastersaid,Aknight…

Lau:Themastersaid,“Gentleman…”

Huang:Themastersaid:“AshiwhoaspiresaftertheWay…”

黄继中虽把“士”译为shi，但在脚注中他补充道：“Thatclassofmenwhorankedbetweenministersandcommoners,inclusiveofminorofficialsandscholars.”在某种程度上，黄认为“士”是“官员”或“学者”。

理雅各把“士”译成“scholar”，在字典中，“scholar”这个单词的意思是“anintelligentandwell-educatedperson”。

然而，受其偏见影响，威利认为古代中国的“士”类似于英国中世纪的骑士（knight）。这样，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国学者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拿着武器的西方骑士。看到一个骑着马、拿着武器、穿着长袍的中国学者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受不同文化偏见侵入，译者勾勒了一幅中国“士”的多面图：刘殿爵的“gentleman”，黄继中的“ascholaroranofficial”，理雅各的“scholar”，威利的“knight”，相同的原文，不同的译文。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概念。“士”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还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许“士”可以译为ascholarwithmorality。

5结语

不是局限于一种理论，本文作者把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入手研究的确非常具有意义。译者带有偏见（如宗教和文化偏见）的侵入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译本。本论文不着力于探讨译本的孰优孰劣，而是探讨同一作品不同阐释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汉斯•伽达默尔,王才勇译.真理与方法[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汉斯•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南怀瑾.南怀瑾选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